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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花塘事件”背后:黄花塘事件

    时间:2019-05-12 03:23:2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皖南事变中的饶漱石  电视剧《叶挺将军》里皖南事变几集中,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小姚”。“小姚”是谁?他原来就是东南分局副书记饶漱石。当时,出于工作保密的需要,再加上饶、姚谐音,大家平时称他“小姚”。就是毛泽东发给东南局的电报也称他“小姚”。
      饶漱石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被派到美国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饶漱石要求回国参加抗日救国斗争,被中共中央派到皖南任东南分局副书记,协助东南分局书记项英开展工作。
      皖南事变发生后,饶漱石和叶挺一起指挥部队突围。1月9日,在项英等人私自离开部队的情况下,饶漱石支持和协助叶挺指挥部队奋战突围,挽救危局,并及时把事变真相和部队情况上报中央。中共中央接受刘少奇的建议,致电叶挺、饶漱石及新四军全体将士:望全军完全服从叶军长及东南局与军分会委员饶漱石之指挥,政治上由饶漱石负责,军事上由叶挺负责,执行北移任务,打破国民党军顽固派之包围,胜利地转移到苏南北渡。
      项英等人归队后,叶挺非常震怒,理都不理他们。饶漱石却显得非常冷静,虽然他也恨项英临危出走,也恨当初对他非常不礼貌。1938年,饶漱石受党中央派遗,来东南局报到那天,项英非常冷漠,既不向其他同志介绍饶漱石,也不接饶漱石的介绍信,而是要他到民运部去报到,使得饶漱石极为尴尬。但如今大敌当前,部队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饶漱石劝叶挺以大局为重,不要同项英计较。叶挺听从了饶漱石劝告。此时,中共中央仍在电报中明确指示: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同时,中央领导人致电刘少奇、陈毅转叶挺、饶漱石:如有可能似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为有利。同时,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
      新四军在叶挺的指挥下,与数倍的敌人激战七昼夜,仍不能摆脱困境。这时,饶漱石根据中央军委电报精神“相机和对方首长谈判”和军部的处境,劝叶挺去顽军处谈判,开始,叶挺不同意,说“败军之将,已无和谈之本钱,再说他们言而无信…”饶漱石说:“你去谈判是党派你去的,不是个人行为。为了挽救部队,我们要采取一切手段。只要我们能活着出去。我自应向党中央汇报。现存的同志中,比如李一氓、钱俊瑞、余立金、张元寿等同志,只要一位冲出去,都要向党中央报告,证明是党派你去的。”叶挺听了饶漱石的话,心里颇为感动。这位平时并不显眼的书生关健时候却非常从容镇静,便同意下山谈判。不料,叶挺下山后被无理扣押。
      饶漱石见谈判不成,只好又组织部队分头突围。在突围中他不幸被捕,但由于他平时穿着朴素,就连新四军的干部也不知道他是共产党的大官。捉他的顽军连长也只把他当成新四军的一般战士。饶漱石谎称自已是伙食管理员,并用身上的金钱贿赂敌连长。敌连长把他放了。
      饶漱石脱险后,先到上海,后在地下党的掩护下到达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此时中共中央决定重组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同时,中央决定中原局同东南局合并,成立华中局,饶漱石出任华中局副书记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1942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刘少奇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由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
      饶漱石在皖南事变中的表现,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1941年1月,中共中央在一决定中指出:新四军全体指战员在军长叶挺与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二人领导下,与反共军激战七昼夜,表示了共产党员与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刘少奇在1月24日新四军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把饶漱石与叶挺、项英、周子昆、袁国平并列,并称赞他为“英明的青年革命家”。
      皖南事变后,受命于危难之时的饶漱石,领导敌后军民坚持抗战,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和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
      饶漱石欲打击陈毅
      皖南事变,饶漱石临危不惧,英勇果断,并受命于危难之时,确定了他在华中局和新四军的领导地位,并受到新四军广大指战员的好评。
      饶漱石到新四军任职之初,由于他谦虚谨慎,办事稳重,政治观点强,留给陈毅、刘少奇两人的印象都不错。与陈毅也能配合。不久,两人便在工作中产生了矛盾。
      当时根据分工,饶漱石主抓政治工作,,陈毅主持军部工作。饶漱石决定先去第二师蹲点。在临走前,召开了一个由陈毅、曾山、赖传珠等人参加的军分会会议。会上饶漱石提出自己的兼职过多,可否电请中央给予其他同志分担一些。陈毅问他指的是哪些职务?饶漱石说除了华中局书记和政委以外都算是,政治部的工作你们看着办。所以,饶漱石去二师蹲点以后,陈毅和赖传珠、曾山、张云逸商量此事,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免去饶漱石兼任的政治部主任一职,并且由陈毅起草电文向中央予以汇报。
      饶漱石在二师知道这一情况之后,陈毅的电报已经发出。饶漱石非常气愤,立即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发电,说陈毅剥夺他的领导权。自此对陈毅产生了不满。
      1943年1月,日伪军加紧对盐阜区“扫荡”。新四军军部决定以第三师抗击敌军的多路进攻,军部由苏北根据地阜宁停翅港转移到淮南路东根据地的盱眙黄花塘。1月10日,陈毅、饶漱石随军部到达黄花塘。黄花塘是安徽、江苏交界地区的一个小村庄。
      这年2月中旬,日伪军万余人向淮安以东国民党军韩德勤部控制地区“扫荡”,新四军为配合韩部作战,主动向日伪军出击,使日伪军连连受挫。但韩部反而恩将仇报,乘新四军与日伪军交战之际,韩德勤亲率部队侵入淮北抗日根据地。为迎击韩部进攻,陈毅命令新四军四师等部队,对侵入淮北中心区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此役生俘了韩德勤本人及韩部官兵1000余人。
      对处理俘虏的问题上,陈毅与饶漱石持不同的态度。陈毅力主释放韩德勤,中共中央书记处3月29日电示:同意陈毅所提办法处理韩问题,如陈估计韩留苏北比较有利,韩去路西反而不利时,即可使韩留苏北……
      陈毅、彭雪枫等人设宴为韩德勤饯行,并送还韩的手表、皮包、手枪等物。韩德勤羞愧难当地表示:“过去几年,多有得罪,请多多原谅!今后再也不干那样的事情了!”
      于是,关于陈毅的种种流言蜚语多了起来。这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统一部署,新四军逐步开展整风运动,在此后一段时期里,饶漱石就忙于收集陈毅的材料,几乎每天都要找华中局和军部的负责干部谈话,从各方面了解陈毅的问题,。在一次谈话中,他意外遇到一个在军部养病的干部。此人同陈毅有过几次接触,他无意间给饶漱石讲起,陈毅在一次大会上说过,他曾经主持召开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选掉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后来又到党中央汇报红四军党内的争论情况,重新把毛泽东请回了前委领导岗位。   饶漱石如获至宝,找到了陈毅“一贯反对毛主席”证据。这时,连华中局和新四军的一些领导干部也误以为饶漱石是奉中央之命来清算陈毅的,担心同陈毅界线不清而受牵连,开始有意躲开。
      1943年10月26日,华中局组织的整风会议在黄花塘的新四军军部举行。参加会议的成员有华中局委员、新四军各师负责人。会议开始后,饶漱石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警告陈毅说:“陈毅,你虽是一军之长,可今日你是普通党员,态度要端正,对自己的错误要交代清楚,不准蒙混过关。”这时的陈毅还认为这只是党内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并没有朝坏处去想。他稍稳定一下情绪后,就开始详细地介绍自己的经历,实事求是地分析了自身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并作了深刻的检讨。
      会议整整开了一天,大家都在静心地听陈毅发言。晚饭后,会议继续举行。这时候,饶漱石觉得一整天的会议并没有达到他预想的目的,不得不亲自上阵,公开发难了。他一口气列举了几个月来挖空心思罗列的陈毅“十大罪状”:第一,在历史上,陈毅一贯地反对毛主席;第二,陈毅一贯地对抗中央;第三,陈毅一贯地反对政治委员制度,不尊重政治委员;第四,工作不负责,办事拖拖拉拉;第五,轻视工农干部,偏袒知识分子干部;第六,对新四军七个师亲一部、疏一部;第七,陈毅封建主义思想严重,嗜好下棋、作诗这类封建士大夫恶习;第八,主观主义严重,说话办事,不调查研究,凭印象瞎表态;第九,官僚作风严重,不愿意深入炮火连天的部队去指导工作,只愿作水上浮萍,在离军部较近的部队走马观花;第十,个人主义严重,好大喜功,夸夸其谈。饶漱石说完后,令他没料到的是会场一片静默。
      第二天,整风会议继续进行。会议一开始,陈毅就说:“为驳斥饶漱石对我的诽谤和打击,在此我要作申辩性发言。”陈毅一语既出,四座皆惊。更令饶漱石措手不及,惊慌不安。接着,陈毅便详细阐述了1929年红四军的那件事情的经过,并对饶漱石列举的其他“罪状”,逐条予以驳斥,有理有据,有礼有节,听得参加会议的干部们频频点头。饶漱石一看情形不对,急忙打断陈毅的发言,气急败坏地说:“你的态度很成问题。我是政治委员,有最后的决定权,我又是华中局书记,有权代表华中局和军部向中央揭发你的问题,有权建议中央另派一位德才兼备的军长来。”说完,饶漱石没等陈毅反驳,便强令所有参会者对陈毅展开批判。陈毅依然端坐在那里,认真地听着同志们的发言。当听到大家的批评有道理时,便点头表示赞同,并不时地用笔在本子上记下来。当听到一些不实之词时也没有立即反驳。
      会后,饶漱石竟然利用华中局和军部的名义,捏造不实之词,写了一份长达1500字的电报,罗列了陈毅的“十大罪状”,直接报给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并要求“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除此之外,饶漱石还煽动华中局的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共中央发电报,反映陈毅的错误,要求撤换陈毅。
      陈毅得知这些情况后,决定主动向中央报告事情经过。他以个人的名义向中央发了一份电报,除实事求是地报告了整个事情发生情况外,还主动检讨了自身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并从革命大局出发,向中央保证“打通思想,继续为党努力工作”,同时也提出了赴延安学习的要求。
      这次会议风波史称“黄花塘事件”。毛泽东接到陈毅的报告后,立即回电:“来电收悉。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同时希望陈毅来延安参加七大,并指示“陈来延期间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
      1943年11月25日,陈毅离开新四军军部踏上赴延安的路程。陈毅走后,饶漱石并未善罢甘休,而是继续展开对陈毅的批判,还把陈毅的问题扩大到团一级,在全军开陈毅的批判会。有一次,饶漱石让1师师长粟裕讲话,粟裕说:“陈军长这个人大家都是了解的,还是大家多谈谈,而且,这件事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说开了,就解决了。”而3师师长黄克诚则公开和饶漱石叫板,说饶漱石整人、心胸狭隘等等,言语特别激烈。饶漱石决定处理黄克诚作为典型上报中央。刘少奇代表毛泽东回复反对,饶漱石这才作罢。
      1944年3月17日,陈毅抵达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等许多中央领导的热情欢迎。到达延安后,陈毅便向毛泽东和中央汇报了华中抗战形势和新四军的工作,同时也将“黄花塘事件”的经过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听完后,对华中抗战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对“黄花塘事件”并未立即表态,而是对陈毅说:“至于小饶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讲。关于这件事,华中曾有个电报发到中央来。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陈毅当即表态:“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不谈。”
      过了几天,毛泽东再次找陈毅谈话,说:“你现在可以给华中发一个电报,向他们作一个自我批评。我也同时发一个电报去讲一讲,这个问题就打一个结,你看如何?”陈毅表示同意。并随即起草一份给华中局和军分会的电报,在电报中他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将电报稿呈送给毛泽东阅示。毛泽东阅后,对陈毅的态度大加赞赏,并也起草了一份电报,与陈毅的电报一同发往华中。毛泽东在电报中说:“关于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在陈动身前,两同志已当面谈清,现已不成问题。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是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
      毛泽东的电报观点应该说已经十分鲜明,但饶漱石并不甘心。他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即以个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回电:“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病。”同时,他也给陈毅回了一份电报,仍然是将许多莫须有的错误强加于陈毅。陈毅看后十分气愤,当即让毛泽东看了电文,毛泽东安慰说:“凡事要忍耐,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
      以后,陈毅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不再提起“黄花塘事件”。这样在延安过了几个月,一天,毛泽东突然把陈毅叫到他的住处,说:“黄花塘问题可以结束了。”并劝其“以后不要再提了。”
      对于“黄花塘事件”中的陈、饶之争,中央定性为“属于工作关系的性质,不是属于路线的性质。”这虽然否定了饶漱石强加于陈毅头上的“一贯反对毛主席”的罪名,但对饶漱石制造“黄花塘事件”的真正目的,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央并没有往深处追究。对此,陈毅虽然心存不服,但也不好再多说了。到1943年底,饶漱石正式担任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这两个重要职务。
      “七大”之后,陈毅按照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回到华东,并主动与饶漱石讲和。陈回华东,当饶副手,对饶也是尊重服从,六年间工作配合很好.。
      直到1953年底,高饶事件发生后,有关饶漱石的一些问题才查清。毛泽东对陈毅说:“现在看来,黄花塘这件事,饶漱石是在捣鬼,不仅是给你捣鬼,也是给我捣鬼,很多问题现在才是总暴露。所以,日久见人心,你是对的,你受了委屈,可是,在党内谁都要受些委屈,不受委屈或者受不了委屈,那是不可能革命到底的。”
      1999年,中央军委在重修军史时,将“黄花塘事件”定义为“一场阴谋,一场饶漱石发动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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