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化语境下土家织锦的原真性保护_土家织锦
时间：2018-12-24 03:35:1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土家织锦的保护中无疑要坚持原真性原则，而在很多人眼中商业化是对土家织锦原真性丧失的最主要原因。本文通过对原真性理论的理解，认为商业化并不是侵蚀土家织锦原真性的原因，而是商业化中人为操作的失败导致了“原真性”意韵的丧失，并由此提出怎样做到土家织锦的“原真性”保护。
关键词：原真性保护 商业化 土家织锦
土家织锦在土家族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承载着土家族上千年的文化传统与文化记忆。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传统文化在面对现代科技的进攻时是一溃千里。土家织锦作为土家族非物质文化的代表，在当下生活中也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处境。因此，在原真性保护被大力提倡的当下，土家织锦是否能做到原真性的保护，是一个值得深思和探讨的问题。
一、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与当代困境
“原真性”是英文“authenticity”的译名，它的本义是表示真的、而非假的，原本的、而非复制的，忠实的、而非虚伪的，神圣的、而非亵渎的。“authenticity”作为一个术语，所涉及的对象不仅是有关文物等历史遗产，更扩展到自然与人工环境、艺术与创作、宗教与传说等。［１］然而在目前法律文件对“原真性”的释义中，对材料、形式、技术和本土的位置与环境的要求更多是从客体的角度去阐释其意义，这对于单纯的、静态的保护来说已经足够，它使人对这种即将死去的艺术或者技艺起到一种观摩效应，但是这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传与可持续发展，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很多文化样式。
当下土家织锦保护中所面临的困境是，传统手工技艺无法与现代技术抗衡，实用性价值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淡化，实用性市场慢慢萎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受打击的是生产织锦的手工技艺者，土家织锦的传承链出现了问题。其主要原因是：一，这种以手工作业为基础的传统文明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生产。土家织锦的材料、质地、技术、花色、图案和用途决定了它不可能像布匹一样，可以由手工作坊向机器化工业化生产。二，消费观念的变化和人们对传统工艺的漠视。三，保护中对织锦艺人生存状况关注的缺乏，使土家族新一代不愿意继承这种没有“前途”的事业。土家织锦不再是湘西北土家族聚居地人民维生的一种基本技能和手段，这项优秀的民族技艺传承面临断裂。
据了解，以前土家织锦主要分布地是湘西北、鄂西南、黔东南和重庆，但是现在会织和在织的人主要集中在湘西北的龙山县洗车河、捞车河流域一带。根据吉首大学文学院考察队2006年7月24至8月7日的下乡调查所写的《捞车河村土家织锦现状调查表》中表明：捞车河村共183户、总人口948人，无人在织、无人会织的有49户；会织人数是151人（其中包括11个外嫁女子），而其中打工人数有90人，真正会织在织的人数仅仅13人；而且在会织的人中，年龄段主要集中在35岁以上；在年轻一代中会织的人已经很少，对花色种类的掌握比较全面的人就更加是凤毛麟角。［２］所以，在传承链上土家织锦面临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呼吁保护这一民间工艺，湘西旅游的得天独厚为土家织锦提供了一线生机。但
是处在商业狭缝中的土家织锦又面临着商业化的危险，从而导致其原真性的丧失。
二、商业化介入与原真性的可能
在以往的观点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化操作必然会导致传统文化内涵的丧失。MacDonald(1997)认为：“发展遗产旅游导致的社区商业化是一种表面的商业化进程，对于遗产原真性具有明显的损害作用。”［３］这也是中国现在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面临的现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品化的确导致了对传统文化的某些侵蚀与破坏。
就土家织锦而言，确立为保护对象正是在于传统的魅力，而这种传统的丧失必然会导致织锦原真性意韵的丧失。而现在土家织锦现在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一是织锦材料由传统的土丝、土棉到膨体纱的变化；二是传统图案与现代图案并存；三是制作者与设计者分离；四是织锦的用途和品种的变化；五是生产规模和生产形式发生变化（这一点笔者觉得还有待分析）；六是产品的生产地发生变化。［４］这些转型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原真性的实质，而这种背离的主要因素还在于商品市场因素的破坏，毕竟遵循价值规律是商品的第一要素。某些刻意迎合消费者的消费心理的趋向，必然会导致土家织锦原真性原则的扭曲。
商业化的运作模式虽然不可能完全以土家织锦的“原真性”为准则，但商业性对原真性自有它的理解与阐释，这就是：对土家织锦的营销中诠释者和接受者（消费者）是否共同构成一个对土家织锦原真性的和谐的理解。做为原真性本身而言，“原真性本身不是遗产的价值，而对文化遗产的理解取决于有关信息来源是否真实有效。由于世界文化和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将文化遗产价值和原真性的评价，置于固定的标准中是不可能的”。［５］所以，从商品传播而言，对接受者来说，原真性不是一个绝对的客观的东西。后结构主义者则更加激进地认为：“不存在绝对的真实，在遗产旅游中，标榜的和消费的体验仅仅包括规划者、企业家、市场营销机构、导游等对于过去的局部的选择性的阐释。”［６］虽然这里是从消费旅游来解释的，但我们可认为原真性不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是一个可以因人而异的社会结构。
因此，商业化并不是导致土家织锦“原真性”变质的根本原因，而且土家织锦能被作为旅游品卖出去，正是基于消费者对“原真性”的韵味的接受，只不过这种接受是个人的。作为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对象的土家织锦能作为商品，实用价值已经不是主要因素，审美价值正成为主体追求，而这审美的源泉正是来自土家织锦的原真的、质朴的艺术特色。
我们因此不必担心商品化会导致织锦的原真性的丧失，相反，它能给予这种已经死去的东西艺术的活力。MacDonald也说：“这种商业化进程也可能给当地文化增加新的力量和合法性。不能仅仅把遗产旅游视为社区以外施行的东西，它也可以对发展当地文化起到积极的作用，它能加强文化自豪感，这能深化而不是淡化传统文化。”［７］而且，在当前保护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只有这样，土家文化面临的传承困境才有可能解决，因为土家织锦能作为一种纺织者谋生的技艺和观赏者眼中的“怀旧”的艺术而存在下来。
三、原真性保护中的“变”与“不变”
综观土家织锦的发展史，土家织锦从来没有停止过求变和求新。土家族的文化精神就是吐故纳新，极具开放性、包容性，土家族与苗族同处湘西，而土家族是汉化的最早也最有生命力的，单从这点就可以看出土家族文化精神的外倾性，所以作为土家文化代表的土家织锦更是一个土家族敢于接纳和创新的文化象征。
土家织锦对外来文化吸收与接纳从土家织锦的发展脉络就可以看出。如果按照土家织锦的艺术风格来划分，我们可以参照田少煦的说法：一类是清代“改土归流”以前原始古朴的传统纹样，这种纹样大多有土家语的名称，占土家织锦纹样的大部分；另一类是“改土归流”以后的衍生纹样，它们明显受到汉文字和吉祥纹样的影响。［８］“改土归流”对土家织锦的影响不仅仅只是一个政治符号，在民族融合的同时，汉文化对土家文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土家织锦的“老鼠嫁女”、“福、禄、寿、禧”、“凤穿牡丹”字图文都生动地记叙了土家族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也正是对汉文化的吸收和接纳，我们今天所见的土家织锦才如此绚丽多彩。总之，“变”是土家织锦的血液，是求新求发展的契机。
当然，还是有人会固执地坚持固守传统与原生态。我们必须承认任何所谓的“传统”和“原生态”相对于事物本身的初创期都是“非传统”、“非原生态”的，已经获得传统的“老鼠嫁女”和“福、禄、寿、禧”、“凤穿牡丹”当初肯定是“非传统”、“非原生态”的，只是在时间的纬度中由于新的发展获得的怀旧与传统的标志，其实它的真实身份应是次生形态。所以，我们不可以说，传统的、原生态的才是原真的和要保护的；而“非传统”、“非原生态”的新生形态就是虚假的和应被摒弃的，新生形态的存在会损害这种狭隘而悲观的“原真性”。
因此，土家织锦的“原真性”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客观的真实，是存在可依据可操作的标准，如材料、技术、传承人、文化内涵等。我们通过这些客观因素的限定，去伪存真，评估和监控土家织锦，防止“失真”的变异因素，保持土家织锦的传统的意韵与风情。二是主观化的原真性。在商业化中，商家根据不同的消费心理，他们对土家织锦的诠释中展示了不同的原真性。另一方面，面对商家对土家织锦的不同的诠释，加上消费者自身对文化感知的心理结构层次的不同，他们对土家织锦的原真性体验也不同。三是原真性包含对象不仅仅是原生形态和次生形态的的土家织锦，对新生形态也是包容和肯定的。新生形态的土家织锦样式不是一种变异，而是土家织锦在新时期的继承与发展。
总之，原真性的保护原则并不排斥新时期土家织锦的市场的开发，商品化也不是土家织锦传统性丧失的根本原因。在这里，我们要保持传统的“不变”和发展的“变”。一方面是尊重传统和继承传统，让更多的人感受传统的魅力，惊艳于传统的智慧与勇气；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欣喜地接受新生形态的土家织锦，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它就是新的“传统”。
参考文献：
［1］阮仪三，林林.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原则［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14（2）：1页.
［2］蒋文，张明涛主编.走进洗车河（内部资料）.吉首大学文学院，2006年，80-87页.
［3］陈勇.遗产旅游与遗产原真性――概念分析与理论引介［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16（4）：23页.
［4］黄柏权，游红坡.土家族织锦的发展演变及其现代启示［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23（2）：11页.
［5］张松.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309页.
［6］［7］陈勇.遗产旅游与遗产原真性――概念分析与理论引介［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16（4）：23页.
［8］田少煦.土家织锦纹样初探［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3：38.
（作者系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在读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