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二章【散文三章】

　　从卡夫卡到离婚 　　 　　曾经有人说过，你要弄清楚什么是现代主义，你就去读卡夫卡。卡夫卡，布拉格一家工伤保险公司的雇员，为了献身于文学，在有生的四十一年间，几乎用尽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牺牲了一切生之快乐，乃至健康、婚姻、天伦，写下了短篇小说《判决》、《变形记》，长篇小说《诉讼》、《城堡》等２０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品。但有很多人读不懂卡夫卡，不理解卡夫卡小说的那种变形、荒诞。
　　有位作家２００３年去过布拉格，亲历了一个“卡夫卡的故事”，深刻地体会到为什么会产生卡夫卡。这位作家去布拉格参加一个文学节，文学节主席的包被偷了，那个小偷是大摇大摆走进主席的办公室，走过他的秘书，把所有的抽屉都翻遍了，没有钱，然后就把办公桌上的包拿走了。当主席忙完活动请几个外国作家去办公室喝一杯时，发现包没了。因为包里有一些文件，主席就问秘书，秘书说不知道，刚有个人来翻过。主席说那肯定是小偷，但这只是故事的开始。主席说我们就在这里等，小偷肯定会回来发脾气的。果然，过了一个小时，小偷拿着包回来了，质问他包里为什么没有钱。在座的五六个人就把小偷拧到警察局。这时候天快黑了。到了警察局，把门推开，是那种老式的布拉格建筑，上面有一圈楼道，四个警察在楼道里打扑克牌。主席跟他们说话，四个警察就很不耐烦地问他说什么事，主席一边愤怒地跟警察说，一边向随行的几个外国作家解释。好不容易一圈牌打完了，下来一个警察，上面三个警察还不断地说你快点上来。主席就一边说一边给外国作家翻译。最后说要做笔录，上面那三个警察只好把牌一摔下来了。先把小偷的笔录做了，已经快八九点了，然后就把小偷放了，让他回家，说没偷到钱在我们捷克不算犯罪。剩下的人继续做笔录。然后说按照我们捷克的法律，必须要用捷克语录笔录，几个外国作家不会说捷克语，怎么办？只好先把主席的笔录做了，另外几个一个一个来。他们都说英语，警察说英语虽然听得懂，但是不行，必须用捷克语。主席说那我来翻译，说不行，你是当事人，必须去找翻译。已经深夜十一点了，主席只好到处打电话找一个他不认识，另外几个作家也不认识的人。翻译到达的时候已经快十二点了，四五个人的笔录全部录完已经天亮了，他们从警察局出来的时候那个小偷可能美梦都做醒了。这个故事发生在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３年的布拉格依旧会出现这样的故事，那就完全可以想象，为什么会产生卡夫卡。因为他生活在这样荒谬的环境中，才会有那样的小说。
　　所以“文学不是空中楼阁”，现代主义的经典作品也是建筑在坚实的大地上的，只是那些思想超前、现代审美意识觉醒得较早的作家，注定要经历一段孤独的处境。而今天卡夫卡已经被推崇为世界２０世纪现代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可还是有人说读不懂卡夫卡。读不懂吗？先说一个我们身边关于结婚和离婚的故事。
　　某高校的专家博士楼竣工了。这是学校为引进人才和留住人才投巨资修建的。让校长始料不及的是竟引发了一股离婚潮。有些专家和博士原来在学校就有一套较好的享受房改房的住宅，现在学校分给新房，原有的房子又不愿退，但在一所学校里占着两套大房子显然是说不过去的，何况还有那么多无房户，学校的规则也不允许，怎么办呢？我们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么傻乎乎地想我如何遵守规则，而是非常聪明地想我如何寻找它的漏洞，于是离婚潮就涌现了。但这只是故事的开始。
　　这些人天天要面对学生，要教育学生讲“诚信”。而学生很快就知道某某教授离婚了，某某博士离婚了，因为假离婚他们占住了两套大房子。学生作弊一次，要受到广播通报，记过处分，甚至开除。而那些天天教育他们要讲“诚信”的人，道貌依旧岸然。有学生说，一想起要接受这类人的诚信教育就气得要吐血，可又毫无办法非得面对。课堂上磨不开，课堂下一见到就躲。惹不起，躲得起。不诚信的教授、博士天天教育学生讲诚信，天底下还有比这更荒诞的现实吗？
　　故事还在继续。有的教授、博士假离婚两套房子到手后，不肯跟他的太太复婚了，因为早就想一脚把她踹了。女的伤心至极，开始到处告状，说当初是假离婚，现请学校做主，为他们复婚。可能吗？
　　有学生开始沾上教授、博士了，旁人说，这么恶心的假道学你也愿意？答曰：他可以假离婚，我为何不能假结婚？等结婚留校后，我就一脚把他踹了，还可以分点财产。
　　教授、博士们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后来者居上。很多一般教师、干部甚至工人也离婚了，他们又住不上专家博士楼，为何早早把婚离了？答曰：学校还要集资建房，早点离了，好参加集资建房，以免“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
　　也有真人苦不堪言。本来真是感情破裂，无法再共一屋，但不愿趟假离婚的这趟浑水，以免被学生误解，斯文扫地，只得硬着头皮拖起。问要拖到什么时候？答曰：拖到有钱在校外买一套商品房时，正大光明地把婚离了。
　　平民百姓不比著名作家可以亲历布拉格，体会卡夫卡。其实，不需要到布拉格，只需到某高校一趟，相信很多人立刻就能读懂卡夫卡，深刻理解他的荒诞小说了。
　　可能有“数学家”会问起假离婚的比例。有必要问吗！在一所以教育人、培养人为目标的高等学府，这样的事例有一例都是耻辱，更何况远远不止一例。
　　
　　外婆
　　
　　“文革”开始的那一年，我８岁，外婆６４岁。
　　我从小是外婆带大的。在外婆带大的几个孩子中，她在我身上的付出最多。不为别的，我兄妹四人，我排行第四，还未生下，父亲就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下放农场劳动，一家人连外婆６口全靠我母亲一人的工资支撑，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我真是生不逢时，不仅生在母亲心情最糟的时节，而且生在经济条件最差的时候，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营养品吃，体质弱又经常生病，比起我的兄姐来，的确多灾多难，让外婆倍加操心。
　　外婆说，我小时候贵阳的医院几乎都住遍了，外婆长期陪床，与医生护士都熟悉了，医生护士批评她，说她不会带孩子，经常把孩子带到医院来住院。外婆说她委屈得只想哭，对医生护士说她前面带大的三个孩子从来没住过院，可他们就是不相信。多年以后，外婆给我讲起此事，眼睛都还是红红的。
　　可当年外婆对我从来不急不躁，只要我一生病，她操持完一家人的家务后，就把我抱在怀中，一边轻拍着我，一边给我讲那些老掉牙的故事；在医院陪床的时候，她也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对外婆那些狼外婆、小白兔的故事百听不厌，总是在外婆的故事中安然入睡。多年后我带自己的儿子，给他讲的故事只要重复过三遍，他立刻就要拒绝。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抵抗力也渐渐增强，７岁那年，我没有住院。渐渐地，病也少生了。外婆常常高兴地说，这小丫头总算熬出来了。
　　可外婆却熬不出来了。
　　１９６６年８月的一天深夜，８岁的我在一阵吵闹声中惊醒，睁眼一看，许多陌生人在我家里进进出出，伸手一摸，外婆已不在我身边，我吓得从床上跳了下来。那些怒气冲冲的人们没有谁注意我这个瘦小的孩子，他们正在我家墙上粘贴大字报，一部分人正到处乱翻。我不知道我哥姐在哪儿，也未看见我爸爸妈妈（那天我爸爸刚好从农场回来），更重要的是外婆也不见了，外婆是从来不会弃我不顾的。突然，我听到家门口传来一阵口号，打倒地主分子王培修・・・・・・王培修，这是我外婆的名字啊！我赶快跑到了门口一看，眼泪就流了下来。爸爸妈妈外婆都低头勾腰站在用桌子搭成的台子上，头上戴着白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爸爸的牌子上写着右派分子谢泉鸣，妈妈的牌子上写着地主子女赵光庆，外婆的牌子上写着地主分子王培修。外婆的脖子上还挂着一双黑色的布鞋，那是外婆的“老鞋”（准备死后穿的鞋）。这是“文革”初期最流行的深夜抄家开斗争会。没有想到在我们那个院子里，我家首当其冲被开刀了；更没有想到我慈爱的外婆竟是地主分子，我的眼泪就像断线的珠子，不停地往下掉。我偷眼往四边看看，找到了我的哥姐，他们惊恐万状的模样，使得我的眼泪更无法止住，我几乎要哭出声来了。
　　我从小就爱掉眼泪，外婆说我是“眼泪包包，一挤就掉”。过去我一流泪，外婆就要给我讲些开心的事，转移我的注意力，比方她会说，听同学讲老师又在班上念你造的句子啦，你的这个学习小组又得流动红旗啦，等等。可现在，慈爱的外婆低着头站在台上，看不见我流泪了。然而，我听到了外婆的声音，她平静地对组织斗争会的那个男人说，请你把我的几个孙子叫回房间里去，他们还小，有罪的是我们。那男人狠狠地瞪了外婆几眼，但还是把我们叫回了房间。门外传来一阵又一阵的口号，叫我父母外婆交代罪行。我们兄妹四人吓得发抖，不光是我这个“眼泪包包”，四个人都在流泪。房内四壁已经贴满了大字报，没有一处空隙，父母外婆的名字全打上了红叉。一些人还在到处乱翻。我们家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只是外婆特别会持家，到处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洁有序，还有几分落魄贵族的气象。可现在，我们家乱的像垃圾场。
　　有人翻到我外婆的老衣老裤，兴冲冲地拿出去，连同我外婆的老鞋，一把火烧掉了；有人翻到我爸爸过去写的东西，就捆扎好，准备带走；有人翻到了一张小纸片如获至宝，赶紧到门外去请示。立刻就传来了质问我父母的声音：秋声是谁？妈妈回答：是我的小女儿。不对，这纸条上说秋声是大特务。外婆说，她确实是我的小外孙女，不信你们可以进去问。走进来了一个人，把我叫到一边问：这是谁写的？我看了一眼纸片，上面写着：秋声是大特务。噢，这是与我相隔仅三岁的小哥哥和我吵架后写的，他还说要把它送到公安局，让公安局来抓我。我如实地给问我的人说了，他一脸的不相信，又把我小哥哥拉到一边去问，问出来的肯定是同样的答案，他很不高兴地把这张纸片捏成一团扔掉了。
　　门外的斗争还在进行。爸爸是只死老虎，因为他１９５７年就被揪出来了，所以没有多少追问的；妈妈是地主子女，追问不出什么来；斗争的焦点已经集中到了外婆身上，那些人一个劲地追问外婆为什么要隐瞒地主成分、潜入城市。只听外婆很冷静地回答：我不是地主，我是地主家的丫头（佣人），只因人长得干净、做事利落，被地主看上收了房。我生了两个女儿，赵家无后，迁怒于我，我还是丫头命，除了请来先生教女儿读书时我跟着学了文化，我和丫头没有两样。公婆去世后，我也没有管过家，也没有收过租，还是在赵家侍候一家人。我丈夫死后，毕节快解放了，那时大女儿已出嫁，我心里害怕带着小女儿想到乡下去躲一阵子，谁知在路上被土匪洗劫一空，我心一横又返回了毕节。毕节一解放，我就收到了大女儿的信，叫我带着小女儿到贵阳去和他们一起生活。我把房子交给了政府，带着小女儿就走了。我没有任何财产，我也没有土地，我不是地主。
　　那些人显然被我外婆这番话搞懵了，沉闷了片刻，一阵阵口号声又响起了，夹杂着骂我外婆不老实，要把我外婆遣送回原籍接受批判斗争等话语，闹成了一片。
　　我在这种极其偶然的情况下知道了外婆的身世，又惊又怕。心里却在想，难怪外婆那么漂亮，眼睛比我的还大，年轻时肯定是个大美人，不然怎么会被地主看上。又可怜外婆，你怎么偏偏被地主看上呢，你自己去嫁一个农民多好，现在不就没事了吗！左思右想，头都想疼了，不知不觉，就和小哥哥坐在地上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外婆来抱我上床。一向慈眉笑眼的外婆，眼泪断了线似的，我的眼泪立刻就流了下来了。外婆说：宝贝，不哭，是外婆害了你们，外婆明天就回毕节去了，你要听话，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我问外婆那些人走了没有，外婆说已经走了，不用害怕，上床睡觉吧。
　　上床后却再也睡不着了，只听爸爸妈妈和外婆在小声商量，说明天外婆自己返回毕节，爸爸带我和小哥哥赶快回农场，妈妈要到小关去劳动，大哥二姐就在家里自己管自己。外婆说，我真放心不下这几个孩子。妈妈说，我最不放心的是你，谁知你回毕节后他们又怎样斗你。话音一落，爸爸妈妈和外婆就一阵压抑的抽泣。我在床上也流着眼泪到天亮。
　　第二天一早，妈妈带着外婆去派出所下户口，爸爸就叫我和小哥哥收拾东西赶快跟他走。我想等外婆回来跟她告个别再走，爸爸不肯，他说你外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等她回来还不把她伤心死；我想到昨天晚上的情形，流着眼泪跟爸爸走了。
　　两年以后，我到毕节去看外婆（“文革”中，也许我年龄太小，也许我太重感情，我从来就无法划清与外婆、爸、妈的界限），外婆带上了逃亡地主的帽子，正接受管制劳动。她每周要到街道办事处去汇报一次思想及改造情况，每天要打扫一段马路的卫生。还好，外婆从来不怕劳动，她只是爱面子，每天天不亮就去把那段马路打扫得干干净净。听外婆说，她刚返回毕节时被斗了两次，后来并没有受到多大的为难，政府还说她改造得好，马路打扫得干净。听外婆这样一说，我心里好受了许多。我告诉外婆这两年我是如何的为她担心，一想到她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在毕节，不知被人怎样批斗，我就难受得睡不着觉，我想把外婆接回贵阳去。外婆扭过头去擦了一下眼睛，对我说：好了宝贝，现在你看到外婆了，不用再担心了，可以放心回贵阳了。外婆不能跟你回贵阳，外婆现在是被管制的人，哪里都不能去。你要想外婆了，放假你就来看看外婆。
　　就为外婆这句话，从１９６８年到１９７２年我去过十次毕节，每一年的假期，我都在毕节和外婆一起度过，每一次要返回贵阳，我都哭得死去活来，坐在大客车上一直哭得快要到贵阳才止住。那时毕节到贵阳要坐整整一天车才到。外婆每一次送我走都装得很高兴的样子，一边宽慰我，一边讲些惹人高兴的事来分散我的注意力。多年以后外婆才告诉我，每次送我走后，她回去要哭两天，一边难受，一边高兴，她觉得有我这么一个外孙女很值。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外婆的地主分子帽子被摘掉了，管制也被解除了，我立刻到毕节把外婆接到了贵阳。１９８１年我考上了大学，外婆高兴得逢人就说，我这个外孙女从小就是秀才，长大了果然是秀才。
　　外婆是在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去世的。因为我当时正参加毕业考试，家里人都瞒着我。听我妈妈说，外婆临终前拉着妈妈的手说，小秋（我的小名）将来一定是一个有出息的人，只可惜我还没有看到她结婚。还有她太过伤感的性格，你们一定要告诉她我走得是非常平静和安心的，不要让她太难受。
　　外婆过世２２年来，我一直不敢提笔写外婆。一提笔，外婆头戴高帽、胸挂大牌子、低头勾腰站在桌子上的情景就历历在目，再一联想她那悲惨的身世，心里就一阵阵发紧，只得放下笔。
　　“文革”已经结束２０多年了，很多人的记忆都在淡漠，甚至也有人认为它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但我只要一想起外婆，就永远也无法淡漠这份记忆，心就在流血。我知道这样作茧自缚是很苦的事情，我终于鼓起勇气把它写了出来，想看看自己的心里会不会因此而轻松一些。
　　
　　金童玉女
　　
　　妈妈有一个妹妹，这个妹妹比她小１２岁。爸爸妈妈解放初期从重庆回到贵阳，在贵阳参加工作安顿好后，就把外婆和小姨接到了贵阳。爸爸在学校工作，妈妈在机关工作，都拿着那个时代较高的工资，一家人日子特别好过。可惜我并没有赶上那样的好日子。小姨在贵阳读完初中后就考上了爸爸所在的学校――贵阳师范学校。
　　爸爸１９５７年被打成右派的时候，小姨已经毕业做了小学教师。小姨年轻时候是个美人，高挑的个子，白净的皮肤，还有一双酷似外婆的大眼睛，追求她的人还是很有几个的。万万想不到小姨最终选择了“介绍婚姻”。很多年以后我问过小姨当初为什么不自由恋爱，新中国成立前我爸妈都是自由恋爱，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小姨还要“包办”。小姨很茫然地摇头，说不出话来。
　　我的姑妈到毕节出差，认识了毕节县供销社的一个青年科长，说此人高高大大，仪表堂堂，１６岁就参加了工作，１７岁就入了党，是老土改根子，现年２２岁，年轻有为，很有前途，想介绍给我小姨。不知道是不是我小姨甚至我外婆、我妈的“故土情节”在作怪，总之她们很快同意了这桩婚事，不久小姨就结婚了。小姨结婚时才２０岁。小姨的单位分了一间房子给小姨，小姨就搬出了我家。
　　姨父陈金华就这样走进了我们的视野。他确实是一表人才，但没有多少文化，是在工作中不断学习充实的，最多也就是个初中文化水平。多年后我一直指责我妈妈是拿我小姨“下嫁”，我妈妈说你用不着指责我们，我们当时认为是高攀，你爸爸的教训摆在那里，我们想让你小姨嫁个根正苗红的人，当时人们都说他们是一对金童玉女很般配的。
　　姨父和小姨过的是牛郎织女的日子，每年互相探一次亲。但这样并不妨碍他们很快生了三个孩子。孩子都在贵阳，小姨白天送到我家来给外婆照看，夜里接回去。小姨不堪重负，生了第三个孩子后就当机立断结扎了。“文革”之前，结扎的人是没有几个的。
　　如果没有“文革”，小姨是绝对不会“下靠”的，她根本就不想回毕节那个小地方去。
　　“文革”来了！姨父突然成了造反派的头。他根正苗红，又没有任何家庭的拖累，天天上蹿下跳，到处夺权，很快就成了毕节县叱咤风云的人物。几番风雨后，姨父竟然成了毕节县的二号人物（一号是军代表），真正是大权在握了。这个时候正是我外婆最悲惨的岁月，同在一座县城，姨父是从来不敢去看她的，他的地位决定了这个界限是一定要划清的。
　　姨父当上毕节县县革委副主任后，就左一封信右一封信要求小姨调到毕节去，去照顾他的生活。小姨犹豫再三，又找不到人商量（外婆已遣返毕节，我爸妈都在农场劳动），最后一狠心，带着三个孩子调回了毕节。因为姨父的关系，小姨也不敢去看外婆，只有悄悄地叫几个孩子轮流去看看外婆。
　　姨父成了毕节县的二把手后，日子并不好过。小县城里山头林立、派仗不断，今天斗这个，明天斗那个，日子过得很是紧张。姨父曾经两次被对立派截获抓去批斗，是他自己的这一派又组织了更多的人马去把他抢了回来。姨父根本就不敢回家睡，整天住在县革委里面的一座小院子里，外面还有红卫兵把守。小姨隔几天去看他一次，送些换洗衣服。小姨说，这同坐牢又有什么两样。姨父的感觉当然不同，他不仅是在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能指挥千军万马，发起一场又一场战役。可惜那时他还不懂得什么叫腐败，否则权力的滋味就更加美妙了。他的三个孩子因他的权力所得到的最大实惠就是：想看样板戏时就对守门的说，我是陈金华的孩子，得以入场。
　　小姨说，姨父曾经回家住过一晚。他们家住的平房，每一次有人走过，姨父都会拿起枪从床上起来，全家人吓得不能睡觉，小姨就叫他不要再回来睡了。
　　姨父没有吃喝嫖赌，没有贪污腐败，有的就是像一个地下党员那样的醉心斗争又小心谨慎，放弃自己孩子的教育和管理，放弃对家庭的责任，沉醉在那些如火如荼的斗争之中。小姨到毕节不久就后悔了，但是她再也调不回贵阳了。当时叫做“下靠”容易，“上吊（调）”难。
　　姨父是一个彻底的悲剧人物，他那么虔诚地相信自己是在为捍卫毛主席而战，哪怕亲眼目睹那么多派仗，武装游行，他也从来没有反思过，更不用说怀疑。
　　“四人帮”垮台后，他们这批人全部被集中到贵阳桐木岭省委党校学习，检讨自己的错误。三个月学习完后，很多人都找出这样那样的理由滞留在省城不归，姨父则急匆匆地要赶回去向毕节人民作检讨，他说他真的意识到自己错了。结果是滞留不归的人躲过了那些致命的毒打，赶回去作检讨的姨父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毒打，打得他差一点后半生就站不起来了。“文革”结束时，姨父才４０岁。
　　姨父没有多高的文化，也不是能力特别强，他爬上那个位子，完全是那个疯狂的时代使然。他虔诚地相信自己是一个苦孩子，党和毛主席救了自己，自己要为党和毛主席献身，跟着造反，跟着夺权，糊里糊涂地进入了权力之中，随之又落进了十八层地狱，被定为“三种人”。
　　他被打得最厉害的一次是肋骨断了几根，小腿骨折，送到贵阳来治疗。我到医院去看他，他流着眼泪跟我说，在“文革”中我是做错了，但是如果只害了我一个人我并不后悔，问题是把你小姨和表弟表妹都害惨了，我真是悔死了。
　　后来的情形正被姨父这番话言中，小姨本来在毕节商业局机关工作，因受姨父的牵连，被调到一家国营旅店做服务员，效益差，下岗又首当其冲。两个表弟在“文革”中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和管教，“文革”后又受姨父的牵连遭人鄙视，破罐子破摔，和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吃喝嫖赌什么都来，成了姨父和小姨的重大心病。只有表妹做了小学教员，过着安分守己的日子。
　　小姨因为种种的不顺心，全部归结为不幸的婚姻所致，所以经常找姨父吵架、打架。哪怕姨父现在早已退休，勾腰驼背，白发苍苍，小姨只要不高兴，就要揪住他打，姨父只能忍气吞声。我估计小姨的精神上已经有了障碍，我叫她去看看心理医生，她坚决不去。
　　当年被人称为一对金童玉女，如今是一双无法诉苦的苦人。
　　
　　２００７．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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