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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忆爹爹朱德及康妈妈】 河朱德康

    时间:2019-05-12 03:23:2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2011年11月20日,北京玉泉路国防大学对面某公寓,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出现在自己的住所外。她就是朱琦的夫人、朱德的儿媳妇赵力平女士。在寓所楼下,赵力平见到朱德生前身边工作人员袁存建,两位老人高兴得拥抱起来。赵力平虽然身材偏瘦,但精神矍铄,说话娓娓道来,对于唏嘘往事非常释然,“想得很开”。此时她正忙于筹备12月1日举行的朱德诞辰125周年纪念活动。
      以下为赵力平女士对往事的忆述——
      朱琦的生母和养母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前夫人尼姆?威尔斯1937年在延安第一次见到爹爹,她说:“我当时对他的印象是这样的:他是中国少有的人物,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是那样的一个军人,认为战争并不是一种功业,而是结束苦难的一种手段,这在中国更属少见。他无疑地是一个宽宏大量的多情的人。”
      的确,爹爹是一位军人,但很重情义。
      爹爹的原配夫人是肖菊芳,他们在昆明认识。肖妈妈的爸爸原来在昆明搞了个货栈,而肖妈妈是个师范生。爹爹从上海到昆明讲武堂考试,步行就得70多天,那个时候爹爹没钱,在路上生病休克了,肖家救了他,爹爹就在肖家养病养伤。肖家父母后来觉得爹爹勤劳朴实,就把还在师范学校上学的女儿肖菊芳介绍给了爹爹,两人就这么在一起了。
      他们结婚后生了一个男孩,就是我的丈夫朱琦,但生产之后肖妈妈得了病,数月后病故。朱琦出生时,爹爹发现他右耳际有一根细细的“拴马柱”,于是取名“保柱”。保柱还小,爹爹带着不方便,朋友就介绍四川泸州人陈玉珍与他结婚。陈玉珍是进步学生,婚后一直带着朱琦。朱琦由陈妈妈带到十六七岁,直到1937年在泸州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
      康妈妈比爹爹小20多岁, 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康妈妈曾讲过她在抗大学习时和爹爹一起打篮球的故事。爹爹的篮球打得很漂亮,常到女生队里打篮球赛。本来爹爹和康妈妈是分在两个队里。开赛后,双方争夺激烈,康妈妈看到球传到了爹爹手中,就大喊一声:“老总,把球传给我!”爹爹看也不看,就把球扔给了康妈妈,让对方得了分。
      与爹爹一队的队员很不满意,埋怨起来:“总司令,你怎么把球传给了康克清?她不是和我们一边的。”“啊, 我忘了,上了她的当,下回注意! ”爹爹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
      可下一次,只要球在他手里,康妈妈再大喊一声“把球传给我!”他又把球飞速传了过来。大家都哈哈大笑。
      康妈妈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相互间的爱情是在结婚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几十年后回顾,可算是俗话说的‘美满姻缘’了。”
      贺龙终于完成“特殊任务”
      朱琦被抓壮丁后没有暴露身份,不然早就被杀了。后来,在周恩来的努力下,组织找到了朱琦,1937年底将他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到了延安,开始在中央党校学习。中央党校培养出来的都是国家干部,但爹爹把他送到前方去了。有人说爹爹:“你就这么一个儿子,还送到前方去吗?”“我的儿子不当兵谁当兵啊,到前方打日本鬼子去吧!” 朱琦打仗当中腿脚负伤,甲等残废,于是被分配到抗大七分校的校部,当队列科的科长。
      康妈妈找到抗大七分校校长彭绍辉,让他给朱琦找个对象。那时候找对象还得经过组织批准、调查,得查三代,后来调查完找到了我。
      1944年,抗大七分校女生大队教导员顾玉玲通知我到大队部来一下。当时我也不知道朱琦是谁,队部里有几个人坐着,有个男同志。他走了以后,校部说没事让我回去。 第二天,顾玉玲问我:“小赵你看那人怎么样?”说想给我介绍总司令的儿子。我当时一直没同意,因为觉得家庭差距太大。几个月以后,组织上把我们调到一起工作了。
      甘泗淇将军的夫人李真将军找到我,劝我同意这门婚事。后来贺龙天天动员讲话,他是晋绥军区司令员,这是交给他的任务。
      贺龙说:“我们要进张家口了,你们结婚吧,不结婚不方便,结吧。”我说:“日本鬼子打败了,全国解放了再说吧。”他说:“不行,先结吧,多大了?”我说:“二十。”
      “20岁还不结啊,人家小姑娘16岁就生孩子了,考虑得怎么样?”然后,他就拍着桌子,说“结吧!结吧!”
      我说:“官太大!”
      他说:“官太大?共产党的官也不会打人,也不害人。”
      后来,我们文书科的一个女科长刘香(音)对我说:“赶紧结吧,不结天天跟你谈话,你也烦,领导没完成任务也交不了差。”在延安的时候女生太少了。
      贺龙说:“我是司令员,我说了算,我签字,说结婚你们就算结婚了。”他拍着桌子说:“怎么还没同意,还等什么?今天不同意也得同意,朱琦哪不比你好?马上结婚!”说完就写了一张条子:“批准朱琦同志与赵力平同志结婚。”他边写边说:“这是你同意的,可别说我逼你的,我没逼你。”条子写好后交给了政治部,算是我和朱琦的结婚证书。
      1946年3月23日,我们在丰镇结婚。司令部的人都来参加了,摆了五六桌,差不多三十多个人。贺龙主持的婚礼,他叼着烟斗眯缝着眼睛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朱德定调:儿子不当官,从工人做起
      经过了晋绥、晋察冀,我们到达河北与刘少奇、爹爹朱德领导的中央工委聚合。但还没来得及同爹爹和康妈妈见上一面,我就和朱琦加入了由邓颖超当团长、黄华当副团长的土改工作团,赴河北阜平县搞土改。
      那时候跟百姓同吃同住,我和邓颖超住在老百姓家里。我们两口子,黄华两口子,邓颖超的秘书,周恩来的秘书,七八个人。大约1948年8月份土改工作快结束了,邓颖超说,咱们工作快结束了,你们也回去看看总司令吧。
      第一次见他们,爹爹非常高兴。西柏坡首长住得也挺简单,都是窄窄的小窗户那种房子。见面时,爹爹穿着一件褪了色的旧军装,待人和蔼,慈祥的脸上总泛着笑容,言谈举止间一点架子也没有。我心里一下踏实了,拘束感也消除了。康妈妈忙着招呼我们坐下,刚坐定,爹爹便问:“土改工作结束后,你们有什么打算?”
      我说:“还没想好呢。”
      爹爹说:“现在整个抗日战争胜利了,国家需要建设,部队好多同志需要转下来。”   我说:“没意见,到哪都可以。正好银行招生,我到银行去吧。”
      后来我考上了,去了石家庄人民银行(后被调到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做院长)。朱琦想去铁路。总司令说,那好,你去铁路吧,到铁路不能当官,从工人学起,就给他定调了。
      不久,铁道部需要人,朱琦去了石家庄铁路局当工人。因为爹爹说要从头学,已经是团级干部的朱琦于是先当练习生,学习技术,后来又当火车司炉。朱琦腿有残疾,三年后他由司炉当副司机,又由副司机转为司机,学会了开火车。后来,朱琦调往天津铁路局,虽然担负了一定的领导工作,但他还是常常作为司机驾驶机车。有一天,他回家说,“我见到爹爹了。”我很奇怪,问:“在哪里?”朱琦说:“在我开的火车上。”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央在北戴河建立避暑区。每逢夏季,中央高层领导人常到那里工作和避暑。在北京与北戴河的往返中,火车常常会在朱琦工作的天津铁路局换车头,而乘车的领导人有时也会在天津下车停留。一次,朱琦从北戴河开车回到天津,他还未离开机车,就接到通知:“朱琦同志,首长请你立即到车厢里去一趟。”因为乘车首长的身份是保密的,朱琦也不知这位首长是何人,来不及收拾,就匆匆赶到会客室。因为那时开的是蒸汽机车,烧的是煤,朱琦手上、脸上和身上都是黑的,雪白的沙发套都被他坐黑了。这时会客室的门开了,爹爹走了进来。朱琦这才知道,他今天拉的首长原来是爹爹。爹爹看见全身黑糊糊的朱琦,心里也明白了。他说:“呵,没想到,今天坐上你开的车了。”
      
      朱琦早逝,朱德十天后才知道
      朱琦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很大的牵连。因为爹爹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有周总理等不时地保护,当时造反派不敢对爹爹太放肆。他们整不着爹爹,就拿朱琦撒气,批斗、抄家是家常便饭。
      1969年6月,朱琦被送到山西榆次“五七干校”学习。当年年底,他从山西回来后,又被下放到天津附近一个叫汉沟的小车站改造,在那儿当仓库保管员,一直干到1972年,才给重新安排了工作。恢复工作后,由于劳累,也由于“文革”这几年的折磨,朱琦患了心脏病。1974 年6月10日,朱琦突然去世,没有留下一句话。孩子们都不在家,他们都当兵去了。怕爹爹经受不住这个噩耗,只对他说“朱琦突然犯病了,在医院抢救”。爹爹很担心,整整一个星期睡不好觉,总是问情况怎么样,还需要什么药,得到的答复也总是“还在抢救”。
      6月20日,朱琦去世后的第10天,我们回北京去见爹爹。康妈妈才告诉他:“抢救无效, 朱琦走了,追悼会都办好了,孩子们想回来看看。”那天,爹爹显得很虚弱,他看着我,喉结动了几下,好像要说什么,但一时没有说出声。这时,坐在我旁边的康妈妈,轻轻地拍了拍我,示意别再哭了。爹爹说:“你们开始不告诉我,这不对,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这么年轻就走了,很可惜。他上过中央党校,受过高等教育,走得这么早,太可惜了。”
      爹爹曾说:“假如我不在了,我没有任何财产,房子是国家的,还有这个桌子,全部交给国家,你们要不上。但是我有一部分书是自己买的,还有一部分是国家发的,你们可以看,可以拿去学习。我的会客室有一个主席像,这个你们可以拿走。”事实也是这样,康妈妈病逝以后不到24天,中央管理局就把家具全拿走了。
      朱琦病故后,当时铁道部政治部主任对康妈妈说:“你看朱琦病逝了,可是力平一个人在天津,把她调到你们身边,对你们本身也是个照顾,对力平也是个安慰。” 当时我也在场,康妈妈没说话,爹爹说:“ 力平在天津工作这么多年了,有群众基础,工作也不错,调到北京的新单位也不好参加工作,还是在天津好吧。”一句话否定了。(离休之后的1996年,我才调到北京。)秘书抱不平说,总司令太正统了,从来不为孩子说句话。
      
      中南海的一段快乐时光
      1949 年之后的10年间,算是爹爹一家最幸福的时光。没有战争,家庭稳定。
      1950年,我怀孕了。孩子降生之际,正好是抗美援朝的第三次战役结束,于是爹爹给孙子起名“援朝”。10个月后,援朝被送到爷爷那里生活。一年后,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此时,三八线附近已在为停战而谈判,虽然常常是谈谈打打,但和平前景可瞻,因此爹爹为他取名“和平”。和平刚8个月,被送进了中南海。和平小时候和爷爷奶奶参加活动,听见有人喊“世界和平万岁”,就问奶奶他们怎么老喊我“和平万岁”。奶奶说:“你算老几啊,不是喊你,是世界和平万岁。”
      爹爹一直没有忘记家乡的兄弟。他参加革命早早离家,养家糊口的担子全落在兄弟们身上,家境困难,无力让后代接受良好教育。爹爹决定尽自己所能,替每个兄弟家供养一个孩子来北京读书。过完春节,爹爹几个兄弟妹妹的儿子、孙子、孙女们,陆陆续续送到北京。在安顿好这些孩子的食宿穿戴之后,康妈妈又按照爹爹的吩咐,为他们一一联系好入读的学校或幼儿园。如此一来,有十五六个孩子,再加上爹爹和康妈妈老两口,将近20人。全家聚在中南海西小灶饭厅一起吃饭,就得挤满两大桌。
      因为爹爹家里人多,所以吃饭时做的菜也多,每份菜的量也大。在西楼小餐厅吃饭的几家的厨师,各有绝活,我家的厨师邓林长于川菜,刘少奇家的郝师傅却长于湘菜。如果谁家做了拿手的菜,就招呼其他人家一起来品尝。同在西楼小灶吃饭的杨尚昆,和爹爹是四川老乡,口味相近。他常常笑呵呵地端着碗,离开自家的餐桌,跑到爹爹家的餐桌来,尝尝这个盘子里的,拈点那个盘子里的,嘴里一面嚼一面不住地说:“嗯,嗯,好吃,好吃,还是你们家的菜好吃。”杨尚昆比爹爹小21岁,在非工作的场合特别活跃,康妈妈和他开玩笑:“杨主任,你吃饭我可是要记账的!”杨尚昆笑着说:“从井冈山起,我就老吃你们的饭,你要记账,我可是付不起了!”说着,又指了指自己的儿子杨小二说:“以后,就由他帮我付……”
      当年,在中央最高领导层中,有三家生活比较困难,就是爹爹家、刘少奇家和陈云家,原因都是家庭成员多,需要接济的亲戚多。中央办公厅曾设法给予补助, 但是爹爹从来没有去领过。那个时候,任何一层的领导人,除了死工资,就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了。和党政干部相比,军队干部的薪金更高,元帅的工资和各种津贴加在一起约有700元。爹爹完全可以拿元帅的工资。但他以已经不在军队中担任实际职务为辞,坚决不拿元帅的工资。   爹爹和康妈妈把住房附近的空地开垦出来,动手种上蔬菜和杂粮,有空就带领孩子们去劳作。由于精耕细作,菜地总是丰产丰收。有一次竟结出了一个75 斤重的特大冬瓜,被送进了中国农业展览馆展览。
      
      “文革”中,康生、戚本禹等煽动“批朱德”
      1959 年6 月30 日, 爹爹去庐山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原以为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会议,就带上了还没上小学的和平,并打算等学校放假后,让康妈妈再带两个孩子一起来爬庐山。可会议开到一半他就打电话给康妈妈,让他们别来了。
      爹爹在会议上对“大炼钢铁”和“大跃进”提出了尖锐的意见。万万没想到庐山会议风云突变, 由“纠左”转为“反右”,成了批判彭德怀的大会。
      回京后, 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爹爹又被林彪攻击。林彪说:“人家称他为总司令,他还心安理得地答应呢!他够当总司令的资格吗?他根本不配!我们的总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他还指着爹爹说:“你这个总司令,从来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不要看你没有本事、一天到晚笑嘻嘻的,实际上你很不老实,有野心,总想当领袖!”
      1966 年5月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时,毛泽东还在南方,会议由刘少奇主持,爹爹成了彭、罗、陆、杨之外的重点批斗对象。康生说:“我看你虽然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在他们的鼓动下,一些人开始对爹爹大加挞伐,有人说爹爹是“党内最危险的人物”,有人说爹爹是“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
      1966 年11 月下旬的一天,造反派冲进了爹爹在中南海的住所。当时他在玉泉路的住所, 并不知情。家里只有康妈妈、和平以及两个工作人员。康妈妈做了简单布置后, 让和平呆在屋子里不要出来。冲进院子的造反派理论不过康妈妈,就在屋外大喊“滚出中南海! ”
      第二天,爹爹赶回来,看到满墙满院的大字报,地上都用石灰刷着“打倒朱德”、“炮轰朱德”、“朱德是黑司令”等大字,气得用手杖敲打着地面,愤怒地说:“除了‘朱德’两个字,剩下的简直是一派胡言!”
      情况很快报告到毛泽东那里。1967年1月18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碰头会上说:“朱德在国际国内是有威望的,朱德还是要保的。”但“打倒朱德”的恶风并未就此止住。
      我儿子和平对这一段比较清楚。1967年1月21日,戚本禹在全国政协小礼堂对中国人民大学的红卫兵头头说:“你们要把矛头对准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要以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就完了,还有呢!”看到红卫兵有些不解,补了一句:“还有朱德!他是大野心家,是一个大军阀。他一贯反对毛主席,你们要把他揪出来,批倒批臭!”
      “怎么个批法?”有人发问。
      “这还用我说吗?你们人大不是有个走资派叫孙泱吗?他给朱德当过秘书,你们可以通过搞孙泱的问题,把朱德的问题搞清楚嘛!”孙泱是孙炳文烈士的儿子,从抗日战争开始就在爹爹身边当秘书,建国后曾任西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后来调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校党委副书记。
      人大的红卫兵听了这些话,如获至宝。返回学校,立即组织人马写大字报。“新北大公社”的头头聂元梓听说人大“批朱”的消息后,打电话向她的后台康生询问:“人大红卫兵批判朱老总,是不是中央和中央文革的精神?”
      康生很狡猾:“怎么说呢?形势在发展嘛!问题也越来越清楚了。你们自己搞就搞成了,要说是我让你们搞的,就搞不成了,你们自己决定嘛,我给你们说多了不好。”聂元梓心领神会,放下电话便急不可待地召集手下人开会。他们搜出了刘白羽解放前写的《朱德将军传》复写稿,合伙炮制了《篡党篡军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状——揭穿〈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历史的伪造者反党的野心家——再揭〈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两篇文章相继刊登在《新北大报》上。随后,他们又将该报加印了五十万份,散发到全国各地。
      除了爹爹周围的人纷纷受到牵连,身边的秘书等工作人员被批斗,连我在天津房管局工作的父亲也被揪了出来,被关了半年多。我的行政职务虽然没被剥夺,但每天晚上被勒令“交代问题”,深夜一两点钟才能回家。朱琦因为是朱德的儿子,受到的批斗更为严重。
      
      与董必武比长寿
      1969年10月,以“加强战备、疏散人口”为由,80 多岁的爹爹和一批老同志离开北京,他被指派到广东从化,康妈妈随行,所有消息被封锁,不得离开住所。
      这样的状况直到1970 年7 月才结束。为了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爹爹和康妈妈回到了北京,住在北京万寿路的“新六所”,再也没有回中南海的住处。爹爹说:“既然出来了, 就出来吧,不必回去了,孩子们人多,进进出出也不方便。”
      我和丈夫第一次到“新六所”看望他们,带上了几张大字报给他们看,刚张口说:“你们在广东的时候,听说……”话还没说完,康妈妈连忙用手示意我不要讲下去,指指桌子底下,附在我耳边说:“别说了,说多了不好。”我才明白她担心家里安了窃听器。
      至于是否真的有窃听器,我们并不清楚,但这种担心并非毫无来由。爹爹身边的秘书全部被赶走或打倒,由林彪办公室重新安排了工作人员。
      1976年6月21日,爹爹按时来到人民大会堂。这天的日程安排是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时间到了,但外宾还没到,外交部也没来消息,他只好在休息室等候。工作人员急得四处打听,最后才被告知,会见时间推迟了,但之前竟没人通知。爹爹一直等到外宾来,坚持到会见结束才回家。
      他独自在冷气开放的大会堂呆了近1个小时。回到家中不久,便感到身体不适……
      当时中央专门为爹爹成立了医疗组,组长是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苏振华,副组长是李素文。成员有姚连蔚、吴桂贤、刘湘屏等。刘湘屏是当时的卫生部部长、谢富治的老婆,同江青关系密切。她在三楼住,每天都要来看爹爹一次。妈妈说:“她的态度和神情,都使我感到她对朱老总缺少真诚的关心。有一次,我听见她问负责朱老总医疗的主管医生:‘还能拖多久?’”大夫说反正现在正在抢救,情况不太好。
      刘湘屏和江青去看望爹爹。江青说:“总司令好!”总司令没吭气也没抬手,没反应。后来江青又说,“总司令,毛主席让我来看你。”她一说毛主席,总司令举了举手。我的女儿是医生,跟奶奶提出来,说爷爷打这个针可能不利,可能越打越坏。康妈妈就跟医生说这个药是不是换换,他们不听,说是专家组织的意见。
      7月初,爹爹已报病危,但神志还比较清醒。一天,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来看他,爹爹本来是闭着眼睛的,听说先念来了,立即睁开,两人紧紧地握手。爹爹缓缓地说:“生产为什么不能抓?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要抓好!” 7月5日这天,李先念、聂荣臻、王震、邓颖超、蔡畅等来医院,康妈妈贴着爹爹耳朵告诉他,他吃力地睁开双眼,想和他们说话,但张了张嘴却没有发出声音;想和他们握手,但胳膊微微动了一下,却没有抬起来……
      其实,爹爹平时身体很好,不吸烟也不喝酒,喜欢运动,每天还做自编的体操,自己吹着口哨掌握节奏。谁也没有料到,会因为这次接见外宾的“意外”引起感冒而去世。
      我想起当年爹爹和董必武先生之间的一个玩笑。董必武晚年不大运动,基本上是将自己关在书房里,甚至整天不出门一步。董老不出门,爹爹不免担心,就去看望。两位老人见了面,没有多余的客套,爹爹“开拳便打”,说:“老进士,你,不行啊,生命在于运动啊!”
      “老总,你怎么知道我不运动? ”董必武举举手中的毛笔,“我一刻也没闲。”
      爹爹摇摇头说:“写字和运动怎么一样?这样吧,我教你一个在家便能做的运动,肯定能助你长寿。”爹爹放下手杖,开始吹口哨,演练自编的那套体操。练完后说:“怎么样,进士? ”“嘿嘿! ”董必武笑了,“我看戏可以,演戏不行。”
      “唉,我担心你活不到90 岁。”
      “我们比一比嘛! ”
      “不比不比,横竖你活不过我。”爹爹摇着头告辞走了。
      爹爹每天做他的体操,吹他的口哨,董必武每天练他的大字,各自持之以恒。
      1975年4月2日,董必武逝世,享年90岁。1976年7月6日,爹爹逝世,享年也是90岁。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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