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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心]换心会改变一个人吗

    时间:2019-04-26 03:22:4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从哪儿说起呢?  还是从一颗牙说起吧。  据说是颗蛀牙,上牙床左边第三颗牙齿,医学上称为智齿。一次吃饭时,摧枯拉朽般碎掉了。当时范子增正在咀嚼一块炖得稀烂的牛肉,他以为是块骨头,就“呸呸”吐掉了。但口腔内还是感觉到一丝异样,漱了口,用一根牙签去剔。遂又剔出一块牙骨。牙齿是从中间烂掉的,虽保持了一颗完好牙齿的形状,却给范子增的生活带来极大不便——咀嚼过的食物,总会有一些残渣在空隙里剩留,特别是瘦肉类或芹菜类粗纤维食物。于是,剔牙便成了每次饭后的必需。生活中,诸如剔牙这类无伤大雅之举,一旦沾染,极有可能成为嗜好。于是我们看到,一有空闲,范子增就会举着一根牙签,专心致志地剔牙……这还不算,麻烦还在后面——那颗牙变得越来越可憎,一旦着急上火,它便煽风点火——脸肿得变了形,牙龈胀得像个灌满毒汁的小气球。牙疼不是病,疼起来,可真是要命!单单一颗小小的牙,便让范子增饱受了万般折磨。
      去医院拔牙那天,范子增并未想到,借由这颗小小牙齿,还会牵扯出隐藏在身体内的重大隐疾。麻药的药效刚起作用,范子增就觉得胸闷气短,他有些害怕。轻点好吗?他像个小姑娘似的和那牙医商量。
      牙医虽穿白大褂,戴口罩,长相却像屠户。他像对付一根树桩揪扯着那颗牙齿……坚持住,再坚持一下……他身形魁梧,说话操娘娘腔。正是他的娘娘腔,才不会勾起范子增埋藏在内心的恐惧。
      范子增实在是坚持不住了。那潜在的心脏病发作了。
      一颗带血的牙齿被丢在托盘里。牙医擦着额头的汗水,像看战利品似的端详着,沾沾自喜说,好了,OK了。
      没有回音。
      回头看,范子增脸白得像一张纸,已处于休克状态。
      经抢救,范子增总算捡回一条命。
      遗憾的是,牙齿的伤患还未痊愈,范子增就被推上了手术台。
      心肌炎。很严重的心肌炎。如果不做心脏替换手术,病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就这样,做了心脏替换手术的范子增,再次成了一个健康的人。他重新融入到以前的生活中。只是大家都知道,跳动在范子增胸腔里的那颗鲜活的心脏——是别人的。是赝品。
      城管局组建时间不长。所有在编人员是从各单位抽调上来的。以前的工作岗位虽不同,但大家很快便打成了一片。毕竟,在这样一个小小县级市,每个人的家庭背景,来龙去脉,大家都了然于胸。
      范子增却是个例外。
      在单位同事眼里,范子增很神秘。说他神秘,是因他的来龙去脉谁都说不清楚,他不是本地人,他的口音,有一点普通话的味道,但偶尔情绪波动,一些生硬的方言仍是随口涌出。是哪儿的方言呢?大家猜来猜去,猜不出个所以然。
      范子增在同事们眼里世故得不近人情。除那些推不开的公事,他几乎不和任何人来往。在城管局,由于工作性质,同事之间比较“抱攒”(即团结的意思)。这几年,城管近乎成了全民公敌,被一些人当做发泄对社会不满的出气筒。大家同属过街老鼠,自己人勾心斗角还有什么意思!所以说每逢阴天下雨,或是工作松闲,大家便吆五喝六找个地方去喝酒。每逢这时,你看不到范子增的身影。大家也不是排挤他,也邀过他几次,但每次都被他拒绝。不是找理由或借口,而是一口回绝。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那样子就像大家欠他什么似的。这种沟通感情的聚会他不参加,至于说到同事间生老病死随份子的事,就更没他的事儿了。
      即便这样,单位里也没人敢小瞧他。
      范子增是个有来头的人——多大来头没人说得清。依他的能力和口才,怎么就能在办公室的位置稳坐?就连局长、副局长,都给他三分情面——这不单是有来头,而是大有来头!
      由于对范子增了解不深,目前我们对范子增的生活只能做一个大概描述:范子增,四十岁,单身,家庭背景不详,学历籍贯不详。
      他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步履匆匆。有同事跟他打招呼,出于礼貌,他只是点头表示一下。有时甚至连表示都没有。经过传达室,他拿走属于自己的那份报纸,夹在腋下,表情木讷地坐电梯,匆匆穿过走廊,打开办公室门锁,悄无声息地隐进办公室。如果没有事情找他,你或许会以为他是一个会隐身术的人,遁形于城市的水泥丛林之中。
      范子增住在安心园小区。一百来平米的高层楼,三卧一厅一厨一卫,对一个单身汉来说,有点奢侈。据说是几年前买下的。那时的房价跟现在比较,就像开发商白送的一样。你看,就是这么个人,不娶老婆,不入世,竟然会有这样的头脑。难怪大家嫉妒。
      从单位出来,左拐,走静安路,骑自行车,也就三五分钟路程。到静安路与惠康路交会口,右拐,有一个农贸市场,范子增有时进去,买一些蔬菜和肉食。农贸市场往左,是一条僻静的休闲街,街两旁是小吃店,发廊,洗脚城,手工艺品店,茶楼。街道不宽,是机动车禁行道,所以显得雅静。如沿农贸市场直行,就到红旗广场。安心园小区的入口正对红旗广场。每逢早晚,广场上人流攒动,散步的人,遛狗的人,跳健身舞的人,比比皆是。范子增舍近求远,选择从休闲街过去,这样会绕一些路……描述这样一条路线对故事的推进没有任何益处,之所以这样不厌其烦地说下去,只因范子增的生活,近乎被束缚在这样一条短短的路线上。
      然后到家,换上布鞋,第一件事是做饭。他像个家庭主妇,腰里系着围裙,有模有样地择菜、淘米、炒菜。你或许认为每个独居男人的生活都是潦草的,范子增在厨房忙碌时,我们大可去房间浏览一番——客厅与卧室的整洁自不必说,单看门厅背后的鞋架,你便知晓这是个整洁而严谨的男人——鞋架的顶层,摆放着一双皮鞋、一双旅游鞋和一双拖鞋。第二层是擦鞋工具,鞋刷、鞋油,一块擦鞋布叠得整整齐齐。第三层是一双布鞋,显然穿过,还有两双没穿过的,对叠着放在一起,捆鞋的皮筋还没解下来……听到碗筷摆放在桌面上的声音,饭做好了。一盘芹菜炒肉摆在桌面上,袅袅热气在碧绿的菜蔬上缭绕,旁边是一只瓷碗,一双筷子。范子增人不在,人在厕所。刚刚小解过,正哗啦啦洗手。摘下围裙,坐在餐桌边,弓腰吃饭。他吃得很慢,炒菜里每一小块呛油的葱花,都会被他一丝不苟地挑出来,在筷子尖儿上挑着,磕到桌面上。这样的人你或许碰到过,对食物很挑剔,如果不放葱花吧,又觉得菜不入味……他吃饭的速度非常慢,只听到细细的咀嚼声。天慢慢黑下来,从广场那边传来渐渐强盛的音乐与人声。洗刷完毕,范子增慢慢踱到窗前。他点一棵烟。屋子里黑着。从窗口能俯看整个红星广场。灯光映照出乱糟糟的人影。有人在放“孔明灯”,红色灯笼在微弱天光里释放着朦胧光亮,升到六楼窗口的高度,又垂直向高处攀升,然后向远处游走去了。   单位里许多人是不知道范子增做过手术的。只觉得许多天碰不到他。由于没有过密交往,碰到和碰不到是同样的概念。直到范子增重回单位,遇到他的人才发现——范子增瘦了,憔悴了,面色却是少有的亲和与安详。刚想和往日一样低头过去,不想却听到他热络的招呼声。遂愣住。抬头见范子增,发现他那面色的亲和,原来是由脸上的微笑带给人的一种错觉。不由暗自嘀咕一句:
      范子增确实变了。
      头两天还是骑车来单位,到了第三天,便改为步行了,中间还慢跑了一段。脸上挂着春风般的笑容。主动和每个认识的人打招呼。打招呼看来也会成为一种习惯,每每见到陌生的面孔,那招呼也会不由得从嘴里脱口而出。在电梯里,一个怀抱文件的女孩刚想倒手去按楼层的指示键,范子增一个箭步上去,替女孩代劳。却不想忙中出错,将女孩怀里的文件撞散了一地。范子增连说对不起,弯腰替女孩捡拾起来。女孩诧异地看他一眼,说声谢谢。范子增红了脸,木讷说:对不起……不客气。
      所有人都在议论范子增性格上的巨大反差。那变化之大,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难道说,心脏真的是一个人性情的转换器吗?如果不是,那么这范子增,怎么就像换了个人,像重投了一次娘胎?
      范子增感到的,首先是身体的变化。身体的变化无非是——饭量增大,睡眠质量变好。他不再对食物挑剔。以前不吃辣,现在吃。以前夜里老做噩梦,现在却能一夜睡到天明。梦的内容也与从前有了很大不同。很多凶险的梦不去提它,单说梦中那条悬崖峭壁上的绝路,如今豁然开朗,真的是应了峰回路转那句老话。那路不但通畅,路的两边,还有桃花开放。相同的场景在梦里出现过多次。范子增记得清楚,他出现在那路上,不是白天,而是夜晚,月光皎白如水。奇怪的是,夜色里的桃花竟泛着比在阳光下还要绚烂的光泽……他梦到女人的裸体,像是母亲的,又像是高他三个年级的一个女同学的。女人的裸体沐浴在月光中,像涂了一层甜腻的奶汁。而女人的脸,却在不断变换,范子增的手触摸上去,而梦总是在这时无端结束。他的身体处于极度亢奋中,有时下身一片黏湿。梦遗,这个最自然的生理现象,又开始在这四十岁的男人身上出现。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对范子增的生活进行一番大胆揣度。作为男人,他几乎没有性经历。记忆中对女人身体的想象,似乎只有年少时无意间对母亲身体的一次窥望……那天晚上,范子增结伴去外村看电影。而放电影的消息,却是无聊的人一次讹传,走到半路他们便被截了回来。回家时,门是虚掩的。推开门,灰暗的灯光下,母亲正坐在木盆里洗浴。母亲的身子光洁而丰满,湿漉漉的头发垂在颈窝,母亲后腰上一块生天花时落下的瘢痕清晰可辨。对于那块瘢痕,范子增是熟悉的,在他更小一些的时候,他曾多次抚摸过。疼不疼啊?他这样问母亲。他已很久没有亲近过母亲的身体了。少年范子增在屋子里呆立片刻,竟负气般摔门而出……
      还是要提到前面说过的那条步行街,以及步行街上的一间茶楼。茶楼的名字叫“江南茶楼”。城市中的众多茶楼,都叫这个名字。范子增不饮酒,不打麻将,来过这茶楼几次,也算是他唯一的嗜好。夜半惊醒时,范子增喜欢泡一杯茶,独坐窗前,看着城市慢慢醒来。他喜欢喝铁观音,或普洱茶。这两种茶有一种年少时喝过的,家乡粗茶的味道。像单位里发的绿茶之类,喝起来不过瘾。第一次去茶楼,正是因为买茶。去得久了,似乎成了熟客。店里有新进的茶叶,老板为了推销,便泡上一壶,让顾客品尝。到了第几次?范子增记不清了。只是觉得给自己泡茶的妹子换了一个人。范子增仔细端详了一番那女人的手,有些皲裂的,还未被劳动完全侵蚀的一双手。新来的?他问她。她抬起眼睛,那样一双黑黑的眼睛,带着一股蛮气。黑红的脸上还有日光暴晒的印记。她说话时,范子增愣住了。那口音掺杂了一些他家乡的味道。后来,范子增每到茶楼消费,都要那女人服务。眼见着那女人的手一天天变得白皙,脸上黑红的印记脱落,沦为城市里不见阳光的苍白。而口音呢,也被本地口音同化。他问过她,是哪儿的人?那女人愣了愣,答案和范子增猜测的相差十万八千里……后来范子增才慢慢了解到,在茶楼服务的女子,竟也经营着那种皮肉生意。话里话外,那女人曾向范子增暗示过。她是这样暗示的——大哥,要不晚上请我喝酒咋样?或者,我看大哥也挺寂寞的,要不要妹子陪你一下啊……每次都被范子增拒绝。范子增这个人便在女人的眼里显得有些古怪——你既然没有那方面的心思,又没有应酬,何必独自一个人来这里闷坐,连句调笑的话都没有?临走时,给的小费倒颇为可观。
      这天傍晚,范子增出现在江南茶楼。
      这是他自从做了手术以来第一次出现在这里。那女人正在应酬别的客人。范子增刚进去,她便发现了他。好几个月的时间过去,女人以为这奇怪的客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变故。比如从前,他一个月或半个月不来,也能隔着橱窗玻璃,见他从这条街上过,还忍不住扭头朝店里看。他们目光相遇,女人便热络地对他一笑……而这个晚上,范子增的心情竟有些急切。他不知道这几个月过去,女人还在不在店里。那些来城市打工的人,生活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性。范子增想向老板打听那女人的名字,竟然想起从没问过她叫什么,只能很尴尬地说,就是,就是经常给我沏茶的那位……老板一笑,朝走廊上指了指。范子增这才看见穿了深红工作服,头戴白色镶蓝边帽子的女人,正坐在一间茶室外朝他笑呢。那间茶室里的客人大概正在谈着生意或是其他事情。不需要服务时,她们大多会规规矩矩呆在外面听候吩咐。
      进了单间茶室。女人泡好茶。问范子增怎么老长时间没来?
      范子增就像换了个人。他真的是换了个人。话竟然这样多起来。给女人讲了这几个月里他的遭遇。傍晚的夕阳透过窗子,映在他脸上,使他的脸显得无比生动。而他说话的方式又是轻松和俏皮的,说着他的在外人听来惊心动魄的经历。女人坐在一边,静静地听,脸上流露出心痛和怜惜。当然,心痛和怜惜是再平常不过的。而在范子增这里,却有种石破天惊的感觉。她脸上的表情使他想起自己的亲人……在医院卧床一个月,范子增几乎将这人间的凄凉咀嚼个遍。他甚至想,要是知道她的电话多好。给她打个电话,说不定她就会去医院陪陪他的。
      直到夕阳垂落,房间里不见一丝光亮,那女人被掩埋进巨大的黑暗里,范子增才止住话头。片刻安静之后,女人母马般的气息终让范子增想起他来这里的初衷。他直言不讳地说,要不,晚上我请你吃个饭吧。   女人也曾猜想过范子增这个人——他应该是有家室的。像这种既有工作又体面的公家人,怎么会没有家室呢?要不,就是离异的。而离了婚的男人,又怎会像他这样,既动了心思,又做出羞羞惭惭的样子,像一只变态的猫?
      就这样,范子增平生第一次将一个陌生的女人带进自己的生活。楼道里黑着。一男一女轻着脚步,唯恐惊动了别人。但那些感应灯却像专要和他们作对,或像一颗颗地雷,被他们踩亮。每当灯亮起,范子增做贼似的四下逡巡。拐过楼角,空间瞬时暗下。那女人在后面拽着他的衣角。毕竟喝了些酒,范子增忽然觉得自己有些可笑。他猛力跺一跺脚,就如一声断喝,灯复又明亮。他低头冲她笑了。
      一切都那么自然。没有任何过渡。只是起初范子增更像个孩子,迷恋着那女人的乳房。办完事,女人去冲凉。范子增歪在床上,低头看自己的身体。空间很静。除听到女人在卫生间冲凉的声音外,还听到楼上人的走动声,关门声。生活的瞬间改变仿佛豁开的一道裂口,有那么多新鲜的东西汩汩涌出。范子增心生感慨。他看到自己胸口上的那条刀疤。绛红色的刀疤,像一条虫子一样蛰伏着。
      还要不要?
      那女人冲完凉,用毛巾胡撸着头发,见范子增专注地盯着自己的裸体,魅笑着,挑逗般这样问。
      范子增冲她做了个手势。
      他们像恋人般拥在床上。
      范子增问她,叫什么?
      新米。女人的手指在他的胸腔上游走,似要逮住那条褐红色的虫子。
      咋就叫这么一个名字?
      就是新稻米刚打下来时我妈生的我嘛。我妈差点把我生在稻田里了。就叫了个新米。
      你孩子呢?女人抬起头,这样问他。
      孩子……我没孩子啊。
      你离婚了?
      他想了想说,是啊。
      没孩子?
      没……我们没来得及要孩子,就离了。
      女人侧了身子,说,要是有了孩子,说不定就把你们给拴住了,就不会离了。
      你呢?你孩子多大?
      那女人静了一瞬,正脸看了一眼范子增,娇嗔道,人家还没结婚呢。还是黄花闺女一个,哪里来的孩子啊。
      范子增知道她在撒谎。
      夜已深。女人似有留在床上与他继续缠绵之意。范子增忽然有了一些情绪上的波动。他说,你该走了。女人说,是啊。女人从床上爬起来。范子增犹豫一下,又说,要不,你就住在这儿算了。女人一边穿衣服一边说,过夜的价钱很贵呢……不了,我和小姐妹住在一起,一宿不回去,她会担心我,会骂我的。
      范子增这才想到什么,起身去裤兜里翻找。他拿了三张票子出来。女人看了看,只拣了一张,说,用不了这么多的。
      范子增不由分说,将那些钱硬塞在她的裤兜里。
      这么晚了,你怕不怕?要不我送你。
      女人看了他一眼,说,不用。
      他点了一棵烟。送她下楼。他俩走出小区门口。女人说,看,街上还有这么多人,这一路都有路灯,你快回去,接着睡。
      玉兰开得正盛,在静夜里吐着莫可名状的香气。街上除了三三两两夜游的人,还有一个流浪汉在翻拣垃圾箱。范子增坐在略带凉意的石凳上,看着那女人越走越远。他忽然叹了口气,将烟蒂扔掉,仰头看星空,然后想起了什么似的,遂把手机拿了出来。
      其实,从出院的那刻起,他就想给那个人发一条短信的。他每天都盼着那个人来医院看一看他。甚至,就像吩咐别人安排了他的生活那样,安排别人来医院看一看他也好啊。但是,没有人来过。诸如住院等一干事宜都是那人吩咐别人替他安排好了的。间接的,也就等于那人很郑重地关心了他——然而出院后,范子增竟将发短信的事给忘了。
      给那人打一个电话,是他来城市生活的最初几年一个不能忘却的心愿,就像一个较为隆重的仪式。每当过节,他孤独一人,弄了满满一桌子菜,他会给他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对方在电话中语气冷淡。打过几次之后,他竟然对范子增说,以后没有特别重要的事,就不要打电话了,好吗?我很忙……一句“好吗”,听上去很温婉,是商量的口气,却是不容商量的拒绝。而一句“我很忙”,像是解释,却是推脱的最好理由。范子增曾狠狠心想再不和他联系,但他真的是不愿失掉这最后一个亲人。每逢节日,他不再打电话,问候的短信却是要发的。他有时回,有时不回。至后来,他将一个神秘的手机号码用短信发给范子增。告知他说,以后有了什么事,就打这个电话好了。但你要记住,除非重要的事,你更要记住,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就这样,那个人似乎在范子增的生活中隐掉了,却又无时无刻不存在着。因为,范子增工作中的一切障碍和阻力,都是通过求助那个神秘的号码,给摆平了的。那个陌生人的声音热情而礼貌,每当电话打过去,他都会说,好的好的,如果以后有什么困难,你就告诉我好了……范子增也曾对那人的淡漠耿耿于怀过,但想来想去,觉得那种淡漠也算是人之常情。
      借着手机屏幕上的微光,范子增发了一条短信。短信的内容是这样的:我出院了,很好。谢谢。
      他知道那人的手机肯定关机了,但第二天总会看到的。他这么做,就好像是为了应付一个不能推脱的人情一样。
      早上刮胡子,范子增对镜端详——脸上是越来越有光泽了,像以前由于睡不好觉留下的黑眼圈,不见了。一双眼睛,也越来越有神,就连他自己都感觉到,如今看人时的眼神是专注的,再不像以前那样躲躲闪闪……每天早起,他都要懒洋洋地冲凉,一边冲凉一边嘴里哼歌,竟是美声唱法,帕瓦罗蒂的《我的太阳》……早点他改在外面的永和豆浆吃,所以上班前的那段时间非常充裕。起床的时间越来越晚,总有睡不完的觉,仿佛回到了十七八岁。夜里的梦也有了新的内容:一条路曲曲折折,耳中听到流水声和啾啾鸟鸣。是一条上山的路。路两边缠着飘渺轻雾。风景在雾中时隐时现。而走在这条路上的人,身轻如燕。那种通体舒畅的感觉在梦醒后还余味无穷……他被引领着朝山上走。至山腰,碧绿翠竹和茂密的松林出现。一个若隐若现的破败山村就在那翠竹与松林后面。村口有一棵巨大香樟,需一个成年人张开双臂才能将树身抱拢。再往上走,便攀到山顶,放眼看去,山侧的走势渐趋平缓,原来是那山势增高,不显陡峭了。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小学校,黑色的屋瓦在绿色中掩映,显得极为破败。之所以知道是小学校,是因那院子里飘扬着一面崭新的国旗,耳边隐隐听到朗朗读书声……   这是什么地方呢?
      不是自己熟悉的地方,却为何三番五次出现在梦里?
      范子增隐隐感到,梦中的旅行,一定与那颗心脏有关。
      三月里,范子增参加了一次单位组织的旅游。留宿旅店的那晚,范子增竟然和同事喝多了。而你要知道,以前范子增是滴酒不沾的人。他还从旅游景点买回了一串佛珠,送给了那个叫新米的女人——而那个叫新米的女人,则频繁出入于他的家里。对于她的身体,范子增越来越迷恋。有时他留她过夜,两人相拥而眠,像一对真正的夫妻。
      这还是原来的我吗?范子增这样问自己。当然是——还是原来的那具皮囊。没有太大的改变。除小时候爬树跌下来,在大腿上留下的那道伤疤以外,胸口处那条蚯蚓样的刀疤,算是这么多年来时间在身体上刻下的第二道印记。那刀疤光滑而有质感,他抚摸着它,甚而感觉到那颗陌生心脏在胸腔里跳得激烈,仿如擂鼓——那么说我不再是原来的我了。他这样对自己说:那个原来的我已经死去了,如今活在这世上的,是另外的一个我。或者说是,我和另外一个人,共同借由着一颗心脏,活在这世上。
      想到这里,范子增的心境豁然开朗。
      直到这一天,范子增忽发奇想——既然那个叫范子增的人已成了一具行尸走肉,那么这颗心脏原来的主人是谁?他叫什么?多大年纪?家庭状况如何?又是因了什么,使他的肉体消隐于这世间,而将这颗鲜活的心脏移植到了别人的胸腔之内?
      有了这样的疑问,范子增竟茶饭不思。他去做心脏移植手术的医院打听。而医院的人告诉他:像这种事,都是有明文规定的,是不可以私自将捐献者的情况泄露出去的。
      无奈之下,范子增又给那个神秘的陌生人打电话。同时又忽然想起临做手术之前,因为待换的心脏等不到,听医院的病友说,心脏的来源有限,大概有几种渠道,一是自愿捐献,二是有被执法的犯人,三就是不明来历了……而他的病情不等人,所以便打了那电话求助。只等了几天,便通知说准备手术。范子增大惊,不由叹道:真的是手眼通天啊!——既然你有能力帮我做手术,那么也就有能力,帮我搞清捐献者的情况吧!
      对方沉吟着说,你干吗要打听这些呢?
      范子增愣了一下,一时不知如何来应对。如果是以前的那个范子增,说不定就悄没声地挂了。也就当没动这样的心思。但原来的那个范子增已经死掉了。他想了想说,我只是要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罢了。你想啊,一颗心脏跳动在我的身体里,就像是另一个人在支配我的行动,我总归要搞清他是谁啊。
      对方笑了笑,把手机挂断。
      到了晚上,手机的短信提示音响起。范子增去看,见是一个地址,和一个人的名字。
      那是T市最偏远的一个县。出发之前,范子增查看了地图。以为很近的距离,却不想路途那么遥远。以为很简单的一件事,却不想延展到令他想也不敢想的地步。
      注定是要朝末路狂奔而去的。早上出发,走到半路,那车便出了故障。好不容易修好,走到晚上,还要转车。转车的地方是一个很小的镇子。一块歪歪扭扭看不清字迹的停车站牌。而站牌竖在镇子外。放眼望去,四周除苍苍茫茫的群山,便是被雾岚遮蔽的来路。下车的人,只范子增一个。上车前他已打听过,虽有要转车的准备,却不想是在这样一个荒郊野外,仿佛电影里的美国西部一样。
      司机正准备发动车子离开,范子增急惶惶跑过去,竟然有些气急败坏地说,往下的路怎么走啊?!
      司机说,车若不坏,有一辆私家车往返于这里,你是能赶得上的。但车坏了,不是我故意要它坏的。车子虽老旧了些,但我定期保养,对待它比对待儿子还要尽心……上星期刚刚大修过一次,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也没办法……你不是本地人吧?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况。若是本地人,徒步往那里去,翻两座山,下半夜也能到家……
      范子增听得心里发毛,不禁跺脚说,我又不是本地人,说这些有什么用?
      司机不再饶舌,发动引擎,说,那你只能等明天再走啦。
      范子增说,那晚上咋办啊?
      司机说,晚上就住镇上好了。
      范子增跟着那司机,住进一户农家。说是农家,其实是一处货栈。车停在用篱笆扎起的院子里。正门入口处,高高挑了两盏褪色灯笼,类似酒幌的样子。院子比较阔大。刚刚下过雨,满是车轮碾压的痕迹和牲畜踩踏的蹄印。院子两厢,用石棉瓦搭了低矮的棚。棚里堆放着红色辣椒、菌类,以及一些山里的土特产。主人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女人,和她十来岁的儿子。
      晚上要吃个啥?那女人问。
      司机睒了睒眼睛,说,就吃个小鸡炖蘑菇还不中!
      司机和范子增二人,被安排进同一个房间。说是旅馆的房间,其实就是一间闲置的屋子,摆了两张木床。
      司机看也不看住宿的情况,便去和老板娘搭讪,说明他对这里很熟悉。范子增将房间察看一遍,见虽简陋,收拾得倒还干净。隔着窗户,能看见那十来岁的男孩正在院子里追逐一只金色羽翅的公鸡。
      那公鸡不但跑得快,还十分狡猾,眼看要被抓住,忽然来个折返,又逃脱了。男孩险些摔倒。最终在范子增的帮助下,公鸡被堵在一个角落里。范子增手抄着裤兜,站在公鸡逃跑的必经之路上。男孩充当了冲锋陷阵的角色。公鸡几次想突出重围,都被范子增切断去路,最终被男孩擒住。男孩拖过一只箩筐,随手将公鸡放进箩筐内,噌噌地跑回屋里,拎来一把菜刀。看到这里,范子增觉得很有意思,不禁问:你敢杀鸡?
      男孩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不屑说,咋就不敢?
      范子增说,你胆子倒大。
      男孩说,每次来了客人,要吃鸡,我娘胆小,都是央客人来杀,有的客人还好说话些,有的客人就斜楞得很,就像那个光头……说着朝灶屋瞟了一眼,司机正在热气腾腾的灶屋里和他母亲调笑,此时摘了帽子,果然是一个秃头。男孩继续说,不就宰一只鸡嘛,何苦还要我娘给那些人低三下四的……
      听到这儿,范子增的心忽然痛了一下。他想起自己小时候,过年杀一只鸡,母亲胆子小,也是央邻居的郑屠户来帮忙的。
      他问他,你爸呢?
      男孩低着头,像是没听到范子增的问话,又像是故意不睬他,只顾自己手下忙乱。他拎过一块木板,将咯咯呻唤的公鸡的头按在上面,公鸡不住折腾。直到他把那只公鸡的羽翅绞拧在一起,膝盖压在公鸡身上,它这才消停了些。   范子增问:你怎么杀?
      男孩端着刀,翻着眼睛看范子增。那眼睛里的眼白太多,密布了杀气。男孩很恶意地举着刀,做了一个下劈动作。在男孩下意识的动作中,范子增仿佛看见公鸡的头颅被一刀剁得分离开来。而失了头颅的公鸡,则四下扑腾,好像跳着怪异而惊恐的舞蹈……因为这样的场景,少年范子增也曾经历过。
      不对。这样不对。范子增说。他挽了袖子,动作轻柔,蹲下身,从男孩手里接了刀,又将刀轻轻放下,左手抓了公鸡,将鸡的头窝过来。鸡的头颈和翅膀被攥在一起,那只雄壮的公鸡便再没挣扎的本事。他把公鸡脖颈处的羽毛采净,露出颗粒状皮肉,这才拿起刀,轻柔地,像在案板上切一块没有生命的猪肉。刀不快,那抹杀的动作便拉锯般重复了几次。抽开刀身,嫣红的血便奔蹿而出,先是喷涌绽放,而后潺潺静流,滴在泥地上,将泥地涂抹得一片斑驳……公鸡叫了一声,两声,三声,爪子慢镜头般扯动了几下,便再无动静。
      等到鸡血滴尽,范子增才将那鸡掷在地上。那鸡软软地不见有任何挣扎,仿佛一团锦绣被弃置在糟粕里。男孩看傻了眼。范子增笑笑说,你见过杀死后又活过来的鸡吗?
      男孩点点头,说,第一次杀鸡,一刀下去,没将脖颈砍断,那鸡便歪了脖颈,满院子飞奔,要比挨宰前还要精神,脑袋耷拉着,竟然跑到屋子里,将鸡毛鸡血撒得到处都是。我和我娘都被吓坏了,以为这鸡是来找我们索命的。果然,那鸡夜里便闯到我梦里来,像白天那般折腾。连着几天,那鸡都来梦里索命。我害病,发烧,直到我娘去山上的一个寺庙祈了符,折了桃枝,这才病好了。
      范子增说,以后杀鸡就这样杀,鸡也少受些罪。它会感激你的。
      男孩点点头。
      你是来拉山货的贩子?男孩问。
      范子增说,不是。
      那你是?
      我是T城的……你去过T城吗?
      男孩想了想,摇摇头。此时他的母亲在唤他,大概是水烧开了。男孩应一声,拎了鸡跑过去。范子增远远地看,见男孩的母亲跳着手在剥被开水浸过的鸡毛。那女人一会儿蹲下一会儿站起,显出一爿屁股的肥硕。司机叼着烟,嬉皮笑脸站在一旁。男孩围着母亲打转,将鸡的羽毛收入一个纤维袋中。范子增想,这么些年过去,难道鸡毛还能卖钱吗?以前鸡毛卖给木匠,做风箱用,或卖给做鸡毛掸子的人,总会换一些小钱的。
      天黑之前,躺在床上的范子增竟然睡着了。他做了个梦,梦见母亲站在床前,深深浅浅地看他。母亲说,我儿,你最近可还好?范子增看着母亲,想哭却哭不出来。母亲说,自从你离家,我就再没见过你。我村里村外地找,也找不见你一个影子。我就知道,你一准是去找你爹了。你找到他了没?范子增感到万般委屈,终于流下泪说,找到了,找到了。母亲瞪大眼睛:他与你相认了?范子增点头。母亲就吃吃笑起来,刚想说点什么,梦就醒了。
      山区的夜色竟是这般黑沉。范子增从床上爬起,惶然间不知身在何处。自从离家,母亲一次也未到他梦里来过。怎会在这偏远山区,寻了他来?久违的忧伤将他浸泡,心口痛得难受。
      灯亮了。
      男孩站在床前,奇怪地看着范子增。吃饭了!他加重语气重复了一遍。
      范子增“唔”了一声。
      男孩倚着床沿,怀里抱了一瓶酒。看范子增睡得懵懂,他竟然懂事地弯腰将范子增的鞋子递到床前来。范子增摸了一下男孩的头。男孩忽然问:你在城里,识不识得一个叫焦兴瑞的人?
      范子增想了想,说不识得。
      男孩露出失望的样子。
      范子增安慰他道:我可以帮你打听,我在T城有很多朋友,还认识公安局的人。找一个人,还算是很容易的,去电脑里一查,就查到了。
      男孩露出感激的神色,低下头说,如果你找到他,就叫他回来。
      范子增问:他是你什么人?
      是我爹。男孩说。从我生下来,就没见过他。我娘总说,我爹是去城里挣大钱了,总有一天会回来接我们的……你要告诉他,既然挣不到大钱,还不如一家人守在一起,好好过苦日子呢!这是我娘说的。我娘还说,就怕我爹黑了心,在外面又有了家口呢。
      范子增听得心疼。一直到吃完饭,他还沉浸在那种无以复加的忧伤之中。对此次的行程,他忽然有些懊悔。与这男孩的相遇,以及母亲梦中的闯入,就像上天安排的一样——让他重温了一番埋藏在心底的钝痛。
      老板娘的手艺不错。菜是小鸡炖蘑菇,饭是黄灿灿的玉米饼子。司机酒喝得兴起,秃头上冒着缕缕热汗。一瓶酒几乎全被他喝完了。一边喝一边和老板娘调笑。男孩帮着他娘将土特产分门别类,装入一个个纤维袋中。男孩的母亲忙得手脚不闲,贬损那司机说,快闭上你的臭嘴,那么好的饭食,即使喂了狗,也能听到几声好叫,咋就从你嘴里吐不出人话呢!
      司机嘿嘿笑,对范子增说,听到了吗?兄弟,说咱哥俩是狗呢。
      男孩抬起头,替他娘辩解说,就说你呢,别连带上好人!
      那一夜范子增几乎未曾合眼。山区的夜太静。狗吠声从远远近近的地方传来。司机躺在床上,很快便响起鼾声。但过了一会儿,又听到他窸窸窣窣起床的声音。范子增以为他去小解,过了好一会儿,也未见他回来。隐约听到门轴的响声,以及细细的咳嗽声,范子增想到那女人肥硕的臀部,忽然感到一阵燥热,不由想起新米来。他想给她发条短信,但想想时间已晚,新米肯定睡了。不由后悔起自己何必要早早上床,还不如去山区的夜色中走走。此时虽毫无睡意,却是动也不想动的……他便想象自己若没有借宿在这家货栈,而是披了夜色,像一个本地人那样走在回家的山路上……恍惚中他便慢慢走了起来……在这样的想象中,范子增慢慢睡去。
      第二天一睁眼,便听到外面人喊马嘶的声音,恍惚间那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又侵袭了他。但很快便醒透。想起此行的目的,范子增精神倍增地出得门去。见外面有几辆驴车,司机正站在车顶上,指挥着山民往车上装各种山货。老板娘在过秤。虽是初夏,几个本地的山民还穿着棉袄,包着头帕。想必是起得早,又兼山区温差大。穿了单衣,风竟是刺骨的。范子增这才明白,这趟往返的客车,来时满载了旅客,归去时竟然是当作货车来用的。
      范子增问那老板娘,载他去深山里的客车几时能到?老板娘扭头四处看看,喊来一个脸膛黑红的小伙子。老板娘问,卸完了山货,不去镇上做什么吧?小伙子说,嘛事,不去。老板娘指了指范子增,说,到潘家峪,你用三马子把他捎上。小伙子应了一声,转身去忙碌。老板娘又冲他的背影说,不许收钱的啊,是咱家一个亲戚。   客车是有的,但需晌午时方能过来。像这种乡下比较实用的敞篷三马车,范子增还是比较熟悉的,开起来简便、灵活,缺点便是噪音比较大。坐在车上,起初那小伙子和范子增聊了几句,他手抓着车的护栏,努力将头凑过去,也听不清小伙子说的是什么,便只能随便敷衍几句。他有兴趣问问这山里的情况,但说了也等于没说,小伙子充耳不闻,只专心致志地开车。山区的景致真是不错,若没有那轰隆隆的噪音,也算是一次不错的出游。起初范子增还有心观赏周围景致,但走着走着,心便揪了起来。路很崎岖,小伙子将车开得飞快。眼前刚刚还是一片宜人景色,转瞬间便被一处山岩挡了视线。青黑的石壁仿佛直撞过来,让人不由得闭眼。刚一睁眼,却又见眼前豁然开朗,更加奇崛的景致如画卷般徐徐在眼前展现。
      几个小时的颠簸过去,范子增已是不辨东西。那犹如过山车般的速度让范子增大开眼界,刚有些适应,那小伙子却忽然将车停下走到路边去撒尿,扭头对兴致勃勃的范子增说,到了,下车吧。
      车停在山腰。一条路蛇行着通向山顶,另一条路向山的右侧爬去。范子增愣着,犹豫间将正准备叼到嘴上的香烟递给小伙子。那小伙子系好拉链,接过香烟,朝山上指了指,说,走到上面,潘家峪就到了。我家在那边……见范子增犹豫,小伙子说,不远,徒步过去,用不了半个钟头的。要不是有春茶等着采,我就送你上去……
      与那小伙子告别,范子增徒步向前。
      路的两边有飘渺轻雾。云遮雾罩处,能隐隐辨清周围是碧绿的翠竹和茂密的松林。那浓绿与苍翠似乎是不能用词语来形容的。依范子增的阐释能力,觉得那颜色该是用汁液来形容的,一不小心,汁液就会破开,漫溢得满山满谷都是……耳朵还在嗡嗡作响,但走着走着,满世界就静下来,耳朵里竟可听到流水声以及鸟鸣声。范子增左看右看,甚至将身子探到峭壁的边缘,也探不清流水的声音起自何处。转过一处峭壁,范子增疑如梦中——一个若隐若现的破败山村就掩映在松林后面。走过去,见村口有一棵巨大香樟,需一个成年人张开双臂才能将树身抱拢。树下一块巨石上,凿着“潘家峪”三个大字。范子增的心怦怦跳,他竟然有了一种回家的冲动。想起以前做过的梦,原来真的是那颗心脏的主人促成了那样的梦。再想起这一路上发生的事,那心脏的主人回家时,有没有过如此经历?
      墙壁全是石头垒砌的。是规格不一的青石和白石,阳光里闪着幽然光亮。范子增进到街巷,见不到人。村子不大,从街这头能望见那头。每家每户房前,晾晒着炒好的茶叶,盛在竹篾做成的器具里,搁在木架上。阴凉处的青石板上,还堆着刚刚采下的青茶,像一个个小小的绿色坟冢。绕过两个巷口,终于看见一个大婶跪在自家屋前,正在翻拣茶叶。范子增走上去,问道:刘小光的家在哪里住?
      大婶从地上费力爬起,身子却是站不直的,弯着腰,痛苦地皱眉,还用手攥成拳,去腰眼里捶。她是背对范子增的,转身的速度奇慢,见是陌生人,不好意思地笑了。说,年纪大了,别笑话我啊,大人孩子都在茶园里奔命,就我这老不中用的,这节骨眼犯了腰疼,赖在家里……你是问哪个?不知道啊。有没有小名?你甭跟我说大名,庄子里的人大名我一个不识得。我自己的大名我都忘掉了……
      街上恰巧有人经过,是挑了担子回家送青茶的。大婶将那人喊住,问,你识不识得谁叫个刘小光?
      那人将担子放下,皱眉看范子增,然后摘下头帕揩脸上的汗,不耐烦地说:搬走了,搬到学校去了。
      听了那人的话,范子增如遭雷劈。他想起梦里是出现过一个小学校的。怎么竟这般地全都应验了?
      小学校在哪?范子增问。
      挑担人朝上面指了指。
      范子增又问:那我应该找谁?比如他的家人……
      挑担人说,你找刘老师,学校里就他一个老师。
      沿村落往上,视野更加开阔,风也大了些。范子增想起梦里情景,山的走势应是渐趋平缓的。果然,登到一个高处,见不远的地方出现一座屋舍,黑瓦颓墙在绿色掩映下,更显破败。院子里飘扬着一面国旗,当然就是小学校了。耳朵里也真的听到朗朗读书声。
      走到近前,恰逢下课时间,一个花白头发、身体精瘦的老头在敲吊在树上的一口钟。钟声起落,孩子们鸟雀一样飞出教室。范子增躲避着在操场上蹦跳的孩子,眼睛盯着那敲钟老头,迂回着走过去。那老头在操场上踱步,背对着他,老头穿了一身洗得褪了颜色的中山装,交背在身后的两只手上粘了粉笔灰,手指不时弹动一下。有闹疯的孩子从他身边跑过,他便低低呼喝一声,显然怕他们摔倒。
      刘老师。范子增叫一声。
      老头转过身来。清癯的脸,一双淡定的眼睛。
      奇怪的是,这老头就好像预知范子增要来一样,只是淡淡地点点头。对范子增说,来啦。
      来啦。范子增应了一声。
      钟的边缘豁了一道口子。钟身上有镌刻的古朴纹饰。起初是悬挂哪座庙里的?还是这山间某处私塾用过的?钟声还算清澈,仿佛回荡不息的水纹。若有人在这附近山谷里,是能隐约听得到的。从附近山顶看过来,不大的操场上只剩下了范子增一个人。孩子们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刘老师从教室走出,他刚给孩子们留好作业,走到范子增身边,说,来吧,来办公室坐坐。
      说是办公室,其实是一间简陋的破屋。床边靠窗口的地方,有一张残破桌子,堆了书和作业本。一些生活用具摆在角落里。一只盛水用的红色塑料桶。一床被子和几件衣物堆在床上。屋地坑洼不平,屋角有老鼠打洞的痕迹。屋子里光线昏暗,有一束光不知从屋顶的什么地方打进来,恰好照在刘老师脸上,使他的眉头微蹙,一头白发有了某种修饰般的质感。
      刘老师感叹道,刘小光是从这山里走出去的唯一一名大学生。由于我这当爹的是老师,管教起来比较严厉。虽然对待学生的态度一视同仁,但山里的家长对孩子的学习算是比较漠视的,一到农忙,旷课的孩子不止一个两个,每当这时候,我便翻山越岭去追。即使这样,还是有一些孩子无故退学,跟了大人到城里打工去了……那几年苦啊,十多岁的刘小光,不论冬夏,早五点必会被我从床上拽起来,读书,写字。看着孩子睡不醒的样子,做父亲的心疼,但心疼也没办法——因为我知道,山里孩子的出路,大概只能压在读书这条路上。   功夫不负有心人,刘小光当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县里的初中。从初中到高中,家里倾尽了全力。当时刘老师还是民办教师,工资微薄,供养孩子上学很是费力。直到刘小光去世,县里破格将他转为公办教师,工资涨了不少,生活状况才有所改善。
      刘小光考上了大学,山里的家长对孩子的学习才重视起来。但想想刘小光毕业后的遭遇,他是有些愧对那些家长的。这就像一个谎言,刘老师说,他倾尽血本,将刘小光从大学里供出来,却不想两三年过去,也找不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只能在城里漂着。他们父子共同恪守着那个谎言,每每从城里回来,父子俩在人前总是会说城里的生活多么舒适,城里人多么文明。那似乎是照亮每个山区孩子的灯盏。直到刘小光去世,他知道,刘小光攒下的钱,都没有一个辍学的孩子在城里打工一年赚的钱多。
      那是临近春节的一天。刘小光准备回家过年,他去商店给母亲买一件衣服。路上钱包被人偷了,刘小光当街和小偷发生争执。他攥着小偷的衣领,非要去派出所。小偷是一伙人,当众掏出刀子,捅在刘小光的腹部……满街的人啊,刘老师哭诉道,刘小光浑身是血,抓住歹徒不放。满街的人,就没有一个人出来肯帮帮我儿子,就那么看着他流血……
      我知道会有人来这里的。刘老师看了范子增一眼,淡淡地说。
      为啥要把儿子的心脏捐出去?范子增语音凝噎,终于道出内心巨大的疑问。
      我是不想看着唯一的儿子先我消失在这世上。哪怕他的心脏跳动在别人胸腔里呢。这说明他还活着。不光他的心脏,还有他的眼角膜,我也捐出去了。我有时想,我儿的眼睛,还在看着这世界呢,我儿的心脏,还在这世上的某个角落跳动呢,这不比一丘荒冢埋了他,更有意义!
      范子增跟在刘老师身后,去教室看了看。那教室果然破败得厉害。黑板是用水泥做底子的,涂在表层的墨汁脱落,有些地方竟沾不住字迹。那脱落的地方,空着。写在黑板上的字便挤满了一个角落。一张课桌上,挤了三个学生,有的学生只能站着上课。脏污的小脸,晶亮的衣袖上涂满鼻涕。亮晶晶的眼睛看着这走进教室的陌生人。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刘老师说,主要的是学习资料紧缺。如今出外打工的家长增多,便都把孩子送进学校,够年龄的和不够年龄的,学校就权当做了托儿所。都是山里的乡亲,都不容易,你咋有办法拒绝。
      刘老师叫过一个年纪稍大些的孩子,低头耳语了几句。那孩子看了范子增一眼,便飞跑出去。两个人站在操场上聊天时,远远便见一妇人踉踉跄跄移足过来,直扑到范子增身前,抓住范子增的双臂说,我儿,当真是你回来了吗!
      范子增向后退了两步。看那妇人,胸前还围着采茶用的布兜。一头乱发白一半灰一半。一双眼睛,显然是哭泣过度的缘故,眼角积了一层白翳。这样叫着时,那脸上的泪却已是扑簌簌淌到脖颈里。
      刘老师急忙跨前一步,用当地土话对那妇人说了些什么,然后扭头对范子增解释道,是刘小光的娘,刘小光死后,不但哭坏了眼睛,连精神也是时好时坏的……我常常骗她,说我家小光还活在这世上呢。小光的眼睛在别人身上,照旧能看得见,识得回家的路。小光的心脏还活着,还在跳,还会记着你这当娘的,说不定哪天就会回来看她……这不,刚才我派学生去山上喊她回来,一准是受了刺激。
      那妇人跌坐在石板上,伸着一只手,痛哭说,我儿,这不就是我儿嘛,你可回来看娘了。我的儿……
      妇人情绪稳定之后,忽对范子增提出一个要求。他要范子增将上衣敞开。温热的阳光涂满这不大的操场,范子增起先感到有万千双手抚摸了他略显单薄的胸膛,然后那双粗糙的妇人之手才按到他的胸上来,几乎盖住了那条扭曲的伤疤。触摸了一瞬,那妇人将自己的耳朵贴住胸腔,静静地听着,不禁笑了,说,我儿,你的心跳得还是那么欢实……
      范子增下山。刘老师送他。站在山顶的那块青石上,脚下是万丈葱翠。刘老师端详着俯瞰整个山谷的范子增,不禁说,刘小光每次回家,都喜欢站在这块石头上,唱一首外国歌,名字好像叫个什么——《我的太阳》。
      范子增说,我也会唱,你想不想听?说罢,昂了头,兀自唱起来:
      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暴风雨过后天空多晴朗,清新的空气令人精神爽朗。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还有个太阳,比这更美,啊,我的太阳,那就是你!啊,太阳,我的太阳,那就是你!我的太阳!
      只是范子增不知道,刘小光每次唱的,都是意大利歌词。而他唱的,是中文歌词。低头去看时,竟见刘老师一张清癯的脸上,流满了泪。
      范子增回到城里。范子增为山里学校捐赠的事,并不是刘老师写信到报社的。而是一帮驴友到山中游玩,转到潘家峪,见到这么一所破败的小学校,见到那么一个清癯的山村小学老师,不禁好奇又感动。而那天恰逢范子增雇了车,给学校送了满满一车课桌板凳、教学材料、书包铅笔。范子增没有露面。那天他恰逢有事,只是提前和刘老师通了一个电话。在这当口上,有几个热心的驴友刚刚还在商量怎么来捐助一下这所小学校,却眼见有人抢在了他们前面,不由心生敬佩。像这样热心公益事业而不露面的人,当今这世上真是少之又少,那么多的人披着捐助的幌子,其实是在宣传炒作自己,用很少的投入,从社会上获取巨大的回报……他们便缠着刘老师打听,问这好心人是谁?打听来打听去,不但打听出范子增的名字,还打听出一段关于心脏移植的感人故事。有几个女驴友当即泪花闪闪,取出相机咔嚓咔擦拍照。从山里回来之后,有一个略有些文采的驴友连夜写了一篇类似散文随笔的东西,贴到百度贴吧里。文章写得声情并茂,还配发了照片——刘老师的照片,学生的照片,范子增捐赠的那一车东西的照片……真的煞是感人,当即便引起轰动,点击量过万,一时间成了各大网站竞相转载的热门帖子。
      这事情说过去也就过去了,并没有人来惊扰范子增的生活。捐完那一车东西之后,范子增又买了几件衣服,给刘老师寄了过去。可是,问题出就出在那个驴友身上。有一天他去市里办事,顺便到报社送几篇稿子。稿子也并不是有关范子增捐赠的那篇稿子,是一篇写乡土的散文稿子。中午他非要请编辑老师吃饭。恰逢一个叫刘荣书的记者,他负责那家报纸的“视点”栏目,没事去同事处串门,便被一齐约了去。吃着饭,话题不觉就聊到了范子增这件事上。凭着职业记者的敏感,这个叫刘荣书的记者当即便把诸多细节记在本子上,回到单位,先是跟领导通了气,第二天便坐了单位的车,赶往潘家峪。等整篇报道打好腹稿时,这个刘记者才找到范子增的单位去。   范子增起初并未料到事情会慢慢发展到这地步。起初他只是凭着预感拒绝了刘记者的采访。如果他的预感能更准确一些,洞察到这件事背后隐藏的危机,那么说不定他就会和那个刘记者好好谈一谈。比如说请他吃个饭,找个理由,推心置腹地求他不要把这件事报道出来。或送他一些礼物,而送礼物的作用,似乎更能突出他不想人前留名的低调性格……那么这刘记者也许就不会这么死乞白赖地非要做这件事。但遗憾的是,范子增没这样做,他只是很随意地拒绝了他。他觉得这件事非常滑稽——这有什么可宣传的:起初他只是想送刘老师一笔钱,改变一下他的境遇。毕竟钱对他本人来说,实在没什么大的用途。但刘老师说,他们老两口,目前靠工资也能活得很好。如果你真是个有心人,或者有什么门路,不妨送学校一些课桌板凳,改善一下孩子们的学习环境吧。
      对于范子增的拒绝,刘记者见怪不怪——越是真心做公益事业的人,你采访他越会遭到拒绝。这篇待完成的报道简直像一个丰富矿藏,是非常有新闻价值和社会意义的——其中包括做人的良知(指范子增知恩图报的行为),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指刘老师捐献儿子器官的举动),从这几点,更能反衬出社会上一些人心的冷漠(指刘小光街头遇刺,无人援助的社会现象)。除这些新闻功效外,这件事的传奇色彩更是勾起了刘记者的兴趣。你或许不知道,这刘记者是省作家协会会员,业余时间写了好多中短篇小说,对编故事有天生的兴趣。像这样百年不遇的好素材,他当然不能错过。他还准备等写完这篇报道,再好好琢磨琢磨,写一个中篇,或是长篇,换一些稿费来补贴家用。更何况最近单位考核,刘记者主持的“视点”栏目,快成一块鸡肋了。主编不止一次对他暗示,如再搞不出点名堂,栏目有可能会被砍掉。如果栏目被砍,他的工资势必会受影响,工资受了影响,生活的质量也会随之发生改变……更何况,宣扬一个低调的人,一个情操高尚的人,是做记者的责任和良知啊。所以刘记者打定主意要做这件事。
      由于范子增的不配合,刘记者找到他们单位领导,从多个侧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采访。范子增的为人低调,已是大家共识。最后刘记者写就洋洋万言报道,从单位拿了范子增的工作照,在报纸的“视点”栏目,做了整版的隆重刊出。
      花开几朵,单表一枝。报纸刊出后的轰动效应不去说它。单说一个叫曹正的乡下人,撇家舍业跑到城市来打工。开了几许眼界,受了几许洋罪。正打算揣了票子回家与老婆孩子团聚时,不想那包工头卷了钱款,一夜间销声匿迹。这曹正投诉无门,只能望城兴叹,走时很恶意地在宽敞的大马路上撒了一泡尿,骂了几句浑话,悻悻离去。
      曹正背了行李,爬上返乡的火车。恰逢假期,车上人如卵蚁,几乎无下脚之地。曹正所到之处,周围人无不皱眉。原来正值夏季,曹正数日里不曾洗澡,不曾换洗衣服,何况没有刷牙洗脸的习惯,周身便散发出臭烘烘的味道。曹正哪管得了这些,放好行李,在车厢里钻来钻去,妄想找一个空位子坐,却哪里找得到?不但找不到,反倒吃了很多白眼和恶语……由于数日劳顿,心内苦焦,曹正有种垂死般的感觉。那感觉令他脚底发软,好似腾云驾雾。便不管不顾,钻到座椅底下,兀自睡了起来。
      也不知睡到几时,曹正醒来,抖落身上的鸡翅骨、花生皮、面包屑,慢腾腾地从座椅底下钻出。发现车厢内旅客稀少,再看窗外,是一马平阔的原野,那些玉米高粱、杨树柳树、低矮的村舍,呈流水状在他的眼内流转。一切都是渐渐熟悉起来的家乡味道。这曹正一颗紧张的心便慢慢放下。寻个空位,将一双脚搭上对面的座椅,仰靠下来休息。桌几上还有别人喝剩的矿泉水,吃剩的鸡爪、花生、榨菜,这曹正不管不顾,吃得咂咂有味。再看座椅旁边,有一沓别人丢弃的报纸,这曹正本不识字,看见蚂蚁般的文字,便头如斗大。此刻他倒装起斯文,将报纸遮到脸上,像模像样地读了起来。这假装读报的好处曹正倒是知道几分:一是让别人不至于小瞧,另外便是遮了自己的脸,像盾牌一样,将那些骇异的白眼全都挡了开去。
      直到下了火车,这曹正也未舍得将那沓报纸丢下。他想起村子里几个有本事的人,每次返乡,手里不是抓了一沓报纸,便是卷了几本登载着情杀艳遇的册子回去。况且那报纸的首封印了城市的高楼美景,拿回家送了儿子,或是糊在墙上,是比年画还要漂亮几许的。如果儿子不喜欢,也可在如厕时拿来用,何必要丢了呢。
      钱虽没赚回来,见他回家,老婆孩子还是喜欢得紧。老婆说起邻村一个外出打工的人,钱不但没赚回来,反倒将一条胳膊丢在城里。如今见曹正囫囵着身子回来,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儿子拿过报纸,也非常喜欢,竟小心翼翼藏进书包。
      这报纸竟像一条魔幻而凶险的符咒:如果是被丢弃在火车上,或是被列车上的服务员收进垃圾袋,被收废品的人缴到废品站,再由工厂处理,变成另外的纸张;或是虽被那曹正捡到,漂泊到这千里之外,按照他的初衷,报纸的首封贴到墙上,报纸的内页丢进茅厕……悬在范子增头上的那把利剑便不会斩下……然而命运就是这样奇妙,巧的是曹正儿子的学校,孩子们中间正流行一种玩纸卡的游戏,就是那种商店里出售的印了卡通人物,上面标注了攻击力、生命力的纸卡。曹正没有钱,曹正的儿子自然就没有零花钱,没有零花钱便不能买来纸卡,自然,也就加入不到下课后孩子们的游戏中。
      这天去学校,曹正儿子将那沓报纸拿出来,首封上印了城市美景的图画自然吸引了同学们的注意。拿五张纸卡换不换?一个同学问。曹正的儿子犹豫着。这孩子倒比他的老子机灵,那犹豫是他故意装出来的。看着同学们艳羡的样子,他明白犹豫是换不了大筹码的,于是便果断地摇了摇头。七张呢?同学问。十张!十五张……那小子还在摇头。同学便恼火了。妈的,敬酒不吃吃罚酒!等老子给你抢了去……曹正的儿子立即怯生生地说,十、十五张吧,这报纸可是我爹花了五块钱买的呢!
      那换了报纸的孩子回到家里去,将报纸的首封裹了书皮来用,将报纸的内页胡乱丢在角落。恰逢这孩子的爹是识了字的,从果园忙了一天回来,喝了些酒,倒在炕上,抓起身边的报纸读起来。他先是看了几段国际国内的新闻,然后就读到了登载着范子增事迹的那页报纸。
      这识字的农民忽地就从炕上坐了起来,大声唤他老婆。他老婆的村里,多年前发生过一起命案,那受害者恰是他老婆的亲戚。正在喂猪的女人进到屋里,看看登在报纸上的范子增照片,那照片是范子增多年前照的,和他从家乡出逃时变化不大。她当即脸色大变,说,是他,真的是他!他咋就跑到报纸上去了呢?
      像一般的记者,对于自己宣传过的正面典型,一夜间沦为千夫所指的负面垃圾这种异事,大多会采取沉默的态度。但刘记者是个喜欢探究的人。此时,身为逃犯的范子增坠楼身亡一事,已宣扬得满城风雨。范子增的身世就像一棵树的细枝末梢,从人们的只言片语中,已被勾勒出个大概——范子增身负命案,这是不争的事实。在他出生并长大的村子里,他的身世也像谜一样。有人说他的生父是个当年的下乡知青,但那么多的下乡知青,却又不知是哪一个。也有人说他的母亲常年被村里的屠夫霸占,是偷情生的野种。这范子增从小性格内向,常被人欺负。有人骂他是野种时,年幼的范子增曾为自己这样辩护:我不是野种,我爹是下乡知青,现在在城里做官呢!别人听了这话就笑,说,不论你爹是下乡知青,还是那杀猪的胡二,反正不管是谁,搞大了你娘的肚子生下了你,你不是野种又是个啥!
      那被范子增杀掉的,恰是村子里横行霸道的屠户胡二。那年范子增二十多岁,杀完人便跑了。他娘一是觉得活着丢人,二是觉得活着无趣,没了生的愿望,于是拴了一根绳子,吊死在了自家的屋梁上。
      刘记者有同学在公安系统,恰好经办这案子。从同学嘴里,他了解到的范子增的情况,大致也就这些。
      同学说,范子增坠楼身亡一事,存在着很多疑点,从坠楼现场来分析,像是自杀,又像是他杀。同学压低嗓音,附在刘记者耳边说:这范子增,真的像个谜。在调查过程中,去他的单位了解情况,既没他的档案,也没有任何相关的记载。一个身负命案的逃犯,怎么就混进行政单位做起了干部?在职的领导,没有一个能说清他的来历,只是知道单位里有这么一个叫范子增的人,平常不言不语的,很有门路的样子……我们还对他周围的生活环境做过调查,也没发现任何破绽。调出他的手机,常和他联系的,没有几个,其中一个号码,打过去,对方停机。另外一个,是一个叫新米的妓女,只能罚了些款,放人了事……
      那时,刘记者和他的公安同学正坐在KTV的包间里,从同学嘴里吐出的温热酒气,仿佛就在刘记者耳边萦绕。而周围发泄般的吼唱,更像是鼓槌,敲得他的耳膜一跳一跳的。
      刘记者告辞同学,回到家里,当晚便写起了这篇小说。
      责任编辑 陈集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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