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如何纪念孔子】纪念孔子诞辰
时间：2020-02-18 07:16:3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缅怀至圣先师,最具体的方法是“温故而知新”,认清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进而身体力行,努力实践他的教导,尽到承前启后的责任。 由孔子所奠基的儒家学说“究竟”有何主张?它对现代人还有指导作用吗?
首先,它在历史上的际遇十分复杂,从西汉董仲舒倡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就受到统治者的青睐与利用,扮演安定社会的主导思想。二千多年的专制政体可以用“阳儒阴法”一词来描述,表面打着儒家的招牌,里面采取法家的手段,等到国家陷入困境,就把责任推给了儒家。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的诠释,为了配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形成僵化而封闭的教条,也就不足为怪了。
于是,一般人对儒家的刻板印象成为:重视群体和谐而忽略个体差异,讲究人情面子而忘了真诚坦荡,最后沦为不讲道理的三纲五常,与不分黑白的酱缸文化。
其次,现代人生在西方文化主导及全球文化交融的大趋势下,变得既丰富又复杂。我们身处其中,容易觉得忙碌、盲目而茫然。许多学者以“后现代主义”一词为其标签,意思是:没有任何观点可以免于受质疑及被否定,由此形成价值中立或“只问事实不问价值”的现象。这种接近虚无主义的废墟状态,正是人类心灵的最大挑战。针对这种处境,孔子思想能够提出什么解药?如果经由适当研究,发现儒家学说可以救治人类的时代之疾,那将不但是我们中国人的幸运,也是全人类的幸运。
本文将依序探讨以下三个主题:一、孔子在重视群体和谐时,并未忽略个体的主体价值;若不谈行动者的主体,人生又如何可能建构真善美圣等价值呢?二、相对于西方(以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三大一神教为代表)所揭示之人类普遍具有“罪恶感”,儒家所侧重的是人类应该有其“羞耻感”。这两种观点反映的都是人性不完美,因而需要进行修练,那么今日又该怎么做呢?三、儒家显示深刻的“悦乐精神”,对人生充满向往,要以个人力量承担造福众生的责任,这其中所涉及的人性论是值得深究的。孔子的言行在上述三个主题都有精准的见解与示范。
一、个体与群体
孔子主张“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认为实践人生理想的主动力量在于人。他心目中的人是不分阶级、族群与贫富差异的,推崇孔子为人文主义者,说他具有深刻的人道情怀,乃是合宜的判断。
问题在于:孔子所谓的“人”,一般都被认定侧重于群体,譬如他的核心观念是“仁”,而“仁”字“从人从二”,自然不离人我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分辨:
一方面,孔子对人的期许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里的“己”显然是指个体而言,君子与学者应该有此自觉。另一方面,平凡百姓也有其自我要珍惜,最典型的话语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百姓心中打定了主意,谁都无法再去左右他。在道德修行上更是如此。
为何需要强调个体呢?因为不论群体如何相处,道德价值的主体必须是个人,并且是真诚的个人。像“巧言令色,鲜矣仁”一语,不是暗示我们行仁的条件是真诚吗?有真诚才有动力,也才能从事道德实践。
儒家思想重视个体,其重点不是今日社会在民主与法治的基础上所保障的人权,而是肯定:每一个人在道德实践上都有不可逃避的责任,因而也有不可抹杀的尊贵价值。
在分析中国人的性格时,会发现“群体”的作用远大于“个体”。如果回溯于儒家的起源,向孔子请教的话,就会察觉原来孔子的观念是兼顾群体与个体,并且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动态平衡的。孔子的观念对于现代人生仍然深具启发性,其故在此。能由个体的真诚出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想才能真正普遍推广开来。
二、羞耻心与罪恶感
就人的现状而言,中西双方的文化都强调修养是不可或缺的。为何需要修养?因为人性并非生而完美。关于“完美”的判断,是不能脱离一个参考标准的。以主导西方文化的基督教为例,就在其教义中谈到人的“原罪”。他们相信上帝是完美的,并且上帝所造的人也应该是美好的,但是人的始祖未能恪守他们与上帝所订的盟约,亦即犯了罪,这才造成人性的缺陷。换言之,人在面对完美的上帝时,不免自觉其“罪恶感”,只有凭借虔诚信仰与真心忏悔才有可能获得救赎。
如果说“罪恶感”是个体在面对无限完美的上帝时所自觉的无能与卑屈,那么“羞耻心”则是个体在面对“群体”所要求的标准时所自觉的不足与惭愧。个人不能脱离人群社会生活,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一套言行禁忌与评价系统,当一个人觉察或者被人指称未达此一要求标准时,就会产生羞耻心。
问题在于:一个社会的言行标准是否正确无误?这个问题涉及政治、教育、舆论所形成的社会风气。譬如,“笑贫不笑娼”是偏差的风气,但同时也是一部分客观的事实。那么,谁又有权认定自己代表了真理呢?
在孔子看来,这里应该考虑的是双重挑战:一方面,每一个人都要有羞耻心,努力朝着社会标准去行动。这时所谓的标准体现于礼仪与法律。孔子显然认为礼仪才是正途。
另一方面,羞耻心还有向内自省的层次,这就涉及真诚觉悟自身言行了。若是自身言行不一,则是可耻的,如“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若是与人相处而表里不一,也是可耻的,如“匿怨而友其人”。读书人的首要条件是“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在此,“行己有耻”当然是出于高度的自我要求。
在比较中西文化时,以罪恶感来说,它源自个人面对上帝时的特殊心态,因此它的最大挑战是不信上帝。
再以羞耻心来说,它源自个人面对社会标准或个人良知的要求。如果只看社会标准,个人很可能变得世俗化、功利化、空洞化、而这也正是当前社会的一大危机。若是回溯孔子的原意,则不能忽略个人良知,而以符合天命所要求的无限完美为目标。个体的生命价值完全体现于他自觉对人群的责任上。
三、悦乐精神与忧患意识
孔子所创始的儒家,总是显示中庸之道。这种中庸,并非静态的不偏不倚,而是充满动态而均衡的力量。就个人的生命而言,真诚与否是个关键。只要真诚,就会由内心产生自我要求的力量,敦促自己主动去行善避恶。这种观点可以用“人性向善”一词来概括。
于是,站在“人性向善”的基础上,人生之道自然就是“择善固执”,明白这个道理并且努力实践,无异于逐渐完成自己的人性,由此孕生的心得正是“悦乐精神”。一个人只要走在这样的正途上,不论他的遭遇是穷达顺逆,都不影响他内心的喜悦与快乐。
不过,如果把“善”界定为我与别人之间的适当关系,就不能避免一种情况,亦即儒家总是怀着忧患意识。即使像尧与舜这样的圣王,在面对“修己以安百姓”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样的理想时,仍会觉得自己力有未逮,亦即“尧舜其犹病诸”。孔子心目中的仁者,须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其奋斗目标,而这项目标带来的永恒而无限的压力,正是忧患意识的来源。
悦乐精神与忧患意识在表面上似乎有些矛盾,其实这两者是不可分离的整体。有悦乐而无忧患,则人生若非局限于狭隘的利己,就是浮游于表面的享乐;有忧患而无悦乐,则人生又将怀忧丧志,患得患失,徒劳无功而苦不堪言。儒家能够兼取二者,使人在悦乐之时心存忧患意识,在忧患之中又能保持悦乐精神。
四、结论
我们学习孔子思想,若能在重视群体和谐时也肯定个体的主体性与主动性,那么在面对现代社会的风潮冲击与时尚诱惑时,就不难把持自己的方向。我们在修养自己时,要时时警觉羞耻心,言行不仅合乎社会规范的标准,更要安于真诚的良知,进而上达无愧于天地神明的境界。
我们身为知识分子与为民服务的公仆,总是希望造福百姓,因而难免于忧患意识;这时不能忘记孔子的悦乐精神,不但要苦中作乐,还要以苦为乐,甘之如饴,因为这一切所成就的也是自我人性的提升与完美。
纪念孔子,是要学习一套完整而正确的价值观,使孔子的见解在现代人生得到验证的机会,让世人肯定孔子思想对现代人类的重大意义。★
(摘自本人2009年“纪念大成至圣孔子诞辰典礼”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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