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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育什么的社会心态 [心态失衡下的当前社会生态]

    时间:2019-05-05 03:18:4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持续高增长超过30年了,经济增长确实大幅度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仅就衣食住行来说,可以肯定地说每一个人都在不小的程度上得益于此种高增长,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改革开放带来了老百姓的丰衣足食。但是,经济的高速发展、衣食住行的改善是不是带来了社会的更加和谐?是不是真正提高了生活质量?是不是带来了老百姓满意度的提高?是不是带来了每一个人幸福感的上升?如果分析这些方面,则会发现有很多新的问题,甚至不少是更为严峻的问题。
      “丰衣足食”的同时,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都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
      民以食为天,我们就先说说食品。近来,人们对于食品的“不安全感”已经演变为十分严峻的社会问题。先是三聚氰胺事件使得人们对于牛奶产生恐惧感,后来又是猪肉的“瘦肉精事件”让人们忐忑不安,各种耸人听闻的事件不断被曝光。如果连食品的安全都不能保障,何谈丰衣足食呢?所以,仅从上述问题看,我们还不能说人们饮食的水平上升了,而只能说人们更为担心食品的安全质量问题了。其实,问题何止食品,如果将社会观察的镜头采用全景式展现的方式,就会看到,在经济高速发展,所谓人们“丰衣足食”的同时,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都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一些农民、市民为征地拆迁的事件上访上告,农民工讨薪的事件频频发生,以及其它各种各样的社会冲突、利益纠纷、劳动纠纷等。根据网上的数据,近年来,每年发生的群体事件超过10万起之多。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两方面尖锐的对立和反差的现象,一方面有人说现在是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另一方面,也有人说现在是各种社会冲突最为尖锐的时期。为阐释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矛盾频发的对立,近来人们常常引用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即认为,在一国经济发展处于大约中等收入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4000美元至12000美元之间)的时候,往往是社会问题最为凸显的时期。其实,中等收入陷阱理论也仅仅是描述了表面现象,该理论并没有能够解释清楚为什么经济发展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在数量上升了,但是,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却更为尖锐了?
      经济高速发展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期望值,刺激了人们的增长欲望
      过去虽然普遍的经济水平不高、生活水平不高,但是,当时人们的期望值、增长的欲望也不高,所以,低收入、拥挤的住房并没有激化社会矛盾。现在,高速的发展,使得人们的期望值普遍攀升。10年前、20年前,由于经济发展的水平还有限,拆迁补偿的标准也是很低,但人们也没有高期望,所以,在当时也没有激化社会矛盾。但是,今天地价的暴涨、房价的暴涨导致拆迁补偿的标准也大大提高。新拆迁户固然得益于提高的新标准,但是,老拆迁户产生了极大的“不平衡感”。而人们的期望是没有止境的,所以,高补偿造成了轮番上涨效应,于是有“不平衡感”的群体就越来越大。我们知道,经济的高速发展不可能是没有止境的,发达国家发展的历史都证明,高增长只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而一旦高增长结束,人们攀升的期望值就会与实际发展水平之间产生巨大的落差,而这种落差往往会造成极其可怕的社会后果。
      所以,历史事实一再告诫我们,高增长固然是好事情,但是,高增长是有巨大社会风险的。如果深入分析近来的每一起群体事件,都会发现高期望与实际经济水平、补偿水平的落差往往是激化社会矛盾的直接原因。所以,如果说有什么解决对策的话,那就是要平衡增长水平与人们期望值之间的关系,如果还达不到那样高的水平,一定不要刺激人们的期望和增长欲望,不要承诺那些实现不了的目标。
      部分群体产生“相对剥夺感”
      社会学原理很长时间以来使用“相对剥夺”的概念来解释人们的不满情绪和社会矛盾,即认为人们的满意感、不满意感不取决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而取决于他们与别人的生活水平的比较,所以,虽然生活水平都上升了,但是与巨富阶层相比多数人还是会有被“剥夺”的感觉。改革开放33年来,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都有所改善,但是,不同群体之间的经济差距、收入差距、贫富差距也明显扩大了。这种扩大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呢?
      马克思很早就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著述中阐述了该原理,他说,当人们都住在小房子里面的时候,需求似乎也得到了满足,后来,随着文明的进步虽然小房子的规模也有所扩大,但是近旁的宫殿的出现会造成小房子居住者的不满情绪。数据调查表明,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贫富差距处在比较高位的水平,近来笔者对多种学术调查研究数据的测算都证明我国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了不低于0.5的水平,这在国际上也属于比较高的不平等程度了。所以,怎样通过税收、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一系列政策真正扭转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成为当前防范社会风险的十分紧迫的社会任务。
      体制的巨大变迁会造成人们心理的很大的不平衡感
      我国处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体制的巨大变迁会造成人们心理的很大的不平衡感。我国33年的改革开放是体制快速变革时期,譬如,仅就城市的改革而言就发生了就业体制、住房体制、医疗体制、养老体制的巨大变化。
      社会学的研究早就证明,当社会变化速度很快时,多数人会不适应此种变化。当年,欧洲处在工业化、城镇化高峰期的时候,也是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不断发生,在一定的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都与欧洲的社会转型有直接的关系。可以预见,中国的体制改革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所以,体制变迁所造成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问题也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当然,体制变迁之所以会造成社会问题,最为核心的还在于“利益关系”,即变革会改变利益格局、改变利益结构,获利者固然可能沾沾自喜,而丧失利益者则会心理失衡。所以,我国的任何一项改革措施的提出和实施都必须细心分析实施的社会后果,要分析谁是利益的获得者、谁是利益的受损者。体制改革的原则应该是维护“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缺少与物质财富体系相平衡的强大的精神体系
      经济发展、财富增长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在物质财富、经济资源高速发展的同时,缺少一个与物质财富体系相平衡的强大的精神体系,或者说精神体系的建设明显滞后了。上文提到的我国食品安全领域出现的种种道德沦丧的现象就是明证。所以,任何社会要想和谐稳定,就必须实现上述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
      比如,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固然不高,人们对自然认识水平也不高,但在精神体系方面,当年到处是庙堂林立,人们相信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对鬼神有敬畏之心,不敢违规,这样对于人们的行为起到了极大的约束作用。今日中国,科学技术进步了,我们不信鬼神了,但是,精神信念的依托是什么?废帝制之后,100年来思想体系、行为准则曾处于翻天覆地的巨大变迁之中,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信念真空、理想真空、信任缺失。这涉及到了中华民族的根本理念,梁漱溟曾说中国是伦理本位社会,中国人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信仰信念都与伦理本位密切相关,认为中国自古不是宗教社会,而家庭生活填补了中国人的信仰信念。但是,在今天中国家庭明显小型化的独生子女时代,伦理本位是否还能够延续呢?
      所以,经济的高发展、财富的高聚集,对于中国未来的精神信仰体系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当前我们面临的更重要任务是探索与物质财富体系相平衡的精神体系。这个体系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文件上、停留在学者们的著作里,而应该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精神体系的建设是长期的事情,其难度甚至比物质财富体系的建设还要艰难,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责编/刘建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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