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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岩松:万千声音中的一个】 白岩松的声音

    时间:2020-02-12 19:00:2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整个社会要有一种包容。不能因为有不对的声音,就连对的声音都不能说了。不对的声音,也是众多声音中的一个。      白岩松被一群娱乐记者围住了,第二天就是《新闻联播》主持人罗京的出殡日,年轻的采访者们以各种方式,或直接或迂回地希望他对此多说点“花絮”什么的。在表达了伤痛之情后,白岩松严词拒绝了此类问题。
      “他真严肃”,不太习惯的记者们私下嘀咕着。这就是白岩松的公众形象,连同他的眼镜和眉毛,一起成为了这位中央电视台著名新闻评论员的标志。
      私下里,坐在对面的白岩松没戴眼镜,穿着简单的Kappa运动T恤,电视机里在“无声”地播放着斗牛大赛。这也是他的习惯之一,走到哪儿都要看看体育频道。前一天他刚刚在“2009华语主持高峰论坛”的演讲上提出了12个字:“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而我好奇的是,和电视新闻为伍的这16年里,他真的一直如屏幕上那般自信吗?严肃之下,是否有过累了的时候呢?
      中国怎么说
      
      《新民周刊》:和杨澜这样频繁和国外嘉宾们对话的主持人不同,像你这样的央视新闻主持人和评论员,也需要去考虑在全球电视业界的影响力吗?
      白岩松:这是中国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谁也无法回避的问题,所有的媒体人都关心的问题。要问中央电视台什么时候成为国际大台,十几年前我的答案是等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现在中国正走在通往世界大国的路上,或者主动或者被动地,别人都会更加关注你的声音。通过媒体的变化,来看中国国内的变化;通过媒体的声音,来看大事发生时中国怎么说,所以你逃避不掉的,因为中国到了这个分量。
      《新民周刊》:什么时候慢慢感觉到了这个分量?
      白岩松:十几年前,大家只是提出“中央电视台什么时候能成为国际大台”这样的问题,但仅仅是提出问题,没有人会真的关心。但从这两年开始,你会发现你回避得掉吗?西藏事件逼着你思考,中国该如何去和世界沟通和交流,你怎么发出自己的声音;奥运会了,全球4万个注册和非注册记者像显微镜一样地在报道中国;汶川大地震时,大家都在关心你在媒体报道上的开放和透明。中国GDP已经是世界第三,隔几年就会变成世界第二,别人当然要关注这么大分量的国家。这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媒体人会提前预知到这个。
      《新民周刊》:2008年的一系列大事件发生时,你基于怎样的原则来发表你的评价呢?
      白岩松:基于新闻准则。总有人问你站在哪儿,好像要站队似的,你站在国家、政府、国内民众和国外的哪一边呢?不,我站在新闻立场。就像日常生活里面对很多事情,别人也会问我,你站在政府立场还是百姓立场呢?我站在事情的对错和方向立场上。有些事情,你站在政府立场上不一定对,站在公众立场上也不一定对,很多时候站在一种情绪的立场上时更需要理性,而且可能会有很多公众骂你。
      《新民周刊》:新闻要求客观。但杨澜也说了,现实情况可能是附庸一种情绪,要比探究事实容易得多,也更容易得到短期销售量和收视率上的回报。
      白岩松:事实摆在那儿,站在不同角度的人看到的是不同的,这的确是可怕的地方。不过有一点不用担心,新闻的客观不是哪一家新闻媒体的客观造成的,而是由开放和透明导致的所有人都可以站在不同角度去关注它,最后呈现出的结果才是最接近客观和事实本身的。
      总会有不同的媒体,站在不同的角度和准则,选择了事实的不同截面。怕的就是不公开和不透明,有的新闻事实只能允许少数的媒体拥有报道的权利,我倒担心它的不客观。即使它做得对,我同样担心,因为这种垄断中蕴藏着一种不客观。所有的媒体都拥有报道的权利,那才会接近客观。
      
      捍卫常识
      
      《新民周刊》:我们的社会正在巨变,你作为新闻人的心态是怎样的?
      白岩松:挑战更大。十几年前我们在《东方时空》开始电视改革,更多的是回到新闻应该的立场上。一点都不该表扬,没多做什么,只是新闻就该那么做,关注人,说人话,像个人。通过十几年时间,我们做到了,而且新闻监督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现在社会变革到了新的阶段,中国将要拉开的不是某个局部的变革,而是整体社会结构的变化,和谐社会是一个理念,另外还包括民主进程、社会多元化的声音和百姓的权利等等,中国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彻底的变革。作为新闻人,不能再简单地说新闻该怎么做,所以我提出了“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这是对我自己说的。如果别人愿意,也可以听听。
      《新民周刊》:捍卫常识,你说要强调1+1=2,因为当1+1=3会获得利益的时候,就会等于3了。什么时候意识到1+1可能不等于2了呢?
      白岩松:我每天都能遇到。身边有无数的话语,这些话语都以真理的姿态出现,可能相当部分都是伪真理,但你都得听啊,但听完后你不能被伪常识所迷惑。
      谁都知道1+1=2,你以为“文革”时人们不知道有些事是错的?知道,但明哲保身,所以大家走到了1+1=3的道路上。
      《新民周刊》:如何从利益中摆脱出来?
      白岩松:我不知道,但起码我不会那么做。看你如何去看待利益?先不要说责任这样的大词,就说《道德经》里的一句话“无私为大私”,哪怕你想要得到更多,先要有一颗无私的心。
      真正可怕的是小利益,但为了小利益,只要扭曲过自己一次,你可能就欲罢不能。你也许会得到一些表面的利益,肯定会失去长远的利益,这是稍微清醒一点的人都能看到的,难吗?捍卫常识不难,只要拥有勇气和良心,一般人都能做到。
      《新民周刊》:但人非圣贤,不可能永远不出错。
      白岩松:出错,和为利益而故意出错,是两回事。人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我天天做新闻直播,我的话语量是中国主持人中最大的,我也可能出错啊。但这种出错可能是因为自己的知识积累不够,或者你当时只看到了一二三四的事实,而五和六要到后天才能看到的。当然这种出错,在我的职业生涯里并不多。我时刻做好了出错的准备,在河边湿鞋是正常的,否则就不要去河边了,对我来说这不是问题。
      《新民周刊》:当年和你一起奋斗的那群台前幕后的新闻人,如今似乎各奔东西,为什么你还在那儿?
      白岩松:为什么我坚持下来?起码到现在为止,这是我认为的能让世界变得更好的非常好使的方法,或者说岗位。我也不知道五年后会怎样,起码我现在还喜欢它,在这场接力赛中我正拿着这一棒在奔跑。跑好它。
      《新民周刊》:你在2000年前后主持了大量的大型节目直播,然后进入新闻频道担任新闻评论员。是到了这个火候了吗?
      白岩松:十几年前《东方时空》创办时,创办人孙玉胜(现中央电视台副台长)非常明确地说过,我们的主持人将来的发展方向是记者―好记者―主持人―好主持人―新闻评论员。当时他在台上说,我在台下听得非常清楚。也许我早了点,40岁刚过就当上了新闻观察员。但是从电视改革的角度来说,晚了点。
      
      不怕越位
      
      《新民周刊》:在你的背后,有多少的幕后力量呢?
      白岩松:《新闻1+1》是个非常小的团队,十多个人应付每天半小时的新闻直播。小型化是将来的必然,一个大耗能的电视操作模式结束了。
      《新民周刊》:别人给你撰稿吗?
      白岩松:在过去十几年,就念过一两次别人写的稿子吧。我的稿子都是我自己写的,这不是大话,我到现在还不会用电脑。《新闻1+1》是直播,我从来不会准备太多的稿子。《新闻周刊》是非常严谨的周播评论,我会在家里先写下来,通过电话录出声音,由速记打印成文字,晚上再录。先录下来,是为了让编辑知道我要说什么,才能更好地编辑画面,以免信息重复。
      《新民周刊》:录一期45分钟的《新闻周刊》,你写稿需要多长时间呢?
      白岩松:两个小时吧。但为了写,我要看很多东西。从2003年(当时叫《中国周刊》)到现在,不是我录的节目也就五六次。我大部分的星期五都会在北京,这本身就是无数利益的放弃。
      《新民周刊》:有领导在你的直播现场吗?
      白岩松:不会。我直播时,现场只有制片人,负责技术方面的问题,没有领导。如果不放心,就不要让我做。放心的话,那大家彼此都明白,要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门开了,我不会让它再关上的。难道做了十几年的新闻主持人,达不到和领导一样的新闻判断能力吗?如果连这个自信都没有的话,就不要做了。
      《新民周刊》:那你会不会为了让这扇门永远开着,就站得离门远点呢?
      白岩松:我这样做了吗?我的节目每天都在播,我是不是站在前沿的,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如果一个节目怕越位,和自己的后卫站在一起,这样的节目早被淘汰了。我绝不会因为怕越位而失去前行的勇气,我一直在说要贴着最后一名后卫站着。
      《新民周刊》:赵忠祥说,新闻评论最重要的是预报,说准明天会发生什么。你怎么看这个说法,预报重要吗?
      白岩松:不重要,思想也不重要。在一个纷繁复杂的时代做新闻评论员,最需要的是勇气、敏感和敏锐,还有预判和方向。总有很多人说,做新闻评论员需要思想,这是个误读。思想就那么多,我不是写学术论文。比如周一我在节目里提出一个明确的看法,今后的高考能否改在每年6月的第一个周末。今年的高考第一天是周末,和第二天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社会也付出了极大的成本。这需要思想吗,只是需要有人说出来。
      《新民周刊》:现在很多电视台强调双语主持人。你觉得外语能力对于主持人来说是关键吗?
      白岩松:有更好,没有也不是大问题。我上次在耶鲁演讲时用的是中文,即使我英文再好,我有足够的能力做英文演讲,我肯定还是用中文演讲。当然耶鲁方面考虑得也很细,他们给我请的翻译是美国人,他以听众最能理解的方式来翻译。如果是来自中国的翻译,对我的理解极其准确,但是翻译后不一定。我是学俄语的,现在也在学习英语,曾经花了一年从ABC开始学起,现在应付日常对话已经没问题,未来肯定还要继续深化。
      《新民周刊》:当时你在美国制作了《岩松看美国》,还是你一贯关注细节的风格,但我知道出发前很多同行都在期待着你能接触到美国的大人物们。
      白岩松:没有细节,就没有节目。意识形态中任何的伟大,都是由伟大的细节构成的。我可以选择很多热门选题,但到了我这样的年龄,我不会选择那些表面很热闹、一两期收视率很高但过后就被忘了的节目。很多人问我如何看待收视率,我说,我心目中最高的收视率是中国的乡村里能开出一辆校车,无家可归者也可以在公共图书馆里自由穿行而不遭受歧视。
      
      接受表扬,也接受批评
      
      《新民周刊》:你过了为得奖开心的年龄,你也过了要收视率证明自己的年龄。十几年前你绝对不是这样想的吧?
      白岩松:那当然,过去几年在我身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我不会为收视率而去做什么,但我的节目收视率从来都不低,上两周整个频道的最高收视率都是我的《新闻周刊》;我不会总去说一些人们觉得好听顺耳的话,有些事情是要有勇气挨骂的;不能再想着要有多大多大的影响力,我不过是万千声音中的一个;关于奖项,我拿到了中国新闻人所能拿的所有的奖,希望有一天我能退出所有的奖项。
      《新民周刊》:你这份工作随时随地要面对批评,当然有时可能是极其夸张的误解,你怎么反应?
      白岩松:我能接受很多过度的表扬,为什么就不接受批评呢?你以为给我的表扬都正常?我1989年毕业,天然对民主会有自己的思考,你可以不同意别人说话的内容,但是要维护别人说话的权利。让别人说吧,很正常,哪怕不对的声音。他可能今天骂你,过段时间可能就会觉得你是对的,要有一段过程。
      人该如何面对批评?我也一样,没有道理,我不会生气;有道理,那我就要慢慢去改,而不是去责骂批评者。整个社会都该给批评者更宽松的余地,将来的新闻评论会越来越多,有对的也有不对的,整个社会要有一种包容。不能因为有不对的声音,就连对的声音都不能说了。不对的声音,也是众多声音中的一个。
      《新民周刊》:继续往前走,最大的动力是?
      白岩松:往前走,最大的动力就是好奇。别想那么多,把眼前和未来短期的事情做好,保持永远的好奇。最佳的状态应该是“我去意已绝,观众恋恋不舍”,千万别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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