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分析哲学的“结合”研究_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摘要：分析哲学的理论旨趣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逻辑转向的重合造就了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形成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种“结合”具体是通过分析哲学的概念、逻辑分析等分析方法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命题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实现的。分析哲学的引入，一方面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各社会科学思潮的交流空间，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精确性、科学性；另一方面由于分析哲学自身方法论上的分歧，分析哲学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仍有较大的随意剪裁空间。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分析哲学：结合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6－0019－05
　　作者简介：何京(1981－)，男，安徽肥东人，南京政治学院政治理论一系博士生；刘艳(1980－)，女，安徽宿州人，安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一书最先做出了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系统性结合的尝试且在理论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这本书一般被认为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及代表作之一。在这本书中使用最多且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柯亨利用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和原理进行的层层递进式的、抽丝剥茧般的分析、澄清及辩护。因此，从方法论层面可以说分析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引入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首要原因。国内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最先做出系统研究的余文烈先生就认为“从形式上看，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是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结合’的产物”。那为什么分析哲学会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分析哲学具体是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这种“结合”存在什么问题以及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
　　一、分析哲学的理论旨趣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逻辑转向
　　19世纪中后期黑格尔哲学大厦崩塌，权威的消失使欧陆哲学界分裂为诸多不同流派，犹如王朝崩溃后经常出现的军阀混战局面，这些流派在诸多哲学问题上彼此对立、互相争论。但由于缺少共同的理论信仰和方法论原则，这些流派间的争论或是“鸡同鸭讲”般的无焦点碰撞，或是西方哲学史早已讨论过而又无任何结果的问题。这时的欧陆哲学界在热闹非凡、活力无限的外表下，实质上则陷入了某种无结果的历史循环。一位哲学家这样描述当时哲学界的状况：“没有一门别的科学像哲学界这样，有如此多的争论和意见分歧。在哲学界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与此同时，在历史上曾经被视为哲学“下属”的自然科学在这段时间内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科学大师群星璀璨，科学发明不断涌现，由此导致的工业革命更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两种学科发展的巨大差距使很多哲学家产生了深深的危机感并迫使他们对于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对于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就，一些哲学家经过仔细分析后认为原因有两点：一是从理论旨趣上说自然科学强调的是对知识精确性、确定性的追求：二是自然科学采用了一种不同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数学。数学的精确性、确定性的特点可以使自然科学沿着一个确定的轨道去追求自己的目标，避免了研究中反复出现的因概念混淆、理解偏差、表述模糊而造成的无意义的争论。哲学研究的方法论虽然纷繁复杂但都不具备这两个特点。那是否可以将数学或者说某种更宽泛的自然科学方法引入哲学研究，克服哲学研究方法论上的“缺陷”呢?G·弗雷格首先对此进行了尝试。他根据数学所蕴含的逻辑关系，发明了数理逻辑即利用符号系统和计算的方法来代替人们思维中的逻辑推理过程的一种方法。通过数理逻辑，人们就可以通过特定的符号代替相应的语言、表述相应的概念，进而对相应的哲学问题进行语义及逻辑分析了。在语义和逻辑分析下很多哲学问题要么从逻辑上被排除了、要么所涉及的问题更加明确了，人们所需要研究的哲学问题域大大缩小了，这就为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这种方式，数理逻辑和哲学研究就结合起来，形成了分析哲学，哲学研究也因此有了一个相对统一的方法论原则。从上面对分析哲学产生的历史逻辑的简单回顾中可以看到，其最大的理论旨趣在于它认为语言及逻辑是解决哲学问题的关键。语言是思想的具体体现，逻辑是思想形成的基础。思想的结构总是以某种方式与我们的经验世界相契合，通过逻辑探索语言的真谛就会发现我们思考世界的方式并了解世界的本质。基于这个旨趣，分析哲学反对在没有进行相对精确的语言及逻辑分析的基础上构建解释世界的庞大哲学体系。概念的含糊性、命题的不可证实性都会导致庞大哲学体系的崩溃且会引起愈来愈多的哲学争论使哲学研究陷入没有进步的、周而复始的循环之中。
　　而马克思主义在其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后，短短几十年间，根据马恩留下的浩如烟海般的文本发展出了几十乃至上百种有一定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流派，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但由于缺少共同的方法论或对于方法论理解上的巨大差异，一方面，这些流派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指向、实践策略等一系列问题上有着完全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理解，另一方面，这些不同也无法构成良性竞争，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动力。因此，马恩去世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所面临的局面类似于黑格尔去世后的欧陆哲学界：有竞争而无良性竞争、有发展而无深入发展。分析哲学诞生于马恩去世不久，由于时机尚不成熟，分析哲学并没有立即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结合起来。因为，从理论需要上讲，直至20世纪5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理论流派正处成长阶段，发展空间仍然较大，没有面临类似黑格尔哲学体系崩溃后欧陆哲学所面I临的急需理论突破的相对成熟的“碎片化”局面。从现实层面看，20世纪初期直到80年代以前，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三世界国家此起彼伏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及与之相关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等一系列的成功。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实践上的巨大成功遮蔽了其理论上面临的问题。从理论土壤说，俄国或者苏东国家始终把分析哲学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来抵制，欧陆理论界则更倾向于整体主义的宏大理论叙事，英美理论界虽有浓厚的分析哲学传统。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英美国家并不流行。因此，无论从理论、实践还是客观现实来分析，此时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条件尚不具备。 　　但“不具备”的背后也一直在孕育着“具备”的条件。首先，哲学研究的后起之秀、分析哲学氛围浓厚的美国在战后经历了麦卡锡主义的肆虐、民权运动的兴起等一系列打击，这些挫折很大程度上被认为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因此，20世纪60、70年代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国国内左派运动开始兴起，马克思主义作为左派理论的代表自然被引入进来。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就获得了更加丰厚的分析哲学土壤。其次，到20世纪7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已与西方各主要思潮成功进行了结合。形成了蔚为壮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运动，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对西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已得到充分发展，面临着又一次的理论突破。再次，西方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学生运动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失败，使其遭受了实践上的重大挫折，在西方左派理论家眼中，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种种实践上的成功已经不能掩盖其理论上的某些问题，而这也需要更深层次的方法论原则或者更具代表性的方法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分析其失败的根源，所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又具备了诞生的实践环境。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界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是否可以借助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通过对马恩留下的海量文本的分析一定程度上解决困扰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已久的诸多理论及实践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引发类似的“语言学转向”，推动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呢?当然，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值得进行尝试。因此，分析哲学对语言和逻辑的重视的理论旨趣与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就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重合。一方面作为分析哲学中牛津学派代表人物赖尔的学生，有着浓厚的分析哲学情节；另一方面作为出身于共产主义信仰的产业工人家庭以及就读于信奉共产主义的组织管理的学校，有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柯亨当仁不让完成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临门一脚”。
　　二、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具体阐释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使用了四种方法分析马克思的文本、澄清马克思的思想以及反驳别人的观点。这四种方法分别为：日常语言分析法——根据“语境原则”在具体语境中理解语言含义的方法；人工语言分析法——把日常语言翻译成人工语言再进行相应的逻辑分析的分析方法；概念分析法一通过研究概念之间的种属、交叉、全同等各种关系确定概念的内涵、外延来理解术语所表示的准确含义的方法；逻辑分析法——运用基本逻辑规则进行的反驳、论证、猜想的方法。在逻辑分析法中柯亨使用最多以及论证的问题最为重要的是归谬反证法、二难推理和类比论证法。概念分析是分析哲学的核心。概念是语言最基本的组成部分。逻辑分析法是分析哲学的基础，逻辑分析可以确定概念的含义、命题之间的关系等。日常语言和人工语言分析法是语言分析的直接手段。由于逻辑分析法是其他方法的基础，因此限于篇幅原因，我主要通过归谬反证法、二难推理和类比论证法三种最基本的逻辑分析法的运用来阐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方法，其间涉及到其他层次的方法也进行相应介绍。
　　(一)归谬反证法
　　归谬反证法就是不正面论证自己的论点。而是通过对方的逻辑和思路推导出一个明显荒谬的结论，使其论点不攻自破，从而证明自己观点的方法。柯亨在论证“利用束缚”和“最终束缚”哪个更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时就利用了这个方法。所谓“利用束缚”就是引发新的生产关系取代旧的生产关系的革命体现在旧的生产关系为对现有生产力的利用上束缚，而不是传统上所认为的对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束缚。“最终束缚”则是导致革命爆发的对生产力的束缚既体现为旧的生产关系对现有生产力利用上的束缚，也体现为对现有生产力发展上的束缚。柯亨首先提出了一个对历史唯物主义通常的理解方式：历史从根本上讲是人的生产能力的增长，社会形态根据它们能够实现和促进，还是妨碍或阻止这种增长而兴衰。由于在通常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和马克思在《序言》中所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都明确表达了这句话中的第一个命题，第一个命题基本没有争议，因此使用“利用束缚”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时，第一个命题不能改。另外，在“利用束缚”的解释中，促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增长对生产关系的改变已经成为次要问题，因此对这个表述改动最小的表述就是保留第一个命题，修改第二个命题即改成：历史从根本上讲是人的生产能力的增长。社会形态根据它们能都实现和促进，还是妨碍或阻止对这种生产能力的利用(生产能力的增长是这种利用的扩大)而兴衰。但柯亨认为这种采用“利用束缚”的表述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什么促进生产能力的增长却没有谈”，理论就不完整或模糊了。在通常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方式和马克思《序言》的经典表述中，既定的生产关系(持续存在的经济结构)促进或阻碍生产能力的增长。二是，第二个命题表达的意思是：社会形态改变的最终依据是其对生产力的利用状况，而第一个命题则是说社会形态的改变依据的是人的生产能力的增长，第一和第二个命题之间缺少了逻辑上的联系，理论的逻辑联系就中断了。据此，柯亨得出了“利用束缚”这个概念来表述历史唯物主义至少存在较大漏洞的结论。这样，柯亨按照对方的意图推导出了对方存在的漏洞，削弱了对方观点的可信度，为接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类比论证法
　　类比论证就是根据两个对象在一些属性上相同或相似，推论两者在其他方面也有类似属性。柯亨为了澄清生产力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就用到了类比论证法。他通过考察生产力的词源首先确定了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的明确含义：生产力就是生产能力。而生产力是一种能力，能力不是关系，所以生产力不是生产关系，也就不是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但柯亨指出，同时人们又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就意味着生产力在解释经济基础上是基础性的即生产力是经济基础的基础。生产力既是经济基础的基础，而生产力又不属于经济基础，是不是存在矛盾?柯亨认为不矛盾。然后，柯亨考察了表述这个矛盾的命题：如果生产力在解释上是基础性的(柯亨称之为命题的前件)，那他们就是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后件)。柯亨认为这个命题的前件可以接受即为真，但我们在接受前件的同时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接受后件即前件为真不构成后件为真的充分条件。因为“基础”这个词有诸多不同含义。不同的含义可以导致接受前件的同时而拒绝后件。这样“基础”这个词就成为了上述命题真假的关键所在，接着柯亨利用概念分析法和人工语言分析法分析了“基础”这个词。柯亨举例说，如果X是Y的基础，那无疑Y就基于X。但Y所基于的东西也许是Y的一部分，也许不是Y的一部分。然后柯亨进行了类比论证。例如可以认为房子基于地基，地基确实是房子的一部分。但雕像基于底座，而底座则不是雕像的一部分。最后，柯亨得出结论：生产力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有如底座与雕像的关系一样，生产力是经济基础的基础，但它不属于经济基础，上述命题错误。这样柯亨又利用概念分析和人工语言分析法在确定了“基础”这个词相对准确含义的基础上，通过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类比为底座与雕像之间的关系成功解决了人们通常认识中生产力与经济基础之间看似矛盾的关系。 　　(三)二难推理法
　　二难推理法是根据对方意见提出一个有两种可能性的选言命题，再由这两种可能性的命题推导出对方难于接受的结论，由此构成一个反驳或结论。柯亨在证明“可运用于生产的科学知识是生产力”的时候，就运用了二难推理的方法。柯亨面对的反对意见是精神性的东西(科学)不能是物质性的生产力，但马克思说过：“物质的(因而还有精神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根据马克思的说法柯亨认为可以有两种理解方式：(a)精神生产力是物质生产力的一个子集；(b)精神和物质生产力分属两种性质不同的生产力。如果把“物质的”反义词理解为“社会的”，而不是“精神的”，那么“精神性的东西”与“物质性的东西”就不会发生矛盾，精神性的东西(科学)就可能成为一种物质性的生产力。这样(a)可以成立。如果(b)成立，则意味着马克思认为存在精神上的生产力。反对意见的逻辑前提即一切生产力都是物质性的就不能成立。因此，根据马克思的那句话，反对意见就在选择哪种理解方式中发生了“二难”。因为，无论选择哪种理解方式，都不能驳倒“可在生产上使用的科学知识是生产力”的判断。
　　三、启示与局限
　　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的引入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尝试，而这种尝试无疑会对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带来重要启示。一方面，“西方主流方法论”的引入使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社会科学思潮对话有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两个主要方法论原则，这也是所谓西方主流社科理论界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而无论是在马克思文本中还是我们传统中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主要运用的都是唯物辩证法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方法论整体主义。对于辩证法柯亨做出过这样的评价：“我说过，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拥有一种独特的有价值的方法。其他人则相信它拥有这样的方法，他们把这种方法称为‘辩证法’方法。但我们认为，虽然‘辩证法’这个词在被使用时不总是没有明确的含义，但在用来表示一种与分析的方法相对应的方法时却从不具有明确的含义：就不存在能够挑战分析推理的辩证推理形式这样的东西。”对于方法论整体主义柯亨也说过：“就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从狭义上讲是分析的而言，他们都拒绝这样一种观点，这种观点把社会形态和阶级描述为服从行为规律的整体，而那些规律却不是构成它们的个人的行为的作用”。因此，这两组方法论所采用的理解世界、解释社会现象的出发及落脚点有诸多不同，且这种不同会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与“西方主流理论界”之间交流上的障碍。所以，这两组方法论原则无论冲突与否、马克思主义是否能以这种方式被“分析”，以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去理解马克思主义都至少在方法论层面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与“西方主流理论界”搭起了一座桥梁。通过这座桥梁马克思主义可以把许多真理性的东西展示给“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界”，进一步提升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学科和西方社会的影响力。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可以通过这座桥梁借鉴西方主流社会科学领域一些好的东西来发展自身。罗默利用博弈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剥削问题的“科学”分析、尼尔森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蕴含的相对性原理对正义问题理解、赖特按照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阶层的划分以及柯亨利用分析哲学为历史唯物主义所做的辩护等都极大影响了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界对相关问题的判断。另一方面，对历史唯物主义核心概念内涵、外延以及之间相互关系的精确界定，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确性、科学性奠定了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庞大理论体系是建立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等几个核心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之上。从逻辑上说，其中任何一个基本概念的含义或者它们之间关系理解上的细微偏差都有可能在逻辑规律的支配下，经过层层推理逐级放大，在最终的理论层面形成巨大差异即形成理论的“蝴蝶效应”，而组成最终理论的概念以及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样具有巨大的张力，因此在人们之间交流不充分的情况下，在社会中有可能形成共同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完全不同的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解读共存的奇异景观。从理论上说这种奇异景观。一方面会造成理论信仰的动摇。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解读是理论信仰的具体体现，不同的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解读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不同的理论信仰。因此，对社会历史发展完全不同的解读也意味着理论信仰实际上的缺失。另外，在不经过深入逻辑反推的情况下，由于概念的细微差别而形成的完全不同的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解读可能会被归结为理论本身在世界观、方法论上的严重错误，进而“反噬”并瓦解作为其逻辑起点的理论信仰，而共同的理论信仰的缺失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替代(况且共同的理论信仰可能仍然存在于形式之上和宣传之中)，进而形成理论信仰上的真空，给社会稳定带来未知风险。另一方面，会造成实践策略和现实利益的冲突。理论指导实践，理论的不同必然带来更大的实践策略的差异以及由于实践策略的差异造成的各种现实利益的冲突。例如造成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各类冲突、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争论等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追溯到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理解上的差异而导致的实践策略和现实利益的冲突。我国通过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人权”、“民主”等核心词汇的内涵、外延的详细解释解决了多次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争论，赢得了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则是对理论的“蝴蝶效应”逆向运用成功的经典案例。而通过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依照马克思的文本，就可以在严密的逻辑分析的基础上相对精确的界定历史唯物主义核心词汇的准确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夯实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基础”，提高我们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确性、科学性，限制由理论的“蝴蝶效应”产生的诸多不良影响，这对进一步坚定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无疑大有裨益。
　　当然，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也存在问题。第一，对不同分析方法的运用会导致不同的结论。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可分为人工语言分析法和日常语言分析法。如前所述，日常语言分析法在确定文本所表述的准确含义时强调上下文及言说背景的重要作用，人工语言分析法则完全按照文本中的显性逻辑来理解其含义，而依据两种不同的方法对同一文本进行分析就有可能形成完全不同的理解。例如，在资本主义的剥削是否正义的问题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依据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就得出了截然两分的观点。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剥削称为资本家对工人的“掠夺”，按照“掠夺”这个词的显性逻辑，“掠夺”无疑是非正义的，据此柯亨认为马克思是把资本主义剥削作为非正义的行为来看待的。而伍德则通过日常语言分析法指出，根据马克思的正义观，“掠夺”是否正义要看受害者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通过掠夺或提供贡品的方式建立了一种稳定的交换关系，且双方这种稳定的交换关系符合当时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那“掠夺”就是正义的。而资本主义剥削与“掠夺”性质类似，在一定阶段进行资本主义剥削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经阶段，所以，资本主义剥削也是正义的。这样，依据相同的文本，伍德就与柯亨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但他们运用的都是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第二，即使采用完全一致的分析方法，由于分析所涉及的层次不同。仍然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关于功能解释在社会学领域是否适用的争论就是他们利用分析方法对于同一问题所分析到的层次的不同造成的。作为功能解释的存疑派的埃尔斯特认为，明确的反馈机制的存在是功能解释在社会领域适用的充要条件。例如，以长远利益来解释制度或政策的形成这样的功能解释就是不合理的，因为一项长期有益的制度或政策有可能短期效果是消极的，而短期的消极后果会阻碍正向的有效反馈机制的形成。可以看到，埃尔斯特对功能解释的反对是基于逻辑上比制度或政策更基本的个体理性的层面。对此，功能解释的肯定派的柯亨不以为然。柯亨认为有时由于种种原因在理论上无法构建明确的反馈机制。但功能解释也可能成立。柯亨以一个类比反驳了埃尔斯特，例如“一个不知道遗传学说和进化理论的人。当他发现昆虫有规则地发展出能抵御周围杀虫剂的器官时，他会自然得出结论说，昆虫发展那些器官是因为他们具有保护功能，尽管他对此无法说出更多的理由。”无论这个类比是否合适，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例子中柯亨主要在现象的整体或者说宏观层面肯定了功能解释的合理性。从根本上说，双方的争论源于分析层次的不同。对于社会现象，在微观机制尚不明确的情况下，埃尔斯特相信微观分析，而柯亨则更倾向于宏观判断。可以说，在功能解释的问题上埃尔斯特比柯亨更“分析”，柯亨比埃尔斯特更“宽容”。柯亨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2000年版导言中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对此评论到：“随着科恩对埃尔斯特的指责。即科恩认为埃尔斯特拒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功能解释反映了一种过于坚持狭义上的‘分析的’立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主要问题便集中在这个问题上。”综上所述，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剥削”和功能解释的争论中，可以看到，由于方法论上的缺陷，即使有形式上的优美、逻辑上的严密以及坚实的文本基础。分析哲学仍然有较大的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所需要分析的理论进行随意剪裁的空间。所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精确性、科学性到底如何、对马克思主义的澄清能达到什么程度等诸多问题都值得进一步讨论。
　　参考文献：
　　[1]余文烈，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2]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主编，现代外国哲学论集(第1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3]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责任编辑：刘宏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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