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老师的作文_回忆胡华老师
时间：2020-03-30 07:46:5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逝者如斯。弹指一挥间，到201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已90周年，新中国成立也有60多年了。一个甲子的光阴，带走了为新中国建立而奋斗的那一代人的壮丽韶华，胡华老师去世也已24年，可是他的音容笑貌却总浮现在我们夫妻的脑海中，并引来怀念和追思。
对我们二人来说，胡华老师是辅导我们专业学习的导师，同时又是长辈。他是母亲（婆母）抗战时的同学和战友。对我们这些已经度过中年的后辈来说，胡华老师那一代人的奋斗业绩已经刻入了历史的年轮；对于今天在工业化、信息化和网络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人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那场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史更已是遥远的过去。今天，我们立足的一切都是历史的延续，现在的人们想要具备深邃的眼光，还是应该温故知新、借古鉴今，通过反思前辈所走过的道路而为未来的发展定下正确的坐标。胡华老师参与开创的中共党史研究这一学科，在今天和今后仍然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学术价值，他留下的一系列名篇华章始终给后人宝贵的启迪。
革命者、学者、立志从教者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当我们走进中国人民大学，刚刚师从于胡华老师时，便听家母讲述过关于他的许多往事。在全面抗日烽火燃起不久，胡华老师即从浙江奉化家乡来到延安陕北公学，投身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在政治上也彻底成为他那个同乡“蒋委员长”的对立面。在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中，“三八式”是有着突出特点的一代人。胡华老师可以说是其中青年知识分子干部的典型，革命和治学从一开始便交织在一起。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亲身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使他在党史研究中具备了独有的优长，不到30岁便在国内这一研究领域中树立了自己权威的学术地位。
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胡华老师首先是一个战士。据家母讲，在陕北公学他们两人同班，家母年龄最小，胡华老师倒数第二。胡华不到18岁便背负着沉重的背包穿越日寇的封锁线，在部队掩护下边打边走，三千里行军到达晋察冀边区。1939年冬，华北联合大学在敌后开学，胡华老师便留校任教（家母当时留校担任政治协理员），成为最年轻的“小教员”，随那所“战火中的大学”一面转战、一面教学。据胡华老师和家母讲，当年他们都看不起校内负责宣传的那个为人孤傲、爱睡懒觉、站岗时漫不经心、日寇来袭时误了报警的张春桥。后来张春桥在国内气焰熏天时，胡华老师一直对其嗤之以鼻，显现出真诚的革命者与投机野心家的冰炭不相容的品质。
胡华老师也曾有弃教从政的机会。1945年八路军解放第一座城市张家口后，他被党组织派往那里从事工人运动，担任过市总工会宣传部部长。不过他更喜欢研究和教学工作，撤离张家口后，25岁的胡华老师选择回到华北联合大学，继续从教。胡华老师不想当“官”而专心治学，这除了兴趣之外，还在于他长于思考，不愿盲从，更想用笔而不是权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事实证明，胡华老师选择了一条最适合自己的道路。我们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工作时，亲身领会了导师的学识，不无感慨：“国内不乏宣传部长，可是像胡华老师这样的学者却是独一无二的。”
如果仔细分析新中国成立前投身革命队伍的人们的出身素质，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理想主义驱动的知识分子，一类是为改变现实苦难境遇的翻身农民。前者大都出身于生活条件和文化教育相对较好的家庭，后者大都属于《国际歌》所说的“饥寒交迫的奴隶”。在中国革命从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中，前者是火种，后者是干柴。前者从一开始就是为“解放社会”而奋斗，后者则是从“解放自己”逐步提升觉悟而投身于解放全中国。像胡华老师那种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青年革命知识分子，确实是那个时代为解放劳苦大众而奋斗的难能可贵的骄子。党内许多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愿意思考、不甘盲从，因而在政治风浪中往往历经坎坷，却能留下许多发人深省的思考。胡华老师的一生经历恰恰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如今的人们翻阅1950年3月出版的胡华老师成名之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可能会感到有一些当年特定的政治概念的印记，但当年这本书却是让千百万人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启蒙读物。在新中国奠基之时，胡华老师艰辛探索形成的这一史学著述赢得了千百万基层读者，从而开启了中共党史学科与新中国的成长同步前行的局面。
接着，由胡华老师主编，戴逸、彦奇两位老师参与编辑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辅助读物也成为畅销书。新中国成立之初，干部实行的是供给制，地区级和师级干部都只有几十元津贴，这本参考资料版税颇丰，可谓天文数字。当时正值抗美援朝，由胡华老师提议，戴、彦两位老师一致赞同，把这些钱款悉数捐献给志愿军购买战斗机，充分体现了这位革命者兼学者的精神境界。当时在国内能做到这一点的，除了工商业人士，只有梅兰芳、常香玉等几位文化界名人。对这件足以震动全国的事迹，胡华老师却在几十年内从不愿提及，因为他感到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和爱国者份内的举动。
在胡华老师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我们几乎天天相见，朝夕聆听教诲，一个深切的感受：胡华老师从青年时代投身革命起，就始终是一位真诚的理想主义者。得知胡华老师患肝癌要赴上海手术时，我们夫妇前去送行，他面带微笑淡淡地说，今后可能再见不到面了。那种无畏面对生命终结的精神，让人始终难以忘怀。
构建党史学科，勤于理论探索
从新中国成立前夕至解放后的几十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中教授党史的人不计其数，能在社会上留名的却为数不多。胡华老师作为党史学科的开拓者和权威学者，独树一帜。因为他不满足于做一个照本宣科、陈陈相因的“传声筒”，始终坚持在史料发掘和理论指导方面进行独立探索。在中国社会从思想禁锢、僵化走向启蒙和开放的道路上，胡华老师是一位难得的智者和开拓者。
史论结合是史学研究包括党史研究的基本要求。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却是常青的。中国共产党信仰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和教授中共党史无疑应以此为指导，然而怎样理解这些理论却有着“死板僵化”和“发展创新”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如今，重新翻阅胡华老师解放初期的一些著述，难免留有那个时代的政治印记，可贵的是，他并不拘泥于革命领袖的现成结论，而是在后来的岁月中不断进行新的理论探索。
从延安时期起，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作为学习和写作史书的典范，因而深受苏联个人崇拜、领袖意志至上和路线斗争决定论的影响。胡华老师那一代人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教育。不过，他却在后来不断有所突破，解放初期所写的党史著作便体现了新的风格，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成为党史学科开拓创新的带头人。记得在1978年国内党史界刚开始拨乱反正之际，正是胡华老师所作的一个个报告，率先打破过去“左”的教条束缚，影响遍及国内院校、学术研究部门乃至党政军机关，让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学后有振聋发聩之感。当时一些坚持僵化理念的人将胡华同胡耀邦等人并列，讽刺为“五胡乱华”，其实这正是他的光荣。
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到胡华老师那里做研讨式的上课（这也是他当时带研究生的一种独特方式），曾专门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有关奋斗与利益相关的观点。胡华老师特别叹息的是，在苏联、中国乃至世界上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建立后，都出现了以空想的政治口号取代人民现实利益的倾向，这些违反马克思主义真正精髓的做法，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1978年中国共产党人实现的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恰恰又是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开端，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与改革开放事业紧紧挂钩，才迎来了生产力的大发展，世界头号农业大国长久无法解决吃饭问题的历史难题也终于得到解决。我们当时深有感慨的一点，就是听胡华老师解释党史中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活的马克思主义。
现在有些人在纪念老一辈革命家时，往往只谈其早年的奋斗，而较少谈及老年时的认识成熟。其实，正如中国古语所说的“春华秋实”，春天的花朵是美丽的，而秋季的果实才能真正供人享用。胡华老师那一代人在年轻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晚年时又根据中国特色在理论上思考如何创新发展，这恰恰是中国共产党的事业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焕发活力并能重新兴旺发展的原因。纵观胡华老师一生的研究成果，从1978年直至他去世前的著述学术价值可谓最高，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的重要成果之一。
对史料的发掘和考证，是党史研究另一个重要领域。由于我国对历史档案长期坚持严格的保密制度却缺乏解密制度，这就使国内党史工作者普遍遇到难以找到原始史料和发表受到限制的难题。胡华老师一向善于从各种渠道搜集史料，还特别注重口述史学，采访众多党史事件的当事者。尤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大解放、众多老一辈革命家还健在的那个宝贵阶段，他直接采访了从大革命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在中央担任领导工作的众多老同志和革命的同路人，从口述中获得不少第一手资料。记得1981年访吴亮平，1982年访罗章龙、刘仁静等时，还带上我们这些学生一同前往。同时，胡华老师还经常去档案馆，通过考证原始资料揭开许多历史谜团。例如1981年为重新研究西路军问题，笔者便随他去过中央档案馆，通过对史料的重新发掘得出了新的结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0余年间，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章大多只限于叙述，深入探讨其起因和反思其教训的著述少而又少。胡华老师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1979年以后便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上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和教训，并由此思考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并逐年取得一些研究成果。记得胡华老师病危前，曾特别提出有志于“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可惜因种种主客观原因难以进行下去。时至今日，从理论上研究“文化大革命”仍是有待突破的重大难题。
治史服务现实，预言富有远见
缅怀和研究先人，其实是为了教育和激励后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自师从胡华老师之后，一个深刻的感受便是，他不像一些学究那样只自封书斋和故纸堆里，而是以党史研究紧密服务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时，年过八十的成仿吾担任校长。曾担任过吴玉章校长学术助手的胡华老师又成为成校长的学术助手。他协助这位他在陕北公学时的老校长完成了《战火中的大学》、《长征回忆录》、《记叛徒张国焘》等书稿。当时胡华老师特别称道的，是成老在70年代根据德文原版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纠正了过去译自日文版、俄文版所带来的不准确之处。他当时就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晚年对早期著作中的一些观点便做过修正，后来苏联模式的问题，恰恰在于用僵化、教条的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并把自身并不成功的生产和建设经验当成金科玉律强加于他国，最终使社会主义事业丧失了活力。例如在很长时间里，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的一些共产党人曾机械、片面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消灭私有制”的提法，夺取政权不久后便超越时空地采取一系列充满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激进举措，留下的教训极其深刻。胡华老师在研究和宣讲党史时，特别注重揭示这些教训出现的原因，并大力颂扬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就，他在生命最后几年反复思考的也是改革开放后如何巩固、发展这一成果。
令我们印象至深的一件事，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共中央提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在如何对待20世纪50年代中国曾模仿过的苏联模式问题上出现了争论。面对有人提出应回到50年代效仿苏联的建设模式的意见，胡华老师特别指出，既然脱离出来就不能再回去，虽然“文化大革命”搞错了，但苏联模式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走不通的！差不多10年之后，当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发生时，我们回首他生前对此的看法，真是感慨万千！
在80年代初，胡华老师便提出了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出现“异化”这一问题。他担心和反复告诫的，就是中国如何避免出现这一现象。他去世后不久，当苏联因革命的“异化”而最终走向瓦解时，中国共产党人却打破了前进道路上的发展瓶颈，这应归功于老一代和新一代革命和改革者的思想解放与理论创新，胡华老师的成就显然也包含在其中。
注重现实问题而不背过重的历史包袱，研究历史时更立足于今后，这是开拓进取的国家和人民需要具有的特征。胡华老师的身上，正具备了这种特点。人民大学复校后，同学们普遍有一个反映，便是在校内名教授、老教授之中，胡华是最能与年轻学生打成一片的。例如，在校内食堂的午、晚两餐时（早餐他通常是在那间办公室兼寝室中简单吃点“牛舌饼”之类），他与同学们一起打饭、一起站在餐桌边谈笑风生，我们还将此称为“第二课堂”。胡华老师是真正按照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传统和现实教育，使老一代和年轻一代得到了很好沟通。这不仅体现了他的心态始终年轻，而且也说明他的思维方式在改革开放后的新形势下也是紧跟潮流，确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生动写照。
回首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之际，国家正百废待兴，胡华老师这样校内最有名的教授也只能“蜗居”一栋筒子楼的一个小房间里，学生因食堂不够用而常挤在户外露餐。今天，人大校园早已是旧貌换新颜，北京城乃至整个中国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作为他的学生和后辈，我们今天的生活水平真是当年不可想象的。如今一些年轻人已不愿花费很多时间在历史纪念物前徘徊，而是开着私家车飞速奔向一个富裕、和谐的社会，这或许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随着时代变迁，再像当年那种以政治说教的方式讲党史，显然已不符合多数现代人的心态要求。胡华老师在晚年思考的改进党史教育的一些设想，恰恰应作为如今和未来发展的参照。
不容否认的是，如今历史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教育都存在着严重的教育方式僵化问题。面对打开国门看到的多彩外部世界，许多中青年人早已不相信那种陈陈相因并脱离现实的说教。为了新世纪的国家健康发展，中国需要根据新形势重新思考党史教育的问题，服务于新一代人的灵魂塑造以及树立他们对未来事业的信仰和信心。胡华老师当年的治学方法、理论思维和史学成就，仍然有着重大的参考价值。今天，在出版《胡华文集》之际，人们看到一个和平崛起的富强中国已经自豪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应该偿了胡华老师等开拓者的心愿，后辈人也终于可以无愧地告慰“乃翁”。
作为胡华老师的学生，在3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记得他那间“斗室”墙上所挂的、书写着李大钊名言的条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后人从这些老一辈先驱者身上所能继承的最宝贵的财富，不也正是这种“道义”吗！胡华老师妙手所写的文章，也将如同远途长跑的接力棒，传给一代代愿意学习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的人们。
（责任编辑 文世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