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巷深处 《小巷深处》的命运
时间：2018-12-25 03:33:4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陆文夫的短篇小说《小巷深处》是百花时期描写爱情题材的一朵鲜花，在文艺界反右斗争扩大化中被指责为“毒草”，到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后终又被视为“重放的鲜花”。同一篇小说。它的发表。发表后不同时期的接受与批评，以及接受与批评内容的不同，均与当时政治和文艺思潮、方针有密切联系。
关键词：《小巷深处》 双百方针 反右派斗争 毒草 文代会 鲜花
陆文夫的短篇小说《小巷深处》最初发表于1956年第10期的《萌芽》，是百花时期写爱情题材的小说，作者用优美的语言描写了一对年轻恋人的爱情故事。1956年，《小巷深处》发表后受到肯定，得到的评价是“从被遗弃被损害的小人物身上”“充满人情味”“歌颂我们这个伟大的社会”。但到1957年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扩大后，被指责为“毒草”，被批判成“具有相当浓厚的小资产阶级色彩”。而到了1979年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后，文艺界进行“拨乱反正”，《小巷深处》被视为“鲜花”，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重放的鲜花》中，此时重新给予肯定，被评价为“歌颂新社会”、“批判旧世界”。《小巷深处》的发表，发表后在不同时期的接受与批评，以及接受与批评内容的不同，均与当时政治和文艺思潮、方针有密切联系。
一、初放的鲜花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日，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实行双百方针。其后不久，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向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系统地阐述了党中央提m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文学工作方面，他指出：“题材问题，党从未加以限制。只许写工农兵题材，只许写新社会，只许写新人物等等，这种限制是不对的。”
许杰在1956年第12期的《萌芽》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的评论文章，他指出：作者“能够从一个被遗弃、被忽略的小人物身上，看出一个人的向上的灵魂，歌颂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这就是我们值得重视的一点”。双百方针提出之前，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在解放后群情高昂的背景下，作家们主要致力于描绘战争年代的斗争生活和英雄人物，或者歌颂社会主义新中国，“大我”形象充斥着整个文坛。描写家庭生活和爱情题材的作品较少，即使写到，也常是把家庭和爱情作为政治生活的附庸，而不能出现某种不一致，甚至不能表现爱情生活丰富复杂的内容。双百方针提出后不久，陆文夫即在文学界几乎步调一致的时候，盯住生活的底层和深处，用纯净自然的语言，富有诗意地描绘出一个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显示了自己审视生活的独特眼光。所以。许杰说“从被遗弃、被忽略的小人物身上”是正确的、符合当时实际的评价。又说“歌颂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具有代表性的，大多数评论家都把徐文霞命运的转变作为歌颂大时代的绝好题材，徐文霞能摆脱妓女的命运，与新中国成立后取消娼妓的措施以及人民当家作主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双百方针提出创作、评论自由，但歌颂新社会仍是主流，作家和评论家的意识受当时政治意识和文学思潮的影响是难以避免的。
二、鲜花变“毒草”
1957年，随着文艺界反右斗争的扩大化，陆文夫因参与筹划创办《探求者》而被诬为“反党小集团”成员，《小巷深处》也因此横遭厄运，被指责为“毒草”。其“罪状”之一是写了徐文霞这样一个“格调低劣”的“卑微”灵魂。“有着相当浓厚的小资产阶级色彩”，且将作者未将朱国魂送进派出所，说成是“包庇了坏人”。
其实，《小巷深处》是百花时期出现的作品，虽然表面上看来写的是爱情题材，被定为非主流文学，看似游离出了当时的主流文学，但因受时代的影响，作品中还是有很多主流写作的特点。显然，《小巷深处》的政治大方向是正确的，它同样向世人展示了新社会的光明面：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一几五二年，政府把所有的妓女都收进了妇女生产教养院。徐文霞度过了终身难忘的一年，治病、诉苦、学习生产技能。她记不清母亲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母爱的滋味，人间的幸福就莫过于如此吧，最大的幸福就是在阳光下抬着头做个正直的人!”这样的叙述不能说没有表现、没有歌颂新社会新气象，但《小巷深处》仍被指责为“毒草”，被批评为“有着相当浓厚的小资产阶级色彩”，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九五七年五月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并提出要防止关门整风，希望非党员同志帮助共产党员整风。但是在整风运动鸣放过程中，却出现了意料之外的情况，即有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进攻，反对党的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由于当时国际上反共声浪，“匈牙利事件”所造成的世界政治局势的紧张，对于估计国内形势起了很大影响，因而夸大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对敌情估计过重：长期以来又习惯于疾风骤雨的斗争方式，更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结果错斗错划了大批“右派分子”。当时文艺界的反右扩大化是十分严重和突出的，文艺界“反右派”扩大化。还表现在对一些优秀作品及其作者的错误批判和处理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就属于此列。文艺界对“人道主义”、“人性论”的批判、反右斗争及无休止的运动会中，爱情进一步被判给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男女爱情被看作是“资产阶级香风臭气”，只要涉及爱情就是不健康的，是自然主义的，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
三、“重放的鲜花”
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日，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胜利开幕。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大会上作《祝词》，特别强调坚持双百方针，坚持“在文艺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并且指出，粉碎了“四人帮”，经过拨乱反正，“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马克思主义方针的条件。也在日益成熟。”周扬在报告中也强调指出：“文艺界要解放思想，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稍后，邓小平同志又在《目前的形式和任务》中再次指出：“我们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这不是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大局。”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六日，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作出《决议》，一致拥护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作的《祝词》，肯定它“是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文学艺术的战斗纲领”。
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重放的鲜花》，将文艺界“反右派”斗争中指责为“毒草”的百花时期的一批优秀作品重新出版。“歌颂新社会”、“批判旧世界”，这种评述虽然还带有较为明显的左倾话语痕迹和政治功利色彩，但在文艺批判领域具有“拨乱反正”的特殊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