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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教育人类学视角看学前教育的政策走向和政策制定|儿童视角 学前教育

    时间:2019-01-18 03:23:5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要]教育人类学关注复杂文化背景中人的发展和文化传递。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来看,任何学前教育的政策不可脱离我国的传统文化,不可脱离我国的具体国情。我们应该借助其他文化中的一些值得借鉴的东西,但是,立足点必须是自己的文化。同时,我们也要着眼于新文化的建立,在政策走向和政策制定上要面向未来,与时俱进。
      [关键词]教育人类学;学前教育;政策
      
      教育人类学是一门运用人类学知识研究教育问题的科学。与教育社会学研究强调人的社会化不同,教育人类学研究强调的是文化传递,包括在群体内文化的代代传递,以及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群体的跨文化传递;与发展心理学关注人的发展过程的一般规律不同,教育人类学更关注在复杂的文化背景中人的发展和文化传递等方面的问题。
      教育人类学研究涉及的问题很广,它所研究的“教育与文化的传递和文化的变迁”问题,就包括作为具有文化传递功能的教育如何进行跨文化研究,明确各种文化的利弊,从而扬优弃劣,选择、保存、传递和创造新的文化,避免个体或群体在发展和成长过程中由于文化的不连续性而导致的文化不适应问题,还包括研究每种文化的核心价值与教育之间的关系,研究据此制定教育政策、设计课程和教育方案等实践层面的问题,等等。[1]
      在教育人类学家的眼里,文化具有普遍性,一切入都拥有文化,但文化在每个地区或每个地域都具有独特性;文化具有稳定性,存在内聚力和结构,但文化也在持续不断发生着动态变化;文化无所不在,无时不有,但很少被人意识到。根据这样的理论进行推论,那么人的信仰、理念和行为都是文化的产物,它们在普适意义上的推广和运用都是不合理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一种文化中的信仰、理念和行为也不能被当作一种标准,用以对另一种文化中的信仰、理念和行为进行有意义的评价。
      学前教育政策是政府为实施和发展学前教育事业而制定的行动准则,是实施学前教育行动的出发点以及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任何学前教育政策的制定,都反映了政策制定者的政治立场、文化倾向和价值观念。从教育人类学的视野看学前教育的政策走向和政策制定问题,无论是在整个国家的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都不可能运用一种“去文化”“去背景”思考的方式进行思考和行动。这就是说,不能运用惟一的“正确理念”,所谓经由科学论证的“标准”,作为决定学前教育的政策走向和政策制定的依据。从教育人类学的视野看,并不存在一个客观存在的“正确理念”和全世界通用的质量标准。不少源于西方学前教育界的质量标准,尽管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和推崇,但是由于它们源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反映的是特别的文化信仰,它们不能,也不应该在世界范围内通用。
      托宾等人在一项题为“口本学前教育机构中班额的大小以及师幼之间的比例”的研究中发现,在日本学前教育机构中,一个教师能够高效率地带领25个甚至更多的4岁幼儿。这在许多美国人的眼中是难以想像的。这个事实挑战了美国学者相信的降低师幼比一定能提高教育质量的信念,以及他们据此所制定的质量标准。根据有些美国人的教育观,教师与每个学生之间的互动非常重要,所以一个教师看管的幼儿一多,势必导致教育质量下降。根据这样的理念,在学前教育的政策走向和政策制定中就必然会将减少班级人数,增大师幼之比作为思考的问题。但是在日本,若以这样的标准去作评判,显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Tobin,Davidson,and Wu,1987)[2]。据此可以推断,在制定我国学前教育的有关政策时,如果过多强调通过政策调控降低班级人数,以保证学前教育的质量,也不一定是合理的,特别是在缺乏教育资源的地区,这样的做法更是可笑的。
      建构主义理论在学前教育中一直受到不少学前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的推崇,甚至在有些场合下还被独尊为正确的教育理念。美国著名的建构主义教育家德弗里斯(DeVries,R.)在上海访问期间,运用她独创的“斜坡”在上海的一所幼儿园进行了试验,令她兴奋不已的是,她的材料居然能同时在中国幼儿园的10个幼儿中产生她所期望的效果。而在美国,她的这个材料通常至多同时被用在3~4个幼儿身上。当我们向她提出,如果一个教师同时面对30个幼儿,甚至更多的幼儿,那么她的这些理念、方法和材料还能不能被运用时,她直言不讳地承认那是不可能的。据此可以推断,在制定我国学前教育的有关政策时,如果过多带有建构主义理论的色彩,那么这样的政策对我国的学前教育事业并不一定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又如,为了规范幼儿教育机构的经营和管理,许多地方都制定了幼儿园装备标准。这些幼儿园装备标准在幼儿园占地面积的大小,房舍的多少、大小,室内设备、器具和材料等方面都作了具体规定。幼儿园不达到标准是不能通过验收的,是不能继续举办的。不少地区为了使幼儿园装备标准“一步到位”,都定得相当的高。例如,有的地方甚至规定,一个幼儿园没有9个活动室是不能被评为示范性幼儿园的。我国尚属发展中国家,在尚有三分之二的幼儿还没有机会进入包括一年学前班在内的学前教育大门的情况下,这样的学前教育政策不仅造成了大量的浪费,而且还会扩大学前教育的不公平。
      我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是以成人为本位的,儿童只是从属于成人,这种传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根本变化。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文化和教育水平电相距甚远,这种状况的改变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迄今为止,我国学校占主导地位的教育哲学是以心理测量学为基础的,它与我国的传统文化、社会价值观、经济状况和教育水准等有着切割不断的关系,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是不容易的。特别是我国的社会文化对共同利益赋予极高的价值,教育以极大的热情关注集体主义精神和共性的培养。这与西方社会崇尚个人的价值截然不同。在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下,我国学前教育政策若一味以西方文化的价值作为价值定位的依据,会给教育实践带来很多问题。在我国,不同地区制定出适合该地区社会文化的学前教育政策显得特别重要。
      例如,在制定幼儿园课程政策时,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幼儿园课程与社会文化有着密切联系,社会文化不仅决定了个体的发展方向,也决定了培养人的教育机构的发展方向。课程以及构成课程的教育目标、内容、方法和评价体系等在每个社会中都是由社会文化衍生出来的。教育必须达成把儿童培养成合格的社会成员,使其继承所在国家的传统文化这样―个基本目标。儿童成长,部分原因在于他不断接受文化价值的灌输,在于他确认的社会符号和观念,并了解社会制度及其功能。教育应该明确地反映社会文化的价值观,而文化的价值则是五花八门的,对一种文化来说是神圣的东西,对另一种文化来说可能是无足轻重的,而对第三种文化来说甚至可能是令人憎厌的。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社会文化不仅与幼儿园政策制定中涉及的“教什么”和“如何教”等问题有关联,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幼儿园课程政策中“为什么教”的问题。
      从教育人类学的视野看我国学前教育的政策走向和政策制定问题,任何学前教育政策都不可脱离我国的传统文化,不可脱离我国的具体国情。我们应该借助其他文化中的一些值得借鉴的东西,但立足点必须是自己的文化。
      从教育人类学的视野看我国学前教育的政策走向和政策制定问题,我们也要着眼于新文化的建立。这就是说,我们要继承自己的传统文化,但不是固守自己文化中与时代不相符合的东西,而是要面向未来,与时俱进。
      早在1990年,一批重文化学、生态学和人类学研究的早期教育专家就聚集在美国田纳西州,召开了以“早期儿童教育质的研究”为题的研讨会。翌年,这些学者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召开了首次以“重新概念化早期儿童教育”(Reconceptualizing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为题的学术会议。此后,以此为题的年会每年召开一次,其学术影响已经逐渐扩展到欧洲、大洋洲和亚洲。从1991年的那次会议起,学者们就开始对下列问题进行研讨:①对发展适宜性课程(DAP)提出了批评,指出这种课程过多地依赖于皮业杰理论,是认知心理学的产物,对社会和文化缺乏敏感性;认为全美早期教育协会的“绿皮书”可能会鼓励人们去发展一种过度依赖于心理学的、以标准化为基础的、充斥着评价的教育实践:②对“准备状态”和“高危状态”提出了疑义,认为在教育实践中这些出发点原本不错的概念经常成为贴在儿童身上的标签,而这种标签本身就存在社会不公平的因素:③倡导多元文化,主张通过各种途径,对文化的差异性给予更多的关注,例如建立更为密切的教师―家长关系,发展和运用反偏见课程,等等。④主张从国际的视角重新审视早期儿童教育的一些概念。⑤其他:诸如对儿童权利的尊重,对学业失败、单亲家庭、女童问题、少女怀孕、家庭暴力和虐待以及性歧视和性虐待等问题的关注,等等。[3]
      托宾等人最近在我国所做的一项研究中,发现我国政府也正力图通过改革学前教育体系,来培养新一批能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劳动力。他写道,“许多美国的学前教育工作者很高兴在中国的幼儿园中推广建构主义、活动区角、自我表达、方案教学。但作为一个教育人类学者,我担心这些教学法将如何融人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以及在贯彻这些方法时,如何考虑中国社会本土的实际情况。在非洲、拉厂美洲、亚洲,还有许多比土耳其和中国更贫穷的国家,它们愈发无力挺身而出,反对西方所提倡的学前教育模式。许多贫困的国家乐于接受来自北美的帮助,以发展其学前教育系统,但是关键的是它们需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以尊重其本土文化的方式来展开变革。”[4]
      我们在带有欣赏的眼光向我国的学前教育工作者介绍西方各种学前教育模式时,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想到自己的文化,想到我们自己独特的价值观。
      
      参考文献:
      [1]冯增俊选编.教育人类学.海口:海南人民㈩版社,1988
      [2]Tobin.J.,Davidson,D.,and Wu,D.(1987).“Class-size and student-teacher ratios in the Japanese preschool,”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31:4
      [3]朱家雄.幼儿园课程.上海:华东师范人学出版社,2003
      [4]Tobin.J.,An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 on Quality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In press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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