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心]换心会改变一个人吗

　　从哪儿说起呢？　　还是从一颗牙说起吧。　　据说是颗蛀牙，上牙床左边第三颗牙齿，医学上称为智齿。一次吃饭时，摧枯拉朽般碎掉了。当时范子增正在咀嚼一块炖得稀烂的牛肉，他以为是块骨头，就“呸呸”吐掉了。但口腔内还是感觉到一丝异样，漱了口，用一根牙签去剔。遂又剔出一块牙骨。牙齿是从中间烂掉的，虽保持了一颗完好牙齿的形状，却给范子增的生活带来极大不便——咀嚼过的食物，总会有一些残渣在空隙里剩留，特别是瘦肉类或芹菜类粗纤维食物。于是，剔牙便成了每次饭后的必需。生活中，诸如剔牙这类无伤大雅之举，一旦沾染，极有可能成为嗜好。于是我们看到，一有空闲，范子增就会举着一根牙签，专心致志地剔牙……这还不算，麻烦还在后面——那颗牙变得越来越可憎，一旦着急上火，它便煽风点火——脸肿得变了形，牙龈胀得像个灌满毒汁的小气球。牙疼不是病，疼起来，可真是要命！单单一颗小小的牙，便让范子增饱受了万般折磨。
　　去医院拔牙那天，范子增并未想到，借由这颗小小牙齿，还会牵扯出隐藏在身体内的重大隐疾。麻药的药效刚起作用，范子增就觉得胸闷气短，他有些害怕。轻点好吗？他像个小姑娘似的和那牙医商量。
　　牙医虽穿白大褂，戴口罩，长相却像屠户。他像对付一根树桩揪扯着那颗牙齿……坚持住，再坚持一下……他身形魁梧，说话操娘娘腔。正是他的娘娘腔，才不会勾起范子增埋藏在内心的恐惧。
　　范子增实在是坚持不住了。那潜在的心脏病发作了。
　　一颗带血的牙齿被丢在托盘里。牙医擦着额头的汗水，像看战利品似的端详着，沾沾自喜说，好了，OK了。
　　没有回音。
　　回头看，范子增脸白得像一张纸，已处于休克状态。
　　经抢救，范子增总算捡回一条命。
　　遗憾的是，牙齿的伤患还未痊愈，范子增就被推上了手术台。
　　心肌炎。很严重的心肌炎。如果不做心脏替换手术，病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就这样，做了心脏替换手术的范子增，再次成了一个健康的人。他重新融入到以前的生活中。只是大家都知道，跳动在范子增胸腔里的那颗鲜活的心脏——是别人的。是赝品。
　　城管局组建时间不长。所有在编人员是从各单位抽调上来的。以前的工作岗位虽不同，但大家很快便打成了一片。毕竟，在这样一个小小县级市，每个人的家庭背景，来龙去脉，大家都了然于胸。
　　范子增却是个例外。
　　在单位同事眼里，范子增很神秘。说他神秘，是因他的来龙去脉谁都说不清楚，他不是本地人，他的口音，有一点普通话的味道，但偶尔情绪波动，一些生硬的方言仍是随口涌出。是哪儿的方言呢？大家猜来猜去，猜不出个所以然。
　　范子增在同事们眼里世故得不近人情。除那些推不开的公事，他几乎不和任何人来往。在城管局，由于工作性质，同事之间比较“抱攒”（即团结的意思）。这几年，城管近乎成了全民公敌，被一些人当做发泄对社会不满的出气筒。大家同属过街老鼠，自己人勾心斗角还有什么意思！所以说每逢阴天下雨，或是工作松闲，大家便吆五喝六找个地方去喝酒。每逢这时，你看不到范子增的身影。大家也不是排挤他，也邀过他几次，但每次都被他拒绝。不是找理由或借口，而是一口回绝。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那样子就像大家欠他什么似的。这种沟通感情的聚会他不参加，至于说到同事间生老病死随份子的事，就更没他的事儿了。
　　即便这样，单位里也没人敢小瞧他。
　　范子增是个有来头的人——多大来头没人说得清。依他的能力和口才，怎么就能在办公室的位置稳坐？就连局长、副局长，都给他三分情面——这不单是有来头，而是大有来头！
　　由于对范子增了解不深，目前我们对范子增的生活只能做一个大概描述：范子增，四十岁，单身，家庭背景不详，学历籍贯不详。
　　他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步履匆匆。有同事跟他打招呼，出于礼貌，他只是点头表示一下。有时甚至连表示都没有。经过传达室，他拿走属于自己的那份报纸，夹在腋下，表情木讷地坐电梯，匆匆穿过走廊，打开办公室门锁，悄无声息地隐进办公室。如果没有事情找他，你或许会以为他是一个会隐身术的人，遁形于城市的水泥丛林之中。
　　范子增住在安心园小区。一百来平米的高层楼，三卧一厅一厨一卫，对一个单身汉来说，有点奢侈。据说是几年前买下的。那时的房价跟现在比较，就像开发商白送的一样。你看，就是这么个人，不娶老婆，不入世，竟然会有这样的头脑。难怪大家嫉妒。
　　从单位出来，左拐，走静安路，骑自行车，也就三五分钟路程。到静安路与惠康路交会口，右拐，有一个农贸市场，范子增有时进去，买一些蔬菜和肉食。农贸市场往左，是一条僻静的休闲街，街两旁是小吃店，发廊，洗脚城，手工艺品店，茶楼。街道不宽，是机动车禁行道，所以显得雅静。如沿农贸市场直行，就到红旗广场。安心园小区的入口正对红旗广场。每逢早晚，广场上人流攒动，散步的人，遛狗的人，跳健身舞的人，比比皆是。范子增舍近求远，选择从休闲街过去，这样会绕一些路……描述这样一条路线对故事的推进没有任何益处，之所以这样不厌其烦地说下去，只因范子增的生活，近乎被束缚在这样一条短短的路线上。
　　然后到家，换上布鞋，第一件事是做饭。他像个家庭主妇，腰里系着围裙，有模有样地择菜、淘米、炒菜。你或许认为每个独居男人的生活都是潦草的，范子增在厨房忙碌时，我们大可去房间浏览一番——客厅与卧室的整洁自不必说，单看门厅背后的鞋架，你便知晓这是个整洁而严谨的男人——鞋架的顶层，摆放着一双皮鞋、一双旅游鞋和一双拖鞋。第二层是擦鞋工具，鞋刷、鞋油，一块擦鞋布叠得整整齐齐。第三层是一双布鞋，显然穿过，还有两双没穿过的，对叠着放在一起，捆鞋的皮筋还没解下来……听到碗筷摆放在桌面上的声音，饭做好了。一盘芹菜炒肉摆在桌面上，袅袅热气在碧绿的菜蔬上缭绕，旁边是一只瓷碗，一双筷子。范子增人不在，人在厕所。刚刚小解过，正哗啦啦洗手。摘下围裙，坐在餐桌边，弓腰吃饭。他吃得很慢，炒菜里每一小块呛油的葱花，都会被他一丝不苟地挑出来，在筷子尖儿上挑着，磕到桌面上。这样的人你或许碰到过，对食物很挑剔，如果不放葱花吧，又觉得菜不入味……他吃饭的速度非常慢，只听到细细的咀嚼声。天慢慢黑下来，从广场那边传来渐渐强盛的音乐与人声。洗刷完毕，范子增慢慢踱到窗前。他点一棵烟。屋子里黑着。从窗口能俯看整个红星广场。灯光映照出乱糟糟的人影。有人在放“孔明灯”，红色灯笼在微弱天光里释放着朦胧光亮，升到六楼窗口的高度，又垂直向高处攀升，然后向远处游走去了。 　　单位里许多人是不知道范子增做过手术的。只觉得许多天碰不到他。由于没有过密交往，碰到和碰不到是同样的概念。直到范子增重回单位，遇到他的人才发现——范子增瘦了，憔悴了，面色却是少有的亲和与安详。刚想和往日一样低头过去，不想却听到他热络的招呼声。遂愣住。抬头见范子增，发现他那面色的亲和，原来是由脸上的微笑带给人的一种错觉。不由暗自嘀咕一句：
　　范子增确实变了。
　　头两天还是骑车来单位，到了第三天，便改为步行了，中间还慢跑了一段。脸上挂着春风般的笑容。主动和每个认识的人打招呼。打招呼看来也会成为一种习惯，每每见到陌生的面孔，那招呼也会不由得从嘴里脱口而出。在电梯里，一个怀抱文件的女孩刚想倒手去按楼层的指示键，范子增一个箭步上去，替女孩代劳。却不想忙中出错，将女孩怀里的文件撞散了一地。范子增连说对不起，弯腰替女孩捡拾起来。女孩诧异地看他一眼，说声谢谢。范子增红了脸，木讷说：对不起……不客气。
　　所有人都在议论范子增性格上的巨大反差。那变化之大，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难道说，心脏真的是一个人性情的转换器吗？如果不是，那么这范子增，怎么就像换了个人，像重投了一次娘胎？
　　范子增感到的，首先是身体的变化。身体的变化无非是——饭量增大，睡眠质量变好。他不再对食物挑剔。以前不吃辣，现在吃。以前夜里老做噩梦，现在却能一夜睡到天明。梦的内容也与从前有了很大不同。很多凶险的梦不去提它，单说梦中那条悬崖峭壁上的绝路，如今豁然开朗，真的是应了峰回路转那句老话。那路不但通畅，路的两边，还有桃花开放。相同的场景在梦里出现过多次。范子增记得清楚，他出现在那路上，不是白天，而是夜晚，月光皎白如水。奇怪的是，夜色里的桃花竟泛着比在阳光下还要绚烂的光泽……他梦到女人的裸体，像是母亲的，又像是高他三个年级的一个女同学的。女人的裸体沐浴在月光中，像涂了一层甜腻的奶汁。而女人的脸，却在不断变换，范子增的手触摸上去，而梦总是在这时无端结束。他的身体处于极度亢奋中，有时下身一片黏湿。梦遗，这个最自然的生理现象，又开始在这四十岁的男人身上出现。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对范子增的生活进行一番大胆揣度。作为男人，他几乎没有性经历。记忆中对女人身体的想象，似乎只有年少时无意间对母亲身体的一次窥望……那天晚上，范子增结伴去外村看电影。而放电影的消息，却是无聊的人一次讹传，走到半路他们便被截了回来。回家时，门是虚掩的。推开门，灰暗的灯光下，母亲正坐在木盆里洗浴。母亲的身子光洁而丰满，湿漉漉的头发垂在颈窝，母亲后腰上一块生天花时落下的瘢痕清晰可辨。对于那块瘢痕，范子增是熟悉的，在他更小一些的时候，他曾多次抚摸过。疼不疼啊？他这样问母亲。他已很久没有亲近过母亲的身体了。少年范子增在屋子里呆立片刻，竟负气般摔门而出……
　　还是要提到前面说过的那条步行街，以及步行街上的一间茶楼。茶楼的名字叫“江南茶楼”。城市中的众多茶楼，都叫这个名字。范子增不饮酒，不打麻将，来过这茶楼几次，也算是他唯一的嗜好。夜半惊醒时，范子增喜欢泡一杯茶，独坐窗前，看着城市慢慢醒来。他喜欢喝铁观音，或普洱茶。这两种茶有一种年少时喝过的，家乡粗茶的味道。像单位里发的绿茶之类，喝起来不过瘾。第一次去茶楼，正是因为买茶。去得久了，似乎成了熟客。店里有新进的茶叶，老板为了推销，便泡上一壶，让顾客品尝。到了第几次？范子增记不清了。只是觉得给自己泡茶的妹子换了一个人。范子增仔细端详了一番那女人的手，有些皲裂的，还未被劳动完全侵蚀的一双手。新来的？他问她。她抬起眼睛，那样一双黑黑的眼睛，带着一股蛮气。黑红的脸上还有日光暴晒的印记。她说话时，范子增愣住了。那口音掺杂了一些他家乡的味道。后来，范子增每到茶楼消费，都要那女人服务。眼见着那女人的手一天天变得白皙，脸上黑红的印记脱落，沦为城市里不见阳光的苍白。而口音呢，也被本地口音同化。他问过她，是哪儿的人？那女人愣了愣，答案和范子增猜测的相差十万八千里……后来范子增才慢慢了解到，在茶楼服务的女子，竟也经营着那种皮肉生意。话里话外，那女人曾向范子增暗示过。她是这样暗示的——大哥，要不晚上请我喝酒咋样？或者，我看大哥也挺寂寞的，要不要妹子陪你一下啊……每次都被范子增拒绝。范子增这个人便在女人的眼里显得有些古怪——你既然没有那方面的心思，又没有应酬，何必独自一个人来这里闷坐，连句调笑的话都没有？临走时，给的小费倒颇为可观。
　　这天傍晚，范子增出现在江南茶楼。
　　这是他自从做了手术以来第一次出现在这里。那女人正在应酬别的客人。范子增刚进去，她便发现了他。好几个月的时间过去，女人以为这奇怪的客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变故。比如从前，他一个月或半个月不来，也能隔着橱窗玻璃，见他从这条街上过，还忍不住扭头朝店里看。他们目光相遇，女人便热络地对他一笑……而这个晚上，范子增的心情竟有些急切。他不知道这几个月过去，女人还在不在店里。那些来城市打工的人，生活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性。范子增想向老板打听那女人的名字，竟然想起从没问过她叫什么，只能很尴尬地说，就是，就是经常给我沏茶的那位……老板一笑，朝走廊上指了指。范子增这才看见穿了深红工作服，头戴白色镶蓝边帽子的女人，正坐在一间茶室外朝他笑呢。那间茶室里的客人大概正在谈着生意或是其他事情。不需要服务时，她们大多会规规矩矩呆在外面听候吩咐。
　　进了单间茶室。女人泡好茶。问范子增怎么老长时间没来？
　　范子增就像换了个人。他真的是换了个人。话竟然这样多起来。给女人讲了这几个月里他的遭遇。傍晚的夕阳透过窗子，映在他脸上，使他的脸显得无比生动。而他说话的方式又是轻松和俏皮的，说着他的在外人听来惊心动魄的经历。女人坐在一边，静静地听，脸上流露出心痛和怜惜。当然，心痛和怜惜是再平常不过的。而在范子增这里，却有种石破天惊的感觉。她脸上的表情使他想起自己的亲人……在医院卧床一个月，范子增几乎将这人间的凄凉咀嚼个遍。他甚至想，要是知道她的电话多好。给她打个电话，说不定她就会去医院陪陪他的。
　　直到夕阳垂落，房间里不见一丝光亮，那女人被掩埋进巨大的黑暗里，范子增才止住话头。片刻安静之后，女人母马般的气息终让范子增想起他来这里的初衷。他直言不讳地说，要不，晚上我请你吃个饭吧。 　　女人也曾猜想过范子增这个人——他应该是有家室的。像这种既有工作又体面的公家人，怎么会没有家室呢？要不，就是离异的。而离了婚的男人，又怎会像他这样，既动了心思，又做出羞羞惭惭的样子，像一只变态的猫？
　　就这样，范子增平生第一次将一个陌生的女人带进自己的生活。楼道里黑着。一男一女轻着脚步，唯恐惊动了别人。但那些感应灯却像专要和他们作对，或像一颗颗地雷，被他们踩亮。每当灯亮起，范子增做贼似的四下逡巡。拐过楼角，空间瞬时暗下。那女人在后面拽着他的衣角。毕竟喝了些酒，范子增忽然觉得自己有些可笑。他猛力跺一跺脚，就如一声断喝，灯复又明亮。他低头冲她笑了。
　　一切都那么自然。没有任何过渡。只是起初范子增更像个孩子，迷恋着那女人的乳房。办完事，女人去冲凉。范子增歪在床上，低头看自己的身体。空间很静。除听到女人在卫生间冲凉的声音外，还听到楼上人的走动声，关门声。生活的瞬间改变仿佛豁开的一道裂口，有那么多新鲜的东西汩汩涌出。范子增心生感慨。他看到自己胸口上的那条刀疤。绛红色的刀疤，像一条虫子一样蛰伏着。
　　还要不要？
　　那女人冲完凉，用毛巾胡撸着头发，见范子增专注地盯着自己的裸体，魅笑着，挑逗般这样问。
　　范子增冲她做了个手势。
　　他们像恋人般拥在床上。
　　范子增问她，叫什么？
　　新米。女人的手指在他的胸腔上游走，似要逮住那条褐红色的虫子。
　　咋就叫这么一个名字？
　　就是新稻米刚打下来时我妈生的我嘛。我妈差点把我生在稻田里了。就叫了个新米。
　　你孩子呢？女人抬起头，这样问他。
　　孩子……我没孩子啊。
　　你离婚了？
　　他想了想说，是啊。
　　没孩子？
　　没……我们没来得及要孩子，就离了。
　　女人侧了身子，说，要是有了孩子，说不定就把你们给拴住了，就不会离了。
　　你呢？你孩子多大？
　　那女人静了一瞬，正脸看了一眼范子增，娇嗔道，人家还没结婚呢。还是黄花闺女一个，哪里来的孩子啊。
　　范子增知道她在撒谎。
　　夜已深。女人似有留在床上与他继续缠绵之意。范子增忽然有了一些情绪上的波动。他说，你该走了。女人说，是啊。女人从床上爬起来。范子增犹豫一下，又说，要不，你就住在这儿算了。女人一边穿衣服一边说，过夜的价钱很贵呢……不了，我和小姐妹住在一起，一宿不回去，她会担心我，会骂我的。
　　范子增这才想到什么，起身去裤兜里翻找。他拿了三张票子出来。女人看了看，只拣了一张，说，用不了这么多的。
　　范子增不由分说，将那些钱硬塞在她的裤兜里。
　　这么晚了，你怕不怕？要不我送你。
　　女人看了他一眼，说，不用。
　　他点了一棵烟。送她下楼。他俩走出小区门口。女人说，看，街上还有这么多人，这一路都有路灯，你快回去，接着睡。
　　玉兰开得正盛，在静夜里吐着莫可名状的香气。街上除了三三两两夜游的人，还有一个流浪汉在翻拣垃圾箱。范子增坐在略带凉意的石凳上，看着那女人越走越远。他忽然叹了口气，将烟蒂扔掉，仰头看星空，然后想起了什么似的，遂把手机拿了出来。
　　其实，从出院的那刻起，他就想给那个人发一条短信的。他每天都盼着那个人来医院看一看他。甚至，就像吩咐别人安排了他的生活那样，安排别人来医院看一看他也好啊。但是，没有人来过。诸如住院等一干事宜都是那人吩咐别人替他安排好了的。间接的，也就等于那人很郑重地关心了他——然而出院后，范子增竟将发短信的事给忘了。
　　给那人打一个电话，是他来城市生活的最初几年一个不能忘却的心愿，就像一个较为隆重的仪式。每当过节，他孤独一人，弄了满满一桌子菜，他会给他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对方在电话中语气冷淡。打过几次之后，他竟然对范子增说，以后没有特别重要的事，就不要打电话了，好吗？我很忙……一句“好吗”，听上去很温婉，是商量的口气，却是不容商量的拒绝。而一句“我很忙”，像是解释，却是推脱的最好理由。范子增曾狠狠心想再不和他联系，但他真的是不愿失掉这最后一个亲人。每逢节日，他不再打电话，问候的短信却是要发的。他有时回，有时不回。至后来，他将一个神秘的手机号码用短信发给范子增。告知他说，以后有了什么事，就打这个电话好了。但你要记住，除非重要的事，你更要记住，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就这样，那个人似乎在范子增的生活中隐掉了，却又无时无刻不存在着。因为，范子增工作中的一切障碍和阻力，都是通过求助那个神秘的号码，给摆平了的。那个陌生人的声音热情而礼貌，每当电话打过去，他都会说，好的好的，如果以后有什么困难，你就告诉我好了……范子增也曾对那人的淡漠耿耿于怀过，但想来想去，觉得那种淡漠也算是人之常情。
　　借着手机屏幕上的微光，范子增发了一条短信。短信的内容是这样的：我出院了，很好。谢谢。
　　他知道那人的手机肯定关机了，但第二天总会看到的。他这么做，就好像是为了应付一个不能推脱的人情一样。
　　早上刮胡子，范子增对镜端详——脸上是越来越有光泽了，像以前由于睡不好觉留下的黑眼圈，不见了。一双眼睛，也越来越有神，就连他自己都感觉到，如今看人时的眼神是专注的，再不像以前那样躲躲闪闪……每天早起，他都要懒洋洋地冲凉，一边冲凉一边嘴里哼歌，竟是美声唱法，帕瓦罗蒂的《我的太阳》……早点他改在外面的永和豆浆吃，所以上班前的那段时间非常充裕。起床的时间越来越晚，总有睡不完的觉，仿佛回到了十七八岁。夜里的梦也有了新的内容：一条路曲曲折折，耳中听到流水声和啾啾鸟鸣。是一条上山的路。路两边缠着飘渺轻雾。风景在雾中时隐时现。而走在这条路上的人，身轻如燕。那种通体舒畅的感觉在梦醒后还余味无穷……他被引领着朝山上走。至山腰，碧绿翠竹和茂密的松林出现。一个若隐若现的破败山村就在那翠竹与松林后面。村口有一棵巨大香樟，需一个成年人张开双臂才能将树身抱拢。再往上走，便攀到山顶，放眼看去，山侧的走势渐趋平缓，原来是那山势增高，不显陡峭了。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小学校，黑色的屋瓦在绿色中掩映，显得极为破败。之所以知道是小学校，是因那院子里飘扬着一面崭新的国旗，耳边隐隐听到朗朗读书声…… 　　这是什么地方呢？
　　不是自己熟悉的地方，却为何三番五次出现在梦里？
　　范子增隐隐感到，梦中的旅行，一定与那颗心脏有关。
　　三月里，范子增参加了一次单位组织的旅游。留宿旅店的那晚，范子增竟然和同事喝多了。而你要知道，以前范子增是滴酒不沾的人。他还从旅游景点买回了一串佛珠，送给了那个叫新米的女人——而那个叫新米的女人，则频繁出入于他的家里。对于她的身体，范子增越来越迷恋。有时他留她过夜，两人相拥而眠，像一对真正的夫妻。
　　这还是原来的我吗？范子增这样问自己。当然是——还是原来的那具皮囊。没有太大的改变。除小时候爬树跌下来，在大腿上留下的那道伤疤以外，胸口处那条蚯蚓样的刀疤，算是这么多年来时间在身体上刻下的第二道印记。那刀疤光滑而有质感，他抚摸着它，甚而感觉到那颗陌生心脏在胸腔里跳得激烈，仿如擂鼓——那么说我不再是原来的我了。他这样对自己说：那个原来的我已经死去了，如今活在这世上的，是另外的一个我。或者说是，我和另外一个人，共同借由着一颗心脏，活在这世上。
　　想到这里，范子增的心境豁然开朗。
　　直到这一天，范子增忽发奇想——既然那个叫范子增的人已成了一具行尸走肉，那么这颗心脏原来的主人是谁？他叫什么？多大年纪？家庭状况如何？又是因了什么，使他的肉体消隐于这世间，而将这颗鲜活的心脏移植到了别人的胸腔之内？
　　有了这样的疑问，范子增竟茶饭不思。他去做心脏移植手术的医院打听。而医院的人告诉他：像这种事，都是有明文规定的，是不可以私自将捐献者的情况泄露出去的。
　　无奈之下，范子增又给那个神秘的陌生人打电话。同时又忽然想起临做手术之前，因为待换的心脏等不到，听医院的病友说，心脏的来源有限，大概有几种渠道，一是自愿捐献，二是有被执法的犯人，三就是不明来历了……而他的病情不等人，所以便打了那电话求助。只等了几天，便通知说准备手术。范子增大惊，不由叹道：真的是手眼通天啊！——既然你有能力帮我做手术，那么也就有能力，帮我搞清捐献者的情况吧！
　　对方沉吟着说，你干吗要打听这些呢？
　　范子增愣了一下，一时不知如何来应对。如果是以前的那个范子增，说不定就悄没声地挂了。也就当没动这样的心思。但原来的那个范子增已经死掉了。他想了想说，我只是要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罢了。你想啊，一颗心脏跳动在我的身体里，就像是另一个人在支配我的行动，我总归要搞清他是谁啊。
　　对方笑了笑，把手机挂断。
　　到了晚上，手机的短信提示音响起。范子增去看，见是一个地址，和一个人的名字。
　　那是T市最偏远的一个县。出发之前，范子增查看了地图。以为很近的距离，却不想路途那么遥远。以为很简单的一件事，却不想延展到令他想也不敢想的地步。
　　注定是要朝末路狂奔而去的。早上出发，走到半路，那车便出了故障。好不容易修好，走到晚上，还要转车。转车的地方是一个很小的镇子。一块歪歪扭扭看不清字迹的停车站牌。而站牌竖在镇子外。放眼望去，四周除苍苍茫茫的群山，便是被雾岚遮蔽的来路。下车的人，只范子增一个。上车前他已打听过，虽有要转车的准备，却不想是在这样一个荒郊野外，仿佛电影里的美国西部一样。
　　司机正准备发动车子离开，范子增急惶惶跑过去，竟然有些气急败坏地说，往下的路怎么走啊？！
　　司机说，车若不坏，有一辆私家车往返于这里，你是能赶得上的。但车坏了，不是我故意要它坏的。车子虽老旧了些，但我定期保养，对待它比对待儿子还要尽心……上星期刚刚大修过一次，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也没办法……你不是本地人吧？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况。若是本地人，徒步往那里去，翻两座山，下半夜也能到家……
　　范子增听得心里发毛，不禁跺脚说，我又不是本地人，说这些有什么用？
　　司机不再饶舌，发动引擎，说，那你只能等明天再走啦。
　　范子增说，那晚上咋办啊？
　　司机说，晚上就住镇上好了。
　　范子增跟着那司机，住进一户农家。说是农家，其实是一处货栈。车停在用篱笆扎起的院子里。正门入口处，高高挑了两盏褪色灯笼，类似酒幌的样子。院子比较阔大。刚刚下过雨，满是车轮碾压的痕迹和牲畜踩踏的蹄印。院子两厢，用石棉瓦搭了低矮的棚。棚里堆放着红色辣椒、菌类，以及一些山里的土特产。主人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女人，和她十来岁的儿子。
　　晚上要吃个啥？那女人问。
　　司机睒了睒眼睛，说，就吃个小鸡炖蘑菇还不中！
　　司机和范子增二人，被安排进同一个房间。说是旅馆的房间，其实就是一间闲置的屋子，摆了两张木床。
　　司机看也不看住宿的情况，便去和老板娘搭讪，说明他对这里很熟悉。范子增将房间察看一遍，见虽简陋，收拾得倒还干净。隔着窗户，能看见那十来岁的男孩正在院子里追逐一只金色羽翅的公鸡。
　　那公鸡不但跑得快，还十分狡猾，眼看要被抓住，忽然来个折返，又逃脱了。男孩险些摔倒。最终在范子增的帮助下，公鸡被堵在一个角落里。范子增手抄着裤兜，站在公鸡逃跑的必经之路上。男孩充当了冲锋陷阵的角色。公鸡几次想突出重围，都被范子增切断去路，最终被男孩擒住。男孩拖过一只箩筐，随手将公鸡放进箩筐内，噌噌地跑回屋里，拎来一把菜刀。看到这里，范子增觉得很有意思，不禁问：你敢杀鸡？
　　男孩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不屑说，咋就不敢？
　　范子增说，你胆子倒大。
　　男孩说，每次来了客人，要吃鸡，我娘胆小，都是央客人来杀，有的客人还好说话些，有的客人就斜楞得很，就像那个光头……说着朝灶屋瞟了一眼，司机正在热气腾腾的灶屋里和他母亲调笑，此时摘了帽子，果然是一个秃头。男孩继续说，不就宰一只鸡嘛，何苦还要我娘给那些人低三下四的……
　　听到这儿，范子增的心忽然痛了一下。他想起自己小时候，过年杀一只鸡，母亲胆子小，也是央邻居的郑屠户来帮忙的。
　　他问他，你爸呢？
　　男孩低着头，像是没听到范子增的问话，又像是故意不睬他，只顾自己手下忙乱。他拎过一块木板，将咯咯呻唤的公鸡的头按在上面，公鸡不住折腾。直到他把那只公鸡的羽翅绞拧在一起，膝盖压在公鸡身上，它这才消停了些。 　　范子增问：你怎么杀？
　　男孩端着刀，翻着眼睛看范子增。那眼睛里的眼白太多，密布了杀气。男孩很恶意地举着刀，做了一个下劈动作。在男孩下意识的动作中，范子增仿佛看见公鸡的头颅被一刀剁得分离开来。而失了头颅的公鸡，则四下扑腾，好像跳着怪异而惊恐的舞蹈……因为这样的场景，少年范子增也曾经历过。
　　不对。这样不对。范子增说。他挽了袖子，动作轻柔，蹲下身，从男孩手里接了刀，又将刀轻轻放下，左手抓了公鸡，将鸡的头窝过来。鸡的头颈和翅膀被攥在一起，那只雄壮的公鸡便再没挣扎的本事。他把公鸡脖颈处的羽毛采净，露出颗粒状皮肉，这才拿起刀，轻柔地，像在案板上切一块没有生命的猪肉。刀不快，那抹杀的动作便拉锯般重复了几次。抽开刀身，嫣红的血便奔蹿而出，先是喷涌绽放，而后潺潺静流，滴在泥地上，将泥地涂抹得一片斑驳……公鸡叫了一声，两声，三声，爪子慢镜头般扯动了几下，便再无动静。
　　等到鸡血滴尽，范子增才将那鸡掷在地上。那鸡软软地不见有任何挣扎，仿佛一团锦绣被弃置在糟粕里。男孩看傻了眼。范子增笑笑说，你见过杀死后又活过来的鸡吗？
　　男孩点点头，说，第一次杀鸡，一刀下去，没将脖颈砍断，那鸡便歪了脖颈，满院子飞奔，要比挨宰前还要精神，脑袋耷拉着，竟然跑到屋子里，将鸡毛鸡血撒得到处都是。我和我娘都被吓坏了，以为这鸡是来找我们索命的。果然，那鸡夜里便闯到我梦里来，像白天那般折腾。连着几天，那鸡都来梦里索命。我害病，发烧，直到我娘去山上的一个寺庙祈了符，折了桃枝，这才病好了。
　　范子增说，以后杀鸡就这样杀，鸡也少受些罪。它会感激你的。
　　男孩点点头。
　　你是来拉山货的贩子？男孩问。
　　范子增说，不是。
　　那你是？
　　我是T城的……你去过T城吗？
　　男孩想了想，摇摇头。此时他的母亲在唤他，大概是水烧开了。男孩应一声，拎了鸡跑过去。范子增远远地看，见男孩的母亲跳着手在剥被开水浸过的鸡毛。那女人一会儿蹲下一会儿站起，显出一爿屁股的肥硕。司机叼着烟，嬉皮笑脸站在一旁。男孩围着母亲打转，将鸡的羽毛收入一个纤维袋中。范子增想，这么些年过去，难道鸡毛还能卖钱吗？以前鸡毛卖给木匠，做风箱用，或卖给做鸡毛掸子的人，总会换一些小钱的。
　　天黑之前，躺在床上的范子增竟然睡着了。他做了个梦，梦见母亲站在床前，深深浅浅地看他。母亲说，我儿，你最近可还好？范子增看着母亲，想哭却哭不出来。母亲说，自从你离家，我就再没见过你。我村里村外地找，也找不见你一个影子。我就知道，你一准是去找你爹了。你找到他了没？范子增感到万般委屈，终于流下泪说，找到了，找到了。母亲瞪大眼睛：他与你相认了？范子增点头。母亲就吃吃笑起来，刚想说点什么，梦就醒了。
　　山区的夜色竟是这般黑沉。范子增从床上爬起，惶然间不知身在何处。自从离家，母亲一次也未到他梦里来过。怎会在这偏远山区，寻了他来？久违的忧伤将他浸泡，心口痛得难受。
　　灯亮了。
　　男孩站在床前，奇怪地看着范子增。吃饭了！他加重语气重复了一遍。
　　范子增“唔”了一声。
　　男孩倚着床沿，怀里抱了一瓶酒。看范子增睡得懵懂，他竟然懂事地弯腰将范子增的鞋子递到床前来。范子增摸了一下男孩的头。男孩忽然问：你在城里，识不识得一个叫焦兴瑞的人？
　　范子增想了想，说不识得。
　　男孩露出失望的样子。
　　范子增安慰他道：我可以帮你打听，我在T城有很多朋友，还认识公安局的人。找一个人，还算是很容易的，去电脑里一查，就查到了。
　　男孩露出感激的神色，低下头说，如果你找到他，就叫他回来。
　　范子增问：他是你什么人？
　　是我爹。男孩说。从我生下来，就没见过他。我娘总说，我爹是去城里挣大钱了，总有一天会回来接我们的……你要告诉他，既然挣不到大钱，还不如一家人守在一起，好好过苦日子呢！这是我娘说的。我娘还说，就怕我爹黑了心，在外面又有了家口呢。
　　范子增听得心疼。一直到吃完饭，他还沉浸在那种无以复加的忧伤之中。对此次的行程，他忽然有些懊悔。与这男孩的相遇，以及母亲梦中的闯入，就像上天安排的一样——让他重温了一番埋藏在心底的钝痛。
　　老板娘的手艺不错。菜是小鸡炖蘑菇，饭是黄灿灿的玉米饼子。司机酒喝得兴起，秃头上冒着缕缕热汗。一瓶酒几乎全被他喝完了。一边喝一边和老板娘调笑。男孩帮着他娘将土特产分门别类，装入一个个纤维袋中。男孩的母亲忙得手脚不闲，贬损那司机说，快闭上你的臭嘴，那么好的饭食，即使喂了狗，也能听到几声好叫，咋就从你嘴里吐不出人话呢！
　　司机嘿嘿笑，对范子增说，听到了吗？兄弟，说咱哥俩是狗呢。
　　男孩抬起头，替他娘辩解说，就说你呢，别连带上好人！
　　那一夜范子增几乎未曾合眼。山区的夜太静。狗吠声从远远近近的地方传来。司机躺在床上，很快便响起鼾声。但过了一会儿，又听到他窸窸窣窣起床的声音。范子增以为他去小解，过了好一会儿，也未见他回来。隐约听到门轴的响声，以及细细的咳嗽声，范子增想到那女人肥硕的臀部，忽然感到一阵燥热，不由想起新米来。他想给她发条短信，但想想时间已晚，新米肯定睡了。不由后悔起自己何必要早早上床，还不如去山区的夜色中走走。此时虽毫无睡意，却是动也不想动的……他便想象自己若没有借宿在这家货栈，而是披了夜色，像一个本地人那样走在回家的山路上……恍惚中他便慢慢走了起来……在这样的想象中，范子增慢慢睡去。
　　第二天一睁眼，便听到外面人喊马嘶的声音，恍惚间那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又侵袭了他。但很快便醒透。想起此行的目的，范子增精神倍增地出得门去。见外面有几辆驴车，司机正站在车顶上，指挥着山民往车上装各种山货。老板娘在过秤。虽是初夏，几个本地的山民还穿着棉袄，包着头帕。想必是起得早，又兼山区温差大。穿了单衣，风竟是刺骨的。范子增这才明白，这趟往返的客车，来时满载了旅客，归去时竟然是当作货车来用的。
　　范子增问那老板娘，载他去深山里的客车几时能到？老板娘扭头四处看看，喊来一个脸膛黑红的小伙子。老板娘问，卸完了山货，不去镇上做什么吧？小伙子说，嘛事，不去。老板娘指了指范子增，说，到潘家峪，你用三马子把他捎上。小伙子应了一声，转身去忙碌。老板娘又冲他的背影说，不许收钱的啊，是咱家一个亲戚。 　　客车是有的，但需晌午时方能过来。像这种乡下比较实用的敞篷三马车，范子增还是比较熟悉的，开起来简便、灵活，缺点便是噪音比较大。坐在车上，起初那小伙子和范子增聊了几句，他手抓着车的护栏，努力将头凑过去，也听不清小伙子说的是什么，便只能随便敷衍几句。他有兴趣问问这山里的情况，但说了也等于没说，小伙子充耳不闻，只专心致志地开车。山区的景致真是不错，若没有那轰隆隆的噪音，也算是一次不错的出游。起初范子增还有心观赏周围景致，但走着走着，心便揪了起来。路很崎岖，小伙子将车开得飞快。眼前刚刚还是一片宜人景色，转瞬间便被一处山岩挡了视线。青黑的石壁仿佛直撞过来，让人不由得闭眼。刚一睁眼，却又见眼前豁然开朗，更加奇崛的景致如画卷般徐徐在眼前展现。
　　几个小时的颠簸过去，范子增已是不辨东西。那犹如过山车般的速度让范子增大开眼界，刚有些适应，那小伙子却忽然将车停下走到路边去撒尿，扭头对兴致勃勃的范子增说，到了，下车吧。
　　车停在山腰。一条路蛇行着通向山顶，另一条路向山的右侧爬去。范子增愣着，犹豫间将正准备叼到嘴上的香烟递给小伙子。那小伙子系好拉链，接过香烟，朝山上指了指，说，走到上面，潘家峪就到了。我家在那边……见范子增犹豫，小伙子说，不远，徒步过去，用不了半个钟头的。要不是有春茶等着采，我就送你上去……
　　与那小伙子告别，范子增徒步向前。
　　路的两边有飘渺轻雾。云遮雾罩处，能隐隐辨清周围是碧绿的翠竹和茂密的松林。那浓绿与苍翠似乎是不能用词语来形容的。依范子增的阐释能力，觉得那颜色该是用汁液来形容的，一不小心，汁液就会破开，漫溢得满山满谷都是……耳朵还在嗡嗡作响，但走着走着，满世界就静下来，耳朵里竟可听到流水声以及鸟鸣声。范子增左看右看，甚至将身子探到峭壁的边缘，也探不清流水的声音起自何处。转过一处峭壁，范子增疑如梦中——一个若隐若现的破败山村就掩映在松林后面。走过去，见村口有一棵巨大香樟，需一个成年人张开双臂才能将树身抱拢。树下一块巨石上，凿着“潘家峪”三个大字。范子增的心怦怦跳，他竟然有了一种回家的冲动。想起以前做过的梦，原来真的是那颗心脏的主人促成了那样的梦。再想起这一路上发生的事，那心脏的主人回家时，有没有过如此经历？
　　墙壁全是石头垒砌的。是规格不一的青石和白石，阳光里闪着幽然光亮。范子增进到街巷，见不到人。村子不大，从街这头能望见那头。每家每户房前，晾晒着炒好的茶叶，盛在竹篾做成的器具里，搁在木架上。阴凉处的青石板上，还堆着刚刚采下的青茶，像一个个小小的绿色坟冢。绕过两个巷口，终于看见一个大婶跪在自家屋前，正在翻拣茶叶。范子增走上去，问道：刘小光的家在哪里住？
　　大婶从地上费力爬起，身子却是站不直的，弯着腰，痛苦地皱眉，还用手攥成拳，去腰眼里捶。她是背对范子增的，转身的速度奇慢，见是陌生人，不好意思地笑了。说，年纪大了，别笑话我啊，大人孩子都在茶园里奔命，就我这老不中用的，这节骨眼犯了腰疼，赖在家里……你是问哪个？不知道啊。有没有小名？你甭跟我说大名，庄子里的人大名我一个不识得。我自己的大名我都忘掉了……
　　街上恰巧有人经过，是挑了担子回家送青茶的。大婶将那人喊住，问，你识不识得谁叫个刘小光？
　　那人将担子放下，皱眉看范子增，然后摘下头帕揩脸上的汗，不耐烦地说：搬走了，搬到学校去了。
　　听了那人的话，范子增如遭雷劈。他想起梦里是出现过一个小学校的。怎么竟这般地全都应验了？
　　小学校在哪？范子增问。
　　挑担人朝上面指了指。
　　范子增又问：那我应该找谁？比如他的家人……
　　挑担人说，你找刘老师，学校里就他一个老师。
　　沿村落往上，视野更加开阔，风也大了些。范子增想起梦里情景，山的走势应是渐趋平缓的。果然，登到一个高处，见不远的地方出现一座屋舍，黑瓦颓墙在绿色掩映下，更显破败。院子里飘扬着一面国旗，当然就是小学校了。耳朵里也真的听到朗朗读书声。
　　走到近前，恰逢下课时间，一个花白头发、身体精瘦的老头在敲吊在树上的一口钟。钟声起落，孩子们鸟雀一样飞出教室。范子增躲避着在操场上蹦跳的孩子，眼睛盯着那敲钟老头，迂回着走过去。那老头在操场上踱步，背对着他，老头穿了一身洗得褪了颜色的中山装，交背在身后的两只手上粘了粉笔灰，手指不时弹动一下。有闹疯的孩子从他身边跑过，他便低低呼喝一声，显然怕他们摔倒。
　　刘老师。范子增叫一声。
　　老头转过身来。清癯的脸，一双淡定的眼睛。
　　奇怪的是，这老头就好像预知范子增要来一样，只是淡淡地点点头。对范子增说，来啦。
　　来啦。范子增应了一声。
　　钟的边缘豁了一道口子。钟身上有镌刻的古朴纹饰。起初是悬挂哪座庙里的？还是这山间某处私塾用过的？钟声还算清澈，仿佛回荡不息的水纹。若有人在这附近山谷里，是能隐约听得到的。从附近山顶看过来，不大的操场上只剩下了范子增一个人。孩子们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刘老师从教室走出，他刚给孩子们留好作业，走到范子增身边，说，来吧，来办公室坐坐。
　　说是办公室，其实是一间简陋的破屋。床边靠窗口的地方，有一张残破桌子，堆了书和作业本。一些生活用具摆在角落里。一只盛水用的红色塑料桶。一床被子和几件衣物堆在床上。屋地坑洼不平，屋角有老鼠打洞的痕迹。屋子里光线昏暗，有一束光不知从屋顶的什么地方打进来，恰好照在刘老师脸上，使他的眉头微蹙，一头白发有了某种修饰般的质感。
　　刘老师感叹道，刘小光是从这山里走出去的唯一一名大学生。由于我这当爹的是老师，管教起来比较严厉。虽然对待学生的态度一视同仁，但山里的家长对孩子的学习算是比较漠视的，一到农忙，旷课的孩子不止一个两个，每当这时候，我便翻山越岭去追。即使这样，还是有一些孩子无故退学，跟了大人到城里打工去了……那几年苦啊，十多岁的刘小光，不论冬夏，早五点必会被我从床上拽起来，读书，写字。看着孩子睡不醒的样子，做父亲的心疼，但心疼也没办法——因为我知道，山里孩子的出路，大概只能压在读书这条路上。 　　功夫不负有心人，刘小光当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县里的初中。从初中到高中，家里倾尽了全力。当时刘老师还是民办教师，工资微薄，供养孩子上学很是费力。直到刘小光去世，县里破格将他转为公办教师，工资涨了不少，生活状况才有所改善。
　　刘小光考上了大学，山里的家长对孩子的学习才重视起来。但想想刘小光毕业后的遭遇，他是有些愧对那些家长的。这就像一个谎言，刘老师说，他倾尽血本，将刘小光从大学里供出来，却不想两三年过去，也找不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只能在城里漂着。他们父子共同恪守着那个谎言，每每从城里回来，父子俩在人前总是会说城里的生活多么舒适，城里人多么文明。那似乎是照亮每个山区孩子的灯盏。直到刘小光去世，他知道，刘小光攒下的钱，都没有一个辍学的孩子在城里打工一年赚的钱多。
　　那是临近春节的一天。刘小光准备回家过年，他去商店给母亲买一件衣服。路上钱包被人偷了，刘小光当街和小偷发生争执。他攥着小偷的衣领，非要去派出所。小偷是一伙人，当众掏出刀子，捅在刘小光的腹部……满街的人啊，刘老师哭诉道，刘小光浑身是血，抓住歹徒不放。满街的人，就没有一个人出来肯帮帮我儿子，就那么看着他流血……
　　我知道会有人来这里的。刘老师看了范子增一眼，淡淡地说。
　　为啥要把儿子的心脏捐出去？范子增语音凝噎，终于道出内心巨大的疑问。
　　我是不想看着唯一的儿子先我消失在这世上。哪怕他的心脏跳动在别人胸腔里呢。这说明他还活着。不光他的心脏，还有他的眼角膜，我也捐出去了。我有时想，我儿的眼睛，还在看着这世界呢，我儿的心脏，还在这世上的某个角落跳动呢，这不比一丘荒冢埋了他，更有意义！
　　范子增跟在刘老师身后，去教室看了看。那教室果然破败得厉害。黑板是用水泥做底子的，涂在表层的墨汁脱落，有些地方竟沾不住字迹。那脱落的地方，空着。写在黑板上的字便挤满了一个角落。一张课桌上，挤了三个学生，有的学生只能站着上课。脏污的小脸，晶亮的衣袖上涂满鼻涕。亮晶晶的眼睛看着这走进教室的陌生人。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刘老师说，主要的是学习资料紧缺。如今出外打工的家长增多，便都把孩子送进学校，够年龄的和不够年龄的，学校就权当做了托儿所。都是山里的乡亲，都不容易，你咋有办法拒绝。
　　刘老师叫过一个年纪稍大些的孩子，低头耳语了几句。那孩子看了范子增一眼，便飞跑出去。两个人站在操场上聊天时，远远便见一妇人踉踉跄跄移足过来，直扑到范子增身前，抓住范子增的双臂说，我儿，当真是你回来了吗！
　　范子增向后退了两步。看那妇人，胸前还围着采茶用的布兜。一头乱发白一半灰一半。一双眼睛，显然是哭泣过度的缘故，眼角积了一层白翳。这样叫着时，那脸上的泪却已是扑簌簌淌到脖颈里。
　　刘老师急忙跨前一步，用当地土话对那妇人说了些什么，然后扭头对范子增解释道，是刘小光的娘，刘小光死后，不但哭坏了眼睛，连精神也是时好时坏的……我常常骗她，说我家小光还活在这世上呢。小光的眼睛在别人身上，照旧能看得见，识得回家的路。小光的心脏还活着，还在跳，还会记着你这当娘的，说不定哪天就会回来看她……这不，刚才我派学生去山上喊她回来，一准是受了刺激。
　　那妇人跌坐在石板上，伸着一只手，痛哭说，我儿，这不就是我儿嘛，你可回来看娘了。我的儿……
　　妇人情绪稳定之后，忽对范子增提出一个要求。他要范子增将上衣敞开。温热的阳光涂满这不大的操场，范子增起先感到有万千双手抚摸了他略显单薄的胸膛，然后那双粗糙的妇人之手才按到他的胸上来，几乎盖住了那条扭曲的伤疤。触摸了一瞬，那妇人将自己的耳朵贴住胸腔，静静地听着，不禁笑了，说，我儿，你的心跳得还是那么欢实……
　　范子增下山。刘老师送他。站在山顶的那块青石上，脚下是万丈葱翠。刘老师端详着俯瞰整个山谷的范子增，不禁说，刘小光每次回家，都喜欢站在这块石头上，唱一首外国歌，名字好像叫个什么——《我的太阳》。
　　范子增说，我也会唱，你想不想听？说罢，昂了头，兀自唱起来：
　　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暴风雨过后天空多晴朗，清新的空气令人精神爽朗。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还有个太阳，比这更美，啊，我的太阳，那就是你！啊，太阳，我的太阳，那就是你！我的太阳！
　　只是范子增不知道，刘小光每次唱的，都是意大利歌词。而他唱的，是中文歌词。低头去看时，竟见刘老师一张清癯的脸上，流满了泪。
　　范子增回到城里。范子增为山里学校捐赠的事，并不是刘老师写信到报社的。而是一帮驴友到山中游玩，转到潘家峪，见到这么一所破败的小学校，见到那么一个清癯的山村小学老师，不禁好奇又感动。而那天恰逢范子增雇了车，给学校送了满满一车课桌板凳、教学材料、书包铅笔。范子增没有露面。那天他恰逢有事，只是提前和刘老师通了一个电话。在这当口上，有几个热心的驴友刚刚还在商量怎么来捐助一下这所小学校，却眼见有人抢在了他们前面，不由心生敬佩。像这样热心公益事业而不露面的人，当今这世上真是少之又少，那么多的人披着捐助的幌子，其实是在宣传炒作自己，用很少的投入，从社会上获取巨大的回报……他们便缠着刘老师打听，问这好心人是谁？打听来打听去，不但打听出范子增的名字，还打听出一段关于心脏移植的感人故事。有几个女驴友当即泪花闪闪，取出相机咔嚓咔擦拍照。从山里回来之后，有一个略有些文采的驴友连夜写了一篇类似散文随笔的东西，贴到百度贴吧里。文章写得声情并茂，还配发了照片——刘老师的照片，学生的照片，范子增捐赠的那一车东西的照片……真的煞是感人，当即便引起轰动，点击量过万，一时间成了各大网站竞相转载的热门帖子。
　　这事情说过去也就过去了，并没有人来惊扰范子增的生活。捐完那一车东西之后，范子增又买了几件衣服，给刘老师寄了过去。可是，问题出就出在那个驴友身上。有一天他去市里办事，顺便到报社送几篇稿子。稿子也并不是有关范子增捐赠的那篇稿子，是一篇写乡土的散文稿子。中午他非要请编辑老师吃饭。恰逢一个叫刘荣书的记者，他负责那家报纸的“视点”栏目，没事去同事处串门，便被一齐约了去。吃着饭，话题不觉就聊到了范子增这件事上。凭着职业记者的敏感，这个叫刘荣书的记者当即便把诸多细节记在本子上，回到单位，先是跟领导通了气，第二天便坐了单位的车，赶往潘家峪。等整篇报道打好腹稿时，这个刘记者才找到范子增的单位去。 　　范子增起初并未料到事情会慢慢发展到这地步。起初他只是凭着预感拒绝了刘记者的采访。如果他的预感能更准确一些，洞察到这件事背后隐藏的危机，那么说不定他就会和那个刘记者好好谈一谈。比如说请他吃个饭，找个理由，推心置腹地求他不要把这件事报道出来。或送他一些礼物，而送礼物的作用，似乎更能突出他不想人前留名的低调性格……那么这刘记者也许就不会这么死乞白赖地非要做这件事。但遗憾的是，范子增没这样做，他只是很随意地拒绝了他。他觉得这件事非常滑稽——这有什么可宣传的：起初他只是想送刘老师一笔钱，改变一下他的境遇。毕竟钱对他本人来说，实在没什么大的用途。但刘老师说，他们老两口，目前靠工资也能活得很好。如果你真是个有心人，或者有什么门路，不妨送学校一些课桌板凳，改善一下孩子们的学习环境吧。
　　对于范子增的拒绝，刘记者见怪不怪——越是真心做公益事业的人，你采访他越会遭到拒绝。这篇待完成的报道简直像一个丰富矿藏，是非常有新闻价值和社会意义的——其中包括做人的良知（指范子增知恩图报的行为），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指刘老师捐献儿子器官的举动），从这几点，更能反衬出社会上一些人心的冷漠（指刘小光街头遇刺，无人援助的社会现象）。除这些新闻功效外，这件事的传奇色彩更是勾起了刘记者的兴趣。你或许不知道，这刘记者是省作家协会会员，业余时间写了好多中短篇小说，对编故事有天生的兴趣。像这样百年不遇的好素材，他当然不能错过。他还准备等写完这篇报道，再好好琢磨琢磨，写一个中篇，或是长篇，换一些稿费来补贴家用。更何况最近单位考核，刘记者主持的“视点”栏目，快成一块鸡肋了。主编不止一次对他暗示，如再搞不出点名堂，栏目有可能会被砍掉。如果栏目被砍，他的工资势必会受影响，工资受了影响，生活的质量也会随之发生改变……更何况，宣扬一个低调的人，一个情操高尚的人，是做记者的责任和良知啊。所以刘记者打定主意要做这件事。
　　由于范子增的不配合，刘记者找到他们单位领导，从多个侧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采访。范子增的为人低调，已是大家共识。最后刘记者写就洋洋万言报道，从单位拿了范子增的工作照，在报纸的“视点”栏目，做了整版的隆重刊出。
　　花开几朵，单表一枝。报纸刊出后的轰动效应不去说它。单说一个叫曹正的乡下人，撇家舍业跑到城市来打工。开了几许眼界，受了几许洋罪。正打算揣了票子回家与老婆孩子团聚时，不想那包工头卷了钱款，一夜间销声匿迹。这曹正投诉无门，只能望城兴叹，走时很恶意地在宽敞的大马路上撒了一泡尿，骂了几句浑话，悻悻离去。
　　曹正背了行李，爬上返乡的火车。恰逢假期，车上人如卵蚁，几乎无下脚之地。曹正所到之处，周围人无不皱眉。原来正值夏季，曹正数日里不曾洗澡，不曾换洗衣服，何况没有刷牙洗脸的习惯，周身便散发出臭烘烘的味道。曹正哪管得了这些，放好行李，在车厢里钻来钻去，妄想找一个空位子坐，却哪里找得到？不但找不到，反倒吃了很多白眼和恶语……由于数日劳顿，心内苦焦，曹正有种垂死般的感觉。那感觉令他脚底发软，好似腾云驾雾。便不管不顾，钻到座椅底下，兀自睡了起来。
　　也不知睡到几时，曹正醒来，抖落身上的鸡翅骨、花生皮、面包屑，慢腾腾地从座椅底下钻出。发现车厢内旅客稀少，再看窗外，是一马平阔的原野，那些玉米高粱、杨树柳树、低矮的村舍，呈流水状在他的眼内流转。一切都是渐渐熟悉起来的家乡味道。这曹正一颗紧张的心便慢慢放下。寻个空位，将一双脚搭上对面的座椅，仰靠下来休息。桌几上还有别人喝剩的矿泉水，吃剩的鸡爪、花生、榨菜，这曹正不管不顾，吃得咂咂有味。再看座椅旁边，有一沓别人丢弃的报纸，这曹正本不识字，看见蚂蚁般的文字，便头如斗大。此刻他倒装起斯文，将报纸遮到脸上，像模像样地读了起来。这假装读报的好处曹正倒是知道几分：一是让别人不至于小瞧，另外便是遮了自己的脸，像盾牌一样，将那些骇异的白眼全都挡了开去。
　　直到下了火车，这曹正也未舍得将那沓报纸丢下。他想起村子里几个有本事的人，每次返乡，手里不是抓了一沓报纸，便是卷了几本登载着情杀艳遇的册子回去。况且那报纸的首封印了城市的高楼美景，拿回家送了儿子，或是糊在墙上，是比年画还要漂亮几许的。如果儿子不喜欢，也可在如厕时拿来用，何必要丢了呢。
　　钱虽没赚回来，见他回家，老婆孩子还是喜欢得紧。老婆说起邻村一个外出打工的人，钱不但没赚回来，反倒将一条胳膊丢在城里。如今见曹正囫囵着身子回来，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儿子拿过报纸，也非常喜欢，竟小心翼翼藏进书包。
　　这报纸竟像一条魔幻而凶险的符咒：如果是被丢弃在火车上，或是被列车上的服务员收进垃圾袋，被收废品的人缴到废品站，再由工厂处理，变成另外的纸张；或是虽被那曹正捡到，漂泊到这千里之外，按照他的初衷，报纸的首封贴到墙上，报纸的内页丢进茅厕……悬在范子增头上的那把利剑便不会斩下……然而命运就是这样奇妙，巧的是曹正儿子的学校，孩子们中间正流行一种玩纸卡的游戏，就是那种商店里出售的印了卡通人物，上面标注了攻击力、生命力的纸卡。曹正没有钱，曹正的儿子自然就没有零花钱，没有零花钱便不能买来纸卡，自然，也就加入不到下课后孩子们的游戏中。
　　这天去学校，曹正儿子将那沓报纸拿出来，首封上印了城市美景的图画自然吸引了同学们的注意。拿五张纸卡换不换？一个同学问。曹正的儿子犹豫着。这孩子倒比他的老子机灵，那犹豫是他故意装出来的。看着同学们艳羡的样子，他明白犹豫是换不了大筹码的，于是便果断地摇了摇头。七张呢？同学问。十张！十五张……那小子还在摇头。同学便恼火了。妈的，敬酒不吃吃罚酒！等老子给你抢了去……曹正的儿子立即怯生生地说，十、十五张吧，这报纸可是我爹花了五块钱买的呢！
　　那换了报纸的孩子回到家里去，将报纸的首封裹了书皮来用，将报纸的内页胡乱丢在角落。恰逢这孩子的爹是识了字的，从果园忙了一天回来，喝了些酒，倒在炕上，抓起身边的报纸读起来。他先是看了几段国际国内的新闻，然后就读到了登载着范子增事迹的那页报纸。
　　这识字的农民忽地就从炕上坐了起来，大声唤他老婆。他老婆的村里，多年前发生过一起命案，那受害者恰是他老婆的亲戚。正在喂猪的女人进到屋里，看看登在报纸上的范子增照片，那照片是范子增多年前照的，和他从家乡出逃时变化不大。她当即脸色大变，说，是他，真的是他！他咋就跑到报纸上去了呢？
　　像一般的记者，对于自己宣传过的正面典型，一夜间沦为千夫所指的负面垃圾这种异事，大多会采取沉默的态度。但刘记者是个喜欢探究的人。此时，身为逃犯的范子增坠楼身亡一事，已宣扬得满城风雨。范子增的身世就像一棵树的细枝末梢，从人们的只言片语中，已被勾勒出个大概——范子增身负命案，这是不争的事实。在他出生并长大的村子里，他的身世也像谜一样。有人说他的生父是个当年的下乡知青，但那么多的下乡知青，却又不知是哪一个。也有人说他的母亲常年被村里的屠夫霸占，是偷情生的野种。这范子增从小性格内向，常被人欺负。有人骂他是野种时，年幼的范子增曾为自己这样辩护：我不是野种，我爹是下乡知青，现在在城里做官呢！别人听了这话就笑，说，不论你爹是下乡知青，还是那杀猪的胡二，反正不管是谁，搞大了你娘的肚子生下了你，你不是野种又是个啥！
　　那被范子增杀掉的，恰是村子里横行霸道的屠户胡二。那年范子增二十多岁，杀完人便跑了。他娘一是觉得活着丢人，二是觉得活着无趣，没了生的愿望，于是拴了一根绳子，吊死在了自家的屋梁上。
　　刘记者有同学在公安系统，恰好经办这案子。从同学嘴里，他了解到的范子增的情况，大致也就这些。
　　同学说，范子增坠楼身亡一事，存在着很多疑点，从坠楼现场来分析，像是自杀，又像是他杀。同学压低嗓音，附在刘记者耳边说：这范子增，真的像个谜。在调查过程中，去他的单位了解情况，既没他的档案，也没有任何相关的记载。一个身负命案的逃犯，怎么就混进行政单位做起了干部？在职的领导，没有一个能说清他的来历，只是知道单位里有这么一个叫范子增的人，平常不言不语的，很有门路的样子……我们还对他周围的生活环境做过调查，也没发现任何破绽。调出他的手机，常和他联系的，没有几个，其中一个号码，打过去，对方停机。另外一个，是一个叫新米的妓女，只能罚了些款，放人了事……
　　那时，刘记者和他的公安同学正坐在KTV的包间里，从同学嘴里吐出的温热酒气，仿佛就在刘记者耳边萦绕。而周围发泄般的吼唱，更像是鼓槌，敲得他的耳膜一跳一跳的。
　　刘记者告辞同学，回到家里，当晚便写起了这篇小说。
　　责任编辑 陈集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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