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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文化【浅谈女同性恋亚文化的影视呈现】

    时间:2019-01-14 03:24:2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葛尔・罗宾指出:“虽然人们在看待什么是恰当的饮食方式的问题上也会不耐烦,也会愚蠢,或者具有强迫性,但是食谱的差异很少能像性趣的差异那样,激起那么多的愤怒、焦虑和纯粹的恐惧。”无论是在古老的宗教禁忌对“错误的”性伴侣关系的定义,还是官方所罗列的“精神与肉体疾病”的名单中,同性恋行为历来被视为需要严厉禁止和有待疗救的病态。
      和男性同性恋现象相比,女性的同性恋心理、文化和行为很难得到研究者的重视。这似乎是由于女性在男权社会的弱者地位所造成。所以,“只有在女性挣脱了对男性的人身依附关系,获得了一定的经济独立权、自我身体支配权,拥有自我表达能力和表达权的时候,女性同性之爱的历史和意义才会浮出地表”。而女同性恋作为一种亚文化在电影中得到的表现也成为这种意义的有力言说方式之一。
      
      一、从自然主义到建构主义的理论背景
      
      从病理学或者从心理学角度的研究来看,同性恋的形成原因是极其复杂的,这涉及到心理成因机制、社会影响、先天遗传等诸多方面。但一般可分为“先天”和“后天”这两种观点。持“先天说”理论的学者通常从遗传学角度入手,认为是胎儿在母体中的发育发生的某种异常导致了性倒错,另外激素水平和大脑的发育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持“后天说”观点的学者认为同性恋行为是由后天的社会因素所致,通常被称为“境遇型同性恋”。例如,如果一个人在与异性的交往中遭遇了挫折,如果这个时候又恰恰受到了同性的诱惑,那就有可能对同性产生依恋心理。但一个同性恋行为者无论是先天型还是后天型的,都会因其特殊的边缘弱势身份而遭受到残酷的社会限制和生存排挤。在美国,从制定了第一部反对淫秽行为的法案一直到逐渐开放的20世纪中叶,同性恋行为一直被社会普遍视为一种犯罪。同性恋者出没的活动场所时常以政治、法律和道德的名义被搜查和骚扰。更为严重的是,在城市的中下层社区,歧视并殴打同性恋者甚至成为一些不良青年惯常的消遣活动。
      于是,一种以揭示已有的病理学定义、道德律令对待同性恋性取向的态度实则是一种压制与迫害为目的的理论观点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这种反抗理论的产生既是对传统社会学说的一种挑战,也令同性恋者、异性恋者或者是双性恋者获得一次站在面向更高道德秩序的主体立场上相互对话的机会。这一理论的先驱者是米歇尔・福柯。在其闻名于世的《性史》里,他曾经指出:欲望并不是一种先验存在的生理实体,而是在特殊的社会实践中被历史建构起来的。新的性形式在不断被制造出来,并通过这一事实强调性的社会组织建构因素,而不是其控制镇压因素。福柯这一理论跨越了仅从生理学层面来解释性机能的限制,进而从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等多方面提出假设,第一次把性从一种生物学和医学的传统中解放出来,赋予同性恋性取向以新的被认识和被诠释的可能性。
      在同性恋社会学逐渐兴起的过程中,对其历史地位的确立与巩固作出相应贡献的还应包括精神分析、后结构主义等哲学流派,当然还包括女权主义。法国著名的女权主义运动家西蒙娜・德・波伏娃曾在她那本被誉为女性圣经的《第二性》中有一段站在女权主义者视角对同性恋所做的评价:“实际上,同性恋既不是一种厄运,也不是一种被有意纵情享受的变态,它是在特定环境下被选择的一种态度。就是说,它既是被激发的,又是自由采纳的。”显然波伏娃在这里所持的态度更倾向于同性恋后天说。她还认为,这种既是被激发又是自由采纳的“女同性恋生存(lesbianexistence)是女性在性别与社会的性别的双重束缚下对被强迫赋予的性别身份(compulsory sexuality)所采取的反抗方式,是对父权社会性别歧视(sexism)与异性恋主义(heterosexism)无视女性地位与生存状态的绝叫。”
      
      二、女同性恋电影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的出现
      
      罗兰・巴特在评价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著作《疯癫与文明》时说:“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福柯从未把疯癫当作一种功能现实,在他看来,它纯粹是理性和非理性、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结合所产生的效应。”就像“疯癫”在福柯所拒斥的现代理性中被确立为一种疾病一样,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西方世界,同性恋行为随着职业神经病学的发展被普遍病理化,有着此类非生殖性方式的活动者被人们称为“同性恋者”。而“女性同性恋者”这一称谓据称最早来自女诗人萨福 ,她出生于古希腊莱斯沃斯岛,诗歌创作活跃,崇拜爱神“阿芙罗迪特”。而“lesbian”(女同性恋者)一词大概就取自于她生活的“lesbos”岛。在西方,自20世纪6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以来,女同性恋随着女性主义运动对男权中心话语和异性恋霸权的抗争与抵制,俨然已经从一种莱斯沃斯岛女子学堂里流行于“缪斯”间的优雅情趣变成了逐步确立自我的体系与传统,并开始大胆地向传统和陈规质疑。
       而在电影这一相对前锋的文化领域里,也从未停止过对这一女性问题的展现与探讨。1931年,一部名为《穿制服的女孩》的电影问世,这是第一部以女同性恋为拍摄题材的影片。其后一系列反映女性之间情感爱恋的影视作品在西方问世,如《夜幕低垂》《高档货》《大胆地爱,小心地偷》《末路狂花》《男孩不哭》等等。此类影片以敏感而独特的伦理视角和奇幻而暧昧的的情感呈现,为我们展示了这一类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而那些蕴藏于影片中的审美价值、认识价值和思想意义更值得深刻开掘。中国境内的同类型影片最早出现在港台地区。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反映女性同性爱恋的影片是上个世纪70年代在香港上映的《爱奴》,后期影响较大的当属张之亮导演的《自梳》和杨凡导演的《游园惊梦》。在大陆地区,《今年夏天》的问世可谓石破天惊,影片中的两位主角在生活中就是一对真实的恋人,她们表演的都是自己的真实生活,第一次在大陆保守、封闭的伦理语境中挑战了舆论与传统的禁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女同性恋题材影片在台湾开始如遇雨梨花般大量涌现,并产生了一定的小众影响,如《蝴蝶》《刺青》《飘荡青春》等。纵观于此,我们不难发现,从一开始小规模的尝试到后来成规模的制作,再到同类型影片同时期大量涌现市场,在其文化产业链条的背后,存在着一个相应广泛、固定的并且日益扩大的观影基础。在这种默默膨胀的生产与消费群体中以及在他们的传播与接受中,可以反映出在女性期待视野中(假设把这些消费与接收群体的主流假定为女性)某些颠覆传统的旨趣和现象,例如女性形象在大众消费文化中的日益中性化,女同性恋题材影像所提供的情感模式已经作为一种可被模仿的生活方式越来越显现出其在传播领域中的偶像效应。
      
      三、电影中女同性恋的文化工业表达
      
      电影作为广泛传播的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工业的组成部分日益影响着我们看待自己以及周边世界的方式。“对电影的研究,最重要的部分在于对欲望的问题、身份认同、幻想、再现、观众学、文化现象、表演状态以及大众消费的研究。”2008年岁末上映的台湾电影《花吃了那女孩》,秉承了台湾纯爱电影画面唯美、叙述流利、风格恬淡、情感细腻的一贯风格。文本由四组相互并不交叉的爱情故事组成。从姐妹情谊、情感婚姻、生存感觉以及对酷儿生存态度的思考等方面,极具代表性地讨论了女性同性之爱的独特型态和现实生存。
      四对主人公的故事都先后发生在台北一个简单的小公寓里。小捷和男朋友分手后一个人来到台北,投奔了高中时的好友小peon。两个女孩子之间更多是惺惺相惜的姐妹情谊,这种情感上的依靠也让彼此的漂泊感得以暂缓,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忙于工作、生活节奏紧张的小peon还是没能让小捷完全和自己的生活相容。小捷在家乡男友那里失去的,最终也无法从情投意合的姐妹这里找回。独身生活在台北的年轻料理师优一直在追求着美丽的爱情,生活单调谨慎,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在网上认识了事业有成、美丽阔绰的女编辑后,优固步自封的生活开始出现了转机。可是,当敏感、脆弱的她发现对方不过是靠自己填补空虚的生存感觉、满足生命的爱欲时,不得不哀伤而平静地选择了离开。Spancer与summer的故事则隐晦地谈到了同性恋婚姻的可能性。这两个女孩约定让其中一个人完成对家庭的寄望――找个好男人结婚然后生个小孩,10年后再到一起生活。可是岁月荏苒,彼时信誓旦旦的两人在面对一个关乎到另外两个人(丈夫和孩子)生存可能的伦理选择时,还是艰难地放弃了最初。影片的第四个故事以一种解构理念探讨了女性的同性之爱在时下年轻人中表现出的游戏性,其拆解的矛头已经超越了“异性恋霸权”的简单指向,而更为广阔地影射了新生一代幻想借助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逃避亏空的理想、抵达不可企及的虚拟浪漫、获得临时性的生存慰藉和精神幻想的生存现实。
      影片《花》中的这四个故事与传统的此类女性题材作品有很大的不同,它们的叙述并不着眼于描写来自性别和社会的身份压迫,也没有止于呼唤观众的情感共鸣,而是以一种零度的情感介入、视窗化的叙述视角为观众陈设出一个“他者”的生存景观。曾有学者在分析华语电影中同性恋话语的生成和发展时,认为在这个媒体热衷炒作的年代,同性恋影视题材已经作为一种时尚元素被无限消费化。而这部作品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它在完成了“青春唯美”的商业操作后,采用蒙太奇的叙述方式把故事的叙事线索打散,突破商业影片为观众提供虚假情感解决方案的陈规,让感情的浪漫被现实生存的窘迫消解,把观影者逼迫到对现实的思考中来。
      如同文学承担着表现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变迁的责任一样,电影对社会历史的变迁和人类的情感生存的表述也赋有伦理价值和审美意义。当女同性恋亚文化以一种边缘的身份在历史中寻求被表述时,电影成为了一种极具力度的话语形成场。在影视产业迅速发展的今天,把女同性恋者的生活状态真实地展现出来是文化传播的大势所趋。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能认同这种文化的存在,但也应摒弃对此现象长久的文化歧视和误读,同时应重视由此产生的文化效应和话语权问题。
      
      参考文献
      [1]刘传霞.中国现代文学女性同性之爱的叙事与性别[J].晋阳学刊,2006(1).
      [2]葛尔・罗宾,等著.酷儿理论[M].李银河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
      [3]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4]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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