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改造的内容和特点 [试析三大改造中“过急”“过快”问题的原因]

时间：2018-12-27 03:21:43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1953年9月，中共中央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决定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预见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实际上从1953年至1956年，新中国仅仅用了4年时间就完成了。总的看来，党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是必要的、成功的。但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由于过于急促和粗糙，遗留下一些问题。那么当时出现“过急”“过快”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
　　
　　一、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纯粹社会主义的认识误区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在一个落后的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对于新中国是个陌生的课题。马克思经典中没有答案，但他把所有制问题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的基本问题，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认为社会所有制将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唯一形式。中共党内领导人在指导思想上也就一直存在着社会主义“必须纯而又纯”的认识误区，追求“一大二公”的理想模式，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截然对立起来，把过渡时期看成是迅速彻底地消灭一切非社会主义经济因素的过程，所以公开地宣布：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要绝种”。1953年，毛泽东在农业互助合作的谈话中强调，对于农村的阵地，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么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并提出一切工作都要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为纲。正是这种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程度“求纯”以及把这当成一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认识，毛泽东在1955年7月《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批评了似“小脚女人”走路的政策，从而助长了“左”的思想的滋长，致使从1955年7月到1956年1月人为地几次改变中国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计划：1955年7月提出到1960年实现初级形式的合作化，高级形式的合作化于1960年以后再开展；12月又提出1956年基本实现初级形式的合作化；1956年1月又要求各地于1958年完成高级形式的合作社，而事实上，到1956年高级形式的合作化就已基本上完成。农业改造的加快，也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改造的加快，到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
　　可见，把社会主义设想成单一公有制，即纯粹的社会主义，会导致在行动上对私有经济采取“一扫光”的过激政策。
　　
　　二、苏联农业集体化模式对中国的影响
　　
　　对于小农经济的地位，列宁认为：农村在革命后会更加小资产阶级化，这种农民“在地主和资本家被击溃并被放逐以后，是能够向无产阶级的政治上的专政挑战的唯一残存的独立阶级”；“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在极大困难面前被迫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只是一种暂时过渡，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动社会主义的“正面进攻”，把“新经济政策的俄罗斯变成社会主义的俄罗斯”。这种观念影响着中共。薄一波曾谈到过：从建国开始，中共对小农经济就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而对农业集体化寄予了特殊期望。土改后大家都有一个认识：靠小农经济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要是不行的。
　　中共建国后的经济情况在相当程度上与苏联当年的情形颇为相似，这也促成了中国仿效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模式。1952年苏共召开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马林科夫在报告中宣布，苏联以前认为是最尖锐、最严重的粮食问题依靠农业集体化，“顺利地解决了，彻底而永远地解决了”，这给中共留下深刻的印象。1953年10月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粮食问题，毛泽东曾引用马林科夫的话鼓舞到会的人，他在1955年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更明确地说：“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
　　当然，对苏联集体化运动中存在的严重的教训，中共是有警觉的。集体化的初始阶段比较谨慎，并在具体道路上寻求自己的特色，但总体上还是以苏联模式为榜样。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说：“我认为我们应当注意苏联的这一项经验，……但是我们不应当容许我们的一些同志利用苏联的这项经验来为他们的爬行思想作掩护。”苏联的农业集体化从1927年到1934年总共用了6年时间，事实上苏联走的就是一条过急过快的道路，苏联半数以上的地区集体化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其余部分地区也只用了4-5年时间，在苏联快速经验影响下，中国的集体化只用了4年就完成了。
　　
　　三、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
　　
　　建国后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为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可能性，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则为中共决策上人为地、主观地调整发展速度、忽视客观经济规律提供了权力保障。
　　七大上赋予毛泽东的“最后之决定权”在建国后并没有因战争年代的结束而终止与受到制约。1955年夏季，党内在合作化速度上发生分歧时，毛泽东主张加快步伐调整计划的意见被党内认可，而反对意见被斥之为“小脚女人”、右倾保守，并被上升到路线的斗争。对当时的党和政府领导体制，后来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并且严厉指出：“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此外，国民经济的顺利恢复、人民群众在建设中焕发的热情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及50年代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高速发展的战略，使我党忽视了客观规律，运用群众运动的形式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也是导致“过急”“过快”的原因。
　　纵观毛泽东对新民主义及社会主义蓝图的设想，可以肯定地说是对中国国情作了科学的分析：他把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分为两步走；提出“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并批评了那些“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发展的必要，而说什么一下就可以到达社会主义”的错误观点；就“到底何时开始社会主义的全线的进攻”他大体上预定在十八年左右。这些都是符合国情的判断，但在实践中因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偏离了自己的设想，给我们新时期经济建设留下了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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