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忧后乐”文化的形成、传承和升华:薪火传承的近义词
时间：2019-05-05 03:30:4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经过千百年的沉淀，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标杆的“先忧后乐”文化，已经成为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骨子里一种内在的民族精神和一种优秀的政治文化。它的最终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有着丰富的思想渊源和特定的历史背景。“先忧后乐”文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进一步传承和升华了“先忧后乐”文化。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先忧后乐”文化 形成 传承 升华
“文以楼存，楼以文名。”北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不仅使岳阳楼的名声大震，传扬天下，更是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知识分子崇高人格文化的积淀，以其至高至上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魅力，滋养着人们的心灵。“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千古名句，集中体现和升华了中国古代士人阶层忧国忧民的责任担当、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先忧后乐的人生追求，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乐观念，是儒家思想文化的一个高峰。这种“先忧后乐”文化，发前人之所未发，振聋发聩，耀古烁今，以其深远的立意、高尚的境界成为中华民族璀璨夺目的文化瑰宝，引起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的共鸣和践行。
一、“先忧后乐”文化的形成
探寻和梳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史的源流和脉络，就会产生这样一个明确认识：范仲淹《岳阳楼记》的问世，是“先忧后乐”文化形成的重要标志。“先忧后乐”文化的最终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有着丰富的思想渊源和特定的历史背景。
1、“先忧后乐”文化形成的思想渊源
“先忧后乐”文化的思想渊源最早可追溯至《诗经》和《易经》。在《诗经》中的许多经典诗歌里，个人忧乐的社会化感情形态，首次丰富多彩地展现在系统的文献中。如《国风?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小雅?节南山》：“忧心如酲，谁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小雅?桑扈》：“交交桑扈，有莺其领；君子乐兮，万邦之屏”，等等。这些诗句描写了多种忧乐的场景和感情，而不管是“忧”也罢，“乐”也好，它都非指个人感官或感情上的愉快不愉快，非指普通人一己之私得失的小小忧乐，而是对国家命运兴衰、国家人才多寡、国家政事乖顺的高度关注所产生的一种爱国主义意义上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在《易经》中同样得到了明显体现。这种肇始于中华元典里的忧患意识，无不饱含了对国家、对民生的忧虑之情，及至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忧患意识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礼崩乐坏、社会失范、生灵涂炭，残酷的现实使人们更加关切现实的社会和人生，诸子百家皆“蒿目而有忧世之患”，他们或忧王之不明、或忧臣之不忠、或忧天下之将倾、或忧黎民之饥寒，无一不在其著作中体现出浓重的忧世不治、患民不乐的“先忧后乐”观念。孔子、孟子就是其中伟大的代表。孔子在《论语》中，从不同侧面对“忧”、“乐”这一对概念作出了经典阐发。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孔子不仅大大丰富、创新和发展了《诗经》、《易经》中的“忧”、“乐”内涵。更重要的是，孔子还将忧乐与危亡密切联系起来，他认为：“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紊其志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孟子是孔子之后又一位对“忧”、“乐”作出更深入、更丰富阐发的伟大思想家。孟子极少议论普通人的普通忧乐，而是强调“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大法则和“与民同乐”的大原则。《孟子?梁惠王下》讲：“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之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主张“君子”应“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达则兼善天下，处则独善其身”。也就是说，“君子”是绝不会因为个人的出处穷通而决定是“忧”还是“乐”的。孔孟的这种“忧患意识”在屈原的《楚辞》中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喟叹，千百年来不断引发有志之士的共鸣。屈原绝不仅仅是在抒发因个人一己得失而产生的“患得患失”的私人“忧患”，而是抒写了楚国国王对国家大政不明，大臣中君子少而小人多，因而眼见楚国国运日顷而无力回天，对家国命运忧心如焚的大忧患。
汉唐以来，忧乐思想在典籍中可谓比比皆是。汉朝刘向《说苑?政理》云：“故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唐朝著名政治家魏征明确指出：“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他在《谏太宗十思疏》中告诫唐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他还比喻说：“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魏征还将君与民比作“民水君舟”，为君者当：“恤其勤劳，爱民如子。”
由以上论述可知，在我国古代经典著作中，关于明君贤臣究竟应该“忧”什么，“乐”什么，怎么“忧”，如何“乐”，以及“忧”、“乐”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较为先进的文化观念和思想准绳，从而为后来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开启了智慧之门，立下了是非标准和价值坐标。所有这些，都成为了“先忧后乐”文化形成的思想来源。
2、“先忧后乐”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
《岳阳楼记》是范仲淹晚年励志抒怀之作，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是其一生“先忧后乐”思想的集中体现和升华。此文写于庆历六年（1046年），但其“先忧后乐”思想却早在此前形成，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江苏吴县（今苏州）人。范仲淹出身贫微低贱，幼年的悲惨遭遇和艰苦生活，没有使范仲淹沉沦，反而磨炼了他的心志，使他形成了坚韧不拔、矢志不渝的性格和利泽生民的远大志向。这是他忧乐意识形成的生活来源和最初发酵地。 北宋时期，由于统治集团腐败，外寇不断乘隙而入，百姓揭竿而起，继宋与辽澶渊之盟后，在仁宗皇佑五年，西夏主元昊自立为帝，开始进攻宋朝郡县，真是北患未已西祸又起，宋朝派兵与之交战，无奈将不得人，兵无精兵，屡以败闻。长年的衰败政治和不息的战争致使国库空虚，人民日趋贫穷，达到了“穷山无遗宝，竭海无遗珍，鬼神为之劳，天地为之贫”的地步，内忧外患相当严重，被人称为“积贫积弱”，而对北宋王朝的积重难返和政治危机，范仲淹忧心忡忡，立志不为良相则为名医，拯救社会苍生。这是其“先忧后乐”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
二、“先忧后乐”文化的传承
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思想在当时就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促进了北宋具有浓重忧乐意识的士风的形成，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欧阳修在《伶官传》中记叙了后唐庄宗李存勖接受父命，报仇雪耻，功成之后却宠幸伶官景进、史彦琼、郭从谦等人乱政误国、由胜而败，由盛而衰的史实，得出结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南宋诗人陆游有句名言“位卑不敢忘忧国”，同明代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意思相近，虽然他地位低微，但是从没有丢掉知识分子的良知，没有忘掉忧国忧民的责任，他的主旨就是高度爱国之情。于谦的诗句“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表达的也是牺牲小我、献身天下的志向。清代诗人郑板桥有诗云：“卧听衙斋潇潇雨，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左宗棠自幼便胸怀大志，自谓：“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忧国忧民成为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的一种重要品质，激励着他们为民请命、为国献身。1841年，由于投降派的陷害，林则徐被以“办理不善”的罪名革职降级，充军伊犁，次年他途经陕西西安与家人告别时留下了掷地有声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虽然他蒙受冤屈，但他忧国报国之志并未稍减，表示即使被谪贬边疆，只要对国家有利，不会顾忌个人的生死祸福。甲午战争一年后的1895年，清末黄遵宪痛感山河破碎，写下了《赠梁任父同年》诗六首，其中的第四首云：“寸寸河山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其椎心泣血的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正是这些拥有强烈忧乐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粉身碎骨亦无怨无悔的历代知识分子，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先忧后乐”，拯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中，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三、“先忧后乐”文化的升华
历史的车轮驶入新的世纪。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进一步传承和升华了“先忧后乐”文化。整风运动中强调忧患意识，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原则；西柏坡时期，更是具有超前思想和忧患意识，终于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决定了中国光明的前程。七届二中全会之时，毛泽东又提出了“两个务必”，再次强调忧患意识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把《义勇军进行曲》确定为代国歌，国歌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提醒我们随时具备忧患意识；江泽民在1991年参观西柏坡时题词“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胡锦涛2003年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要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对群众生产生活面临的困难，一定要带着深厚的感情帮助解决，切实把党和政府为他们脱贫解困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胡锦涛强调：“一个政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为了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为了始终保持党的执政地位，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在任何可能到来的风险面前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和主动性，从而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胡锦涛在2007年的“两会”上提出新时期要增强忧患意识、公仆意识、节俭意识。在十七大报告结尾部分再次强调，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继续奋斗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四种危险”意识的提出，向党长期执政敲响了安全警钟，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标志着我们党的忧患意识日趋成熟。
经过千百年的沉淀，“先忧后乐”文化已经成为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骨子里一种内在的民族精神和一种优秀的政治文化，充分反映了中国绝大多数传统知识分子、士大夫和官僚舍小我为大家，把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不重物质享受、注重精神价值实现的“忧乐”情怀，集中体现了中国历代仁人志士对国家、民族的一种政治责任、政治关怀和政治担当，向后世昭示着他们崇高的道德境界和高尚的情操，是永远激励我们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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