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译理论黄忠廉 由《变译理论》引发的声音
时间：2018-12-26 03:42:1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存在许多分歧，争论一直未休。2002年《变译理论》一书的出版在译界同样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一些读者对该书中提到的一些内容产生了质疑，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本文作者就这些“疑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与大家一起共勉。
关键词： 变译 变译理论 变译方法
自从有翻译活动以来，要把原文信息用与原文语言结构不同的另外一种语言传达出来时，必然会在如何恰当进行两种语言转换碰到许多问题。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存在许多分歧。2002年黄忠廉先生著述的《变译理论》一问世，引起译界的强烈反响，书中提到的“变译”理论与传统的翻译理念“全译”形成一个“新的分野”。“变译”理论的提出在译界引发了不同声音，大家各抒己见，这对一种新理论的诞生不仅是考验，而且是使之完善的益事。
“变译”，又称“翻译变体”，是一种有别于微观翻译技巧（或方法）的更宏观的翻译方法。作者通过对共时和历时矛盾、同体和异体矛盾的考察，指出要充分利用原作价值就要建立变译意识，来适应不同译语对象和不同市场层次的需求，提高培养翻译人才的能力，“多快好省”地处理翻译信息，规避知识产权的制约，将国外最新技术尽快地“为我所用”。“变译理论是从变译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反映变译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原理和思想体系，它以变译为其研究对象，研究变译过程的一般特点和规律，寻求总的适于一切变译方法的一般原理和方法”。
针对黄先生以“最大可能地满足读者的要求，即尽可能实现作品的实用价值”的翻译标准，有人提出了质疑的声音，认为“翻译以满足读者需要为目的”是对原作者及原作品价值的牺牲，对于变译方法的后几种，比如改译、阐译、译写、参译更是无法理解，认为“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无制约，不知要离谱多远，出格多大”。同时，认为《变译理论》把“信”、“达”、“雅”当作非全译（翻译变体）的理论原理，“达旨术”为相应的实践原则，一举将严复的翻译思想统一于变译之中，为使自己的理论站稳脚跟而有“生拉硬拽”之嫌。有悖严复本人的初衷。严复的“变”是受时代局限的“不得已而为之”，现代的翻译标准不应仅限于满足读者的要求。
黄先生引用王克非的“从文化史的立场看，翻译的意义在于沟通，与译本是否至真至善并不成正比”和他的变译价值――体现译者的人生价值，强调原作的使用价值，满足译语读者的需求，提高翻译的社会效益，被指出有矛盾之处。疑者认为，只强调“原作的使用价值”“若与目标的实现无关，原作即使价值连城，也可能被视为是没有价值的”这样的说法有悖于翻译的沟通的宗旨，只为“需要”而为之，对引进异国文化补充和丰富本土文化的目的相违背。
《变译理论》中提到的“全译”和“变译”的关系也让人产生了质疑，巢湖学院外语系徐朝友先生就曾撰文与黄先生商榷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徐先生自认为《变译理论》中涉及到的“全译”与“变译”有五种关系，结果自然是矛盾，让人不解。书中对这对概念关系的提法有“变译是对原作有意的不忠实，变译是对全译的异化和否定”，“全译是一切变译的起点，一切变译方法都可能或有必要用到全译方法”，“变译是全译的派生、转化和差异”，“全译方法是‘全部全译’及‘部分全译’”，“‘部分全译’就是‘变译’”……徐先生从这些说法中总结出“全译”与“变译”的关系即是矛盾关系，又是交叉关系。认为两者关系确定上的纠缠不清，难免动摇《变译理论》的理论根基。
笔者以为，一种新的理论的诞生不会是完美无缺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笔者认为每个人看待事物、问题的角度不同势必会产生不同的观点和结论。从对《变译理论》内容产生的一些异议来看，换种角度，换种思维方式就可能不会觉得“不妥”，不会钻牛角尖似地觉得“这里”有问题，“那里”不合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手段，对原文进行翻译的活动不是最近才有的，而是很早就存在于翻译界的。可有谁对这种活动系统地归类、找出规律，并形成理论？没有。仅从这一举动来说，黄忠廉先生就已经令人钦佩，当那些所谓的“大家”都在为“怎么译”争论不休、老生常谈时，黄先生已经开始着手总结教和学的经验，收集大量的资料来从事研究工作了。新理论的诞生当然不是凭空产生，根基是建立在已有的理论或经验之上，引用“古人”的思想和理论无可厚非，何必还要怀疑他的“别有用心”？因为视角不同，所以不要断然下结论，认为异己的就是错的，那样只会将自己的短视暴露无遗。
关于“变译”与“全译”的关系，被徐先生指责为“纠缠不清”，其实大家都能理解或者说凭感觉（这样表述也许不太规范）都能知道什么是全译，全译和变译从广义来讲，就是一对矛盾，不一样的就是矛盾的。“交叉关系”也是矛盾的一种。硬是要在两者之间分出一条泾渭之线，就如同自愿跳进“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百年猜想”大讨论中一样。
当然，变译方法中的几种提法及定义可能有不够严谨之处，这也是笔者认为黄先生应当注意并加以完善的地方。
翻译理论来自于翻译实践，理论的提出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气候和人们的意识形态有一定关系。古代的翻译，更主要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因此佛经的翻译盛极一时；近代的翻译，是为了“西学中用”，国外科学技术及先进理念尤多；当代的翻译目的是多元化的，各行各业，对译文的要求各有各的不同，因此翻译就更要有针对性地服务于不同的读者，实现其价值。
笔者认为，译者应该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树立正确的翻译观，动态地对待每种翻译理论或翻译标准，不拘泥于形式主义，扬长避短，充分利用对立统一的规律，以“和谐”把握翻译，使自己的翻译活动更加有质有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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