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体西用思潮的嬗变]中体西用思潮的背景

　　摘要：中体西用思潮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萌发于鸦片战争时期，兴起于洋务运动时期，成熟于维新运动时期，逐渐式微于20世纪初年。它的演变与中国近代化息息相关。研究其嬗变过程，有助于全面认识这股思潮，进而帮助人们从思想史的视角来了解中国近代化的历程。
　　关键词：中体西用 兴起 成熟 式微
　　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萌生了种种思想和学说。其中，中体西用是影响较大的一种，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是，对中体西用演变过程的研究仍很薄弱，有必要进一步探究。深入研究中体西用的演变过程，有助于全面地认识这股思潮，进而帮助人们从思想史的角度来了解中国近代化的历程。
　　一
　　中体西用思潮的产生，有其深层原因。
　　内忧外患的国内国际环境是其产生的前提。近代以来，受到残酷压榨的人们纷纷揭竿而起，给清王朝的统治以沉重打击。同时，西方国家则利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一些中国人开始思考为什么堂堂的“天朝上国”竟沦落到如此境地？“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1]（P.3）为了摆脱“受制于小夷”的局面，他们开始了解“小夷”，并主张学习其某些长技。中体西用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守旧派对西学的顽拒固绝，是这种思潮产生的又一条件。守旧派把西学视为“奇技淫巧”，把学习西学视为“用夷变夏”。早在清初，杨光先就放言：“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2]（P.727）洋务运动时期，倭仁、张盛藻等人，以“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为辞，强烈反对“师事夷人”。[3]（P.30）面对守旧派的阻挠，提倡引进西学的人，也不得不考虑西学对中学的影响。为了证明西学与中学可以相容、可以互补，他们提出了“中体西用”这样一个折衷的方案。
　　先人敏锐的洞察力及无穷智慧，是这种思潮产生的主观条件。鸦片战争的失利，使林则徐等人察觉到了西方的某些长技，并提倡学习。在人们普遍排斥、仇视西学的情况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熊月之综合分析后认为，林则徐之所以能在中西两极初逢之时，敢为天下先，迈出了解西方的第一步，是因为他“办事认真务实，能根据实际情况，不泥于习惯传统，锐意改革的精神。”[2]（P.221）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批睿智的与时俱进者，在学习西学又要维护中学的抉择中，提出“中体西用”的模式，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
　　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中体西用思潮，从其肇始到低落，基本上贯穿了整个中国近代史。
　　据有学者探查，最早出现“西学”字样是在晚明。但直到乾隆末年，西学所受到的评价并不高，时人给西学的定性是“特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耳。”[4]（P.78）时人对待西学的对策是“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4]（P.80）这实际上是中体西用之原型。
　　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产生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5]（P.628）的思想。魏源则具体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6]（P.1）一般认为，“师夷之长技”便是“西学为用”。这即是近代中体西用的萌发。
　　第二次鸦片战争再一次使国人看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厉害，也看到了中西之间的差距，如冯桂芬就指出：“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1]（P.8）为了摆脱这种局面，他提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1]（P.17）这被公认是中体西用的最初表达。
　　洋务运动时期，一批洋务派官僚继承和发展了冯桂芬的“中体西用”思想。如李鸿章就认为：“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顾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即在是也。”[7]（P.323）
　　参与洋务运动的早期维新思想家，也大都赞同中体西用。薛福成表示：“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8]（P.74）邵作舟主张：“以中国之道，用泰西之器。”[9]（P.182）王韬从“道”、“器”来论述：“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美西人而贬已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10]（P.30）并认为西学“皆器也，而非道也，不得谓治国平天下之本也。夫孔之道，人道也，人类不尽，其道不变。”[8]（P.80）陈炽也认为，“中不若西，不可言也”，[11]（P.29）因此在倡导采西学时要求：“广储经籍，延聘师儒，以正人心，以维风俗。其同文、方言、水师、武备各馆，即可并入其中，并请洋师，兼攻西学。”[11]（P.30）郑观应对中体西用的认识最为深刻。他指出：“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然则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而已，强在学中国之学，而又学其所学也……故善学者必先明本末，更明所谓大本末而后可。以西学言之，如格致制造等学，其本也……语言文字其末也。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12]（P6）至此，中体西用已基本成型，并且逐渐被人们接受。
　　甲午之战，清王朝被日本打败。学习西方已二十多年，但结果却不如人意。人们纷纷反思，并在此过程中，对中体西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中体西用趋于成熟。
　　虽然中体西用思想由来已久，但未有人明确提出。这一时期，沈毓桂确切地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在《万国公报》上发文指出：“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5]（P.631）孙家鼐也指出：“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
　　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详尽地阐释了中体西用的要义。他在《劝学篇·序》中开宗明义地说：“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这里的“本”即纲常名教，“通”即工商、学校诸事。在《外篇·会通第十三》中还指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在《外篇·变法第七》中又说：“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在《内篇·循序第七》中进一步强调：“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 　　摘要：中体西用思潮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萌发于鸦片战争时期，兴起于洋务运动时期，成熟于维新运动时期，逐渐式微于20世纪初年。它的演变与中国近代化息息相关。研究其嬗变过程，有助于全面认识这股思潮，进而帮助人们从思想史的视角来了解中国近代化的历程。
　　关键词：中体西用 兴起 成熟 式微
　　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萌生了种种思想和学说。其中，中体西用是影响较大的一种，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是，对中体西用演变过程的研究仍很薄弱，有必要进一步探究。深入研究中体西用的演变过程，有助于全面地认识这股思潮，进而帮助人们从思想史的角度来了解中国近代化的历程。
　　一
　　中体西用思潮的产生，有其深层原因。
　　内忧外患的国内国际环境是其产生的前提。近代以来，受到残酷压榨的人们纷纷揭竿而起，给清王朝的统治以沉重打击。同时，西方国家则利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一些中国人开始思考为什么堂堂的“天朝上国”竟沦落到如此境地？“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1]（P.3）为了摆脱“受制于小夷”的局面，他们开始了解“小夷”，并主张学习其某些长技。中体西用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守旧派对西学的顽拒固绝，是这种思潮产生的又一条件。守旧派把西学视为“奇技淫巧”，把学习西学视为“用夷变夏”。早在清初，杨光先就放言：“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2]（P.727）洋务运动时期，倭仁、张盛藻等人，以“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为辞，强烈反对“师事夷人”。[3]（P.30）面对守旧派的阻挠，提倡引进西学的人，也不得不考虑西学对中学的影响。为了证明西学与中学可以相容、可以互补，他们提出了“中体西用”这样一个折衷的方案。
　　先人敏锐的洞察力及无穷智慧，是这种思潮产生的主观条件。鸦片战争的失利，使林则徐等人察觉到了西方的某些长技，并提倡学习。在人们普遍排斥、仇视西学的情况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熊月之综合分析后认为，林则徐之所以能在中西两极初逢之时，敢为天下先，迈出了解西方的第一步，是因为他“办事认真务实，能根据实际情况，不泥于习惯传统，锐意改革的精神。”[2]（P.221）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批睿智的与时俱进者，在学习西学又要维护中学的抉择中，提出“中体西用”的模式，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
　　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中体西用思潮，从其肇始到低落，基本上贯穿了整个中国近代史。
　　据有学者探查，最早出现“西学”字样是在晚明。但直到乾隆末年，西学所受到的评价并不高，时人给西学的定性是“特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耳。”[4]（P.78）时人对待西学的对策是“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4]（P.80）这实际上是中体西用之原型。
　　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产生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5]（P.628）的思想。魏源则具体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6]（P.1）一般认为，“师夷之长技”便是“西学为用”。这即是近代中体西用的萌发。
　　第二次鸦片战争再一次使国人看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厉害，也看到了中西之间的差距，如冯桂芬就指出：“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1]（P.8）为了摆脱这种局面，他提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1]（P.17）这被公认是中体西用的最初表达。
　　洋务运动时期，一批洋务派官僚继承和发展了冯桂芬的“中体西用”思想。如李鸿章就认为：“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顾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即在是也。”[7]（P.323）
　　参与洋务运动的早期维新思想家，也大都赞同中体西用。薛福成表示：“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8]（P.74）邵作舟主张：“以中国之道，用泰西之器。”[9]（P.182）王韬从“道”、“器”来论述：“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美西人而贬已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10]（P.30）并认为西学“皆器也，而非道也，不得谓治国平天下之本也。夫孔之道，人道也，人类不尽，其道不变。”[8]（P.80）陈炽也认为，“中不若西，不可言也”，[11]（P.29）因此在倡导采西学时要求：“广储经籍，延聘师儒，以正人心，以维风俗。其同文、方言、水师、武备各馆，即可并入其中，并请洋师，兼攻西学。”[11]（P.30）郑观应对中体西用的认识最为深刻。他指出：“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然则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而已，强在学中国之学，而又学其所学也……故善学者必先明本末，更明所谓大本末而后可。以西学言之，如格致制造等学，其本也……语言文字其末也。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12]（P6）至此，中体西用已基本成型，并且逐渐被人们接受。
　　甲午之战，清王朝被日本打败。学习西方已二十多年，但结果却不如人意。人们纷纷反思，并在此过程中，对中体西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中体西用趋于成熟。
　　虽然中体西用思想由来已久，但未有人明确提出。这一时期，沈毓桂确切地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在《万国公报》上发文指出：“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5]（P.631）孙家鼐也指出：“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
　　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详尽地阐释了中体西用的要义。他在《劝学篇·序》中开宗明义地说：“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这里的“本”即纲常名教，“通”即工商、学校诸事。在《外篇·会通第十三》中还指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在《外篇·变法第七》中又说：“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在《内篇·循序第七》中进一步强调：“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 存入我的阅览室 　　总之，中体西用思想贯穿《劝学篇》的始终。至此，中体西用在理论上达到系统化，标志着这种思想已成熟。光绪皇帝对该书大加赞赏：“该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俾得广为刊本，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
　　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更是强调“中体西用”为维新变法的政治原则。他在“明定国是”诏中明确要求大臣们要“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这样，中体西用作为国家大政指导方针的地位被确定下来。
　　总之，甲午战后，中体西用不仅成为清朝最高统治层的政治号召，而且成为社会上的流行语。中体西用思想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影响上，都达到了顶峰。
　　三
　　20世纪初年，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震动。很多人逐渐认识到了中体西用的局限。同时，新的社会形势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思想。就这样，中体西用逐渐低落下去了。
　　顽固派仍坚决反对中体西用。戊戌政变后，他们大放阙词：“近年以来，嗜西学者恐专言西学之难逃指斥也，因诡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以中学兼通西学乃为全才，此欺人之谈也。如大逆康有为等皆以中学兼通西学者，自应体用兼备，本末兼赅矣，称全才矣。乃以所通之西学，变我祖法，乱我圣道，结党谋叛，罪通于天。向使纯务中学而不通西学，世间无此种全才，焉有此种非常之祸。”[5]他们仍把中体西用视为“欺人之谈”、“非常之祸”加以坚决反对。
　　洋务派的怀疑和动摇。郭嵩焘早在1875年就曾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彼之所长，循而习之；我之所短，改而修之。……舍富强之本图……将谓造船制器……遂可转弱为强……恐无此理。”[5]甲午之战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作为洋务运动指导思想的中体西用自然也就失去其生存空间了。
　　早期维新派也对中体西用提出了质疑和责难。他们虽然都赞同中体西用，但是思想却处于困惑、矛盾之中。郑观应明确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但又赞同“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政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12]。这种自相矛盾、动摇的心理就是真实的写照。
　　甲午战争的失败震撼了所有中国有识之士的心灵，他们再次反省，并从理论高度（虽也有不当之处）来批判中体西用。
　　谭嗣同指出：“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自学者不审，误以道为体，道始迷离徜恍，若一幻物，虚悬于空漠无朕之际，而果何物也耶？于人何补，于世何济，得之何益，失之何损耶？将非所谓惑世诬民异端者耶？夫苟辨道之不离乎器，则天下之为器亦大矣。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变而仍为器，亦仍不离乎道，人自不能弃器、又何以弃道哉？”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谭嗣同深刻地批判了中体西用割裂“体用”、“道器”的谬误，从而把对中体西用的批判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严复也对中体西用进行了抨击：“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
　　20世纪初年，一直默许中体西用的清朝最高统治者，虽然仍以中体西用为改革的政治原则，但这时的改革已经不得不触及到了根本，即把封建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中体西用已经站不住脚了。同时，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为了振兴中华，他们举起了民主革命的大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迅速传播，成为当时的主旋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并积极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至此，中体西用陷入困境，在历史的舞台上完成了它的使命后，渐渐地也就低落下去了。
　　参考文献：
　　[1]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M]，卷下.广仁堂校本.
　　[2] 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 洋务运动[Z],第2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4]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C],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三年.
　　[5] 转引自吴雁南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M],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6] 魏源.海国图志[M]，上卷.长沙：岳麓书社，1998.
　　[7] 李鸿章全集[M]，第1卷.海南：海南出版社，1997.
　　[8] 丁守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潮[M]，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9] 戊戌变法[Z],第1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10] 王韬.弢园尺牍[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 陈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2] 郑观应.盛世危言[M]，第1卷.上海：上海书局石印.
　　作者简介：张楠（1978—），女，汉族，贵州贵阳人，现为贵州师范大学国际旅游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贵州历史与文化 　　总之，中体西用思想贯穿《劝学篇》的始终。至此，中体西用在理论上达到系统化，标志着这种思想已成熟。光绪皇帝对该书大加赞赏：“该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俾得广为刊本，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
　　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更是强调“中体西用”为维新变法的政治原则。他在“明定国是”诏中明确要求大臣们要“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这样，中体西用作为国家大政指导方针的地位被确定下来。
　　总之，甲午战后，中体西用不仅成为清朝最高统治层的政治号召，而且成为社会上的流行语。中体西用思想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影响上，都达到了顶峰。
　　三
　　20世纪初年，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震动。很多人逐渐认识到了中体西用的局限。同时，新的社会形势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思想。就这样，中体西用逐渐低落下去了。
　　顽固派仍坚决反对中体西用。戊戌政变后，他们大放阙词：“近年以来，嗜西学者恐专言西学之难逃指斥也，因诡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以中学兼通西学乃为全才，此欺人之谈也。如大逆康有为等皆以中学兼通西学者，自应体用兼备，本末兼赅矣，称全才矣。乃以所通之西学，变我祖法，乱我圣道，结党谋叛，罪通于天。向使纯务中学而不通西学，世间无此种全才，焉有此种非常之祸。”[5]他们仍把中体西用视为“欺人之谈”、“非常之祸”加以坚决反对。
　　洋务派的怀疑和动摇。郭嵩焘早在1875年就曾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彼之所长，循而习之；我之所短，改而修之。……舍富强之本图……将谓造船制器……遂可转弱为强……恐无此理。”[5]甲午之战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作为洋务运动指导思想的中体西用自然也就失去其生存空间了。
　　早期维新派也对中体西用提出了质疑和责难。他们虽然都赞同中体西用，但是思想却处于困惑、矛盾之中。郑观应明确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但又赞同“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政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12]。这种自相矛盾、动摇的心理就是真实的写照。
　　甲午战争的失败震撼了所有中国有识之士的心灵，他们再次反省，并从理论高度（虽也有不当之处）来批判中体西用。
　　谭嗣同指出：“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自学者不审，误以道为体，道始迷离徜恍，若一幻物，虚悬于空漠无朕之际，而果何物也耶？于人何补，于世何济，得之何益，失之何损耶？将非所谓惑世诬民异端者耶？夫苟辨道之不离乎器，则天下之为器亦大矣。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变而仍为器，亦仍不离乎道，人自不能弃器、又何以弃道哉？”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谭嗣同深刻地批判了中体西用割裂“体用”、“道器”的谬误，从而把对中体西用的批判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严复也对中体西用进行了抨击：“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
　　20世纪初年，一直默许中体西用的清朝最高统治者，虽然仍以中体西用为改革的政治原则，但这时的改革已经不得不触及到了根本，即把封建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中体西用已经站不住脚了。同时，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为了振兴中华，他们举起了民主革命的大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迅速传播，成为当时的主旋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并积极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至此，中体西用陷入困境，在历史的舞台上完成了它的使命后，渐渐地也就低落下去了。
　　参考文献：
　　[1]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M]，卷下.广仁堂校本.
　　[2] 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 洋务运动[Z],第2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4]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C],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三年.
　　[5] 转引自吴雁南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M],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6] 魏源.海国图志[M]，上卷.长沙：岳麓书社，1998.
　　[7] 李鸿章全集[M]，第1卷.海南：海南出版社，1997.
　　[8] 丁守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潮[M]，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9] 戊戌变法[Z],第1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10] 王韬.弢园尺牍[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 陈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2] 郑观应.盛世危言[M]，第1卷.上海：上海书局石印.
　　作者简介：张楠（1978—），女，汉族，贵州贵阳人，现为贵州师范大学国际旅游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贵州历史与文化 存入我的阅览室 　　总之，中体西用思想贯穿《劝学篇》的始终。至此，中体西用在理论上达到系统化，标志着这种思想已成熟。光绪皇帝对该书大加赞赏：“该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俾得广为刊本，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
　　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更是强调“中体西用”为维新变法的政治原则。他在“明定国是”诏中明确要求大臣们要“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这样，中体西用作为国家大政指导方针的地位被确定下来。
　　总之，甲午战后，中体西用不仅成为清朝最高统治层的政治号召，而且成为社会上的流行语。中体西用思想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影响上，都达到了顶峰。
　　三
　　20世纪初年，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震动。很多人逐渐认识到了中体西用的局限。同时，新的社会形势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思想。就这样，中体西用逐渐低落下去了。
　　顽固派仍坚决反对中体西用。戊戌政变后，他们大放阙词：“近年以来，嗜西学者恐专言西学之难逃指斥也，因诡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以中学兼通西学乃为全才，此欺人之谈也。如大逆康有为等皆以中学兼通西学者，自应体用兼备，本末兼赅矣，称全才矣。乃以所通之西学，变我祖法，乱我圣道，结党谋叛，罪通于天。向使纯务中学而不通西学，世间无此种全才，焉有此种非常之祸。”[5]他们仍把中体西用视为“欺人之谈”、“非常之祸”加以坚决反对。
　　洋务派的怀疑和动摇。郭嵩焘早在1875年就曾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彼之所长，循而习之；我之所短，改而修之。……舍富强之本图……将谓造船制器……遂可转弱为强……恐无此理。”[5]甲午之战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作为洋务运动指导思想的中体西用自然也就失去其生存空间了。
　　早期维新派也对中体西用提出了质疑和责难。他们虽然都赞同中体西用，但是思想却处于困惑、矛盾之中。郑观应明确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但又赞同“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政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12]。这种自相矛盾、动摇的心理就是真实的写照。
　　甲午战争的失败震撼了所有中国有识之士的心灵，他们再次反省，并从理论高度（虽也有不当之处）来批判中体西用。
　　谭嗣同指出：“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自学者不审，误以道为体，道始迷离徜恍，若一幻物，虚悬于空漠无朕之际，而果何物也耶？于人何补，于世何济，得之何益，失之何损耶？将非所谓惑世诬民异端者耶？夫苟辨道之不离乎器，则天下之为器亦大矣。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变而仍为器，亦仍不离乎道，人自不能弃器、又何以弃道哉？”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谭嗣同深刻地批判了中体西用割裂“体用”、“道器”的谬误，从而把对中体西用的批判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严复也对中体西用进行了抨击：“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
　　20世纪初年，一直默许中体西用的清朝最高统治者，虽然仍以中体西用为改革的政治原则，但这时的改革已经不得不触及到了根本，即把封建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中体西用已经站不住脚了。同时，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为了振兴中华，他们举起了民主革命的大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迅速传播，成为当时的主旋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并积极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至此，中体西用陷入困境，在历史的舞台上完成了它的使命后，渐渐地也就低落下去了。
　　参考文献：
　　[1]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M]，卷下.广仁堂校本.
　　[2] 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 洋务运动[Z],第2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4]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C],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三年.
　　[5] 转引自吴雁南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M],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6] 魏源.海国图志[M]，上卷.长沙：岳麓书社，1998.
　　[7] 李鸿章全集[M]，第1卷.海南：海南出版社，1997.
　　[8] 丁守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潮[M]，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9] 戊戌变法[Z],第1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10] 王韬.弢园尺牍[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 陈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2] 郑观应.盛世危言[M]，第1卷.上海：上海书局石印.
　　作者简介：张楠（1978—），女，汉族，贵州贵阳人，现为贵州师范大学国际旅游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贵州历史与文化 　　总之，中体西用思想贯穿《劝学篇》的始终。至此，中体西用在理论上达到系统化，标志着这种思想已成熟。光绪皇帝对该书大加赞赏：“该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俾得广为刊本，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
　　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更是强调“中体西用”为维新变法的政治原则。他在“明定国是”诏中明确要求大臣们要“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这样，中体西用作为国家大政指导方针的地位被确定下来。
　　总之，甲午战后，中体西用不仅成为清朝最高统治层的政治号召，而且成为社会上的流行语。中体西用思想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影响上，都达到了顶峰。
　　三
　　20世纪初年，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震动。很多人逐渐认识到了中体西用的局限。同时，新的社会形势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思想。就这样，中体西用逐渐低落下去了。
　　顽固派仍坚决反对中体西用。戊戌政变后，他们大放阙词：“近年以来，嗜西学者恐专言西学之难逃指斥也，因诡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以中学兼通西学乃为全才，此欺人之谈也。如大逆康有为等皆以中学兼通西学者，自应体用兼备，本末兼赅矣，称全才矣。乃以所通之西学，变我祖法，乱我圣道，结党谋叛，罪通于天。向使纯务中学而不通西学，世间无此种全才，焉有此种非常之祸。”[5]他们仍把中体西用视为“欺人之谈”、“非常之祸”加以坚决反对。
　　洋务派的怀疑和动摇。郭嵩焘早在1875年就曾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彼之所长，循而习之；我之所短，改而修之。……舍富强之本图……将谓造船制器……遂可转弱为强……恐无此理。”[5]甲午之战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作为洋务运动指导思想的中体西用自然也就失去其生存空间了。
　　早期维新派也对中体西用提出了质疑和责难。他们虽然都赞同中体西用，但是思想却处于困惑、矛盾之中。郑观应明确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但又赞同“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政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12]。这种自相矛盾、动摇的心理就是真实的写照。
　　甲午战争的失败震撼了所有中国有识之士的心灵，他们再次反省，并从理论高度（虽也有不当之处）来批判中体西用。
　　谭嗣同指出：“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自学者不审，误以道为体，道始迷离徜恍，若一幻物，虚悬于空漠无朕之际，而果何物也耶？于人何补，于世何济，得之何益，失之何损耶？将非所谓惑世诬民异端者耶？夫苟辨道之不离乎器，则天下之为器亦大矣。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变而仍为器，亦仍不离乎道，人自不能弃器、又何以弃道哉？”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谭嗣同深刻地批判了中体西用割裂“体用”、“道器”的谬误，从而把对中体西用的批判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严复也对中体西用进行了抨击：“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
　　20世纪初年，一直默许中体西用的清朝最高统治者，虽然仍以中体西用为改革的政治原则，但这时的改革已经不得不触及到了根本，即把封建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中体西用已经站不住脚了。同时，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为了振兴中华，他们举起了民主革命的大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迅速传播，成为当时的主旋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并积极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至此，中体西用陷入困境，在历史的舞台上完成了它的使命后，渐渐地也就低落下去了。
　　参考文献：
　　[1]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M]，卷下.广仁堂校本.
　　[2] 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 洋务运动[Z],第2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4]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C],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三年.
　　[5] 转引自吴雁南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M],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6] 魏源.海国图志[M]，上卷.长沙：岳麓书社，1998.
　　[7] 李鸿章全集[M]，第1卷.海南：海南出版社，1997.
　　[8] 丁守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潮[M]，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9] 戊戌变法[Z],第1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10] 王韬.弢园尺牍[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 陈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2] 郑观应.盛世危言[M]，第1卷.上海：上海书局石印.
　　作者简介：张楠（1978—），女，汉族，贵州贵阳人，现为贵州师范大学国际旅游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贵州历史与文化 存入我的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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