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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乡土小说:世纪之交的转型_中国乡土小说

    时间:2020-03-26 07:48:1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要]在世纪之交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种文明相互冲突、缠绕和交融的复杂文化背景下,中国乡土小说直面思想和审美选择的种种挑战,重新整合中国乡村社会现代转型带来的陌生的新“乡土经验”,将乡土叙事疆域由传统的乡村日常生活拓展到“农民进城”、“乡土生态”和“乡土历史”等领域,形成乡土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生态主义和宗教文化“返魅”等重要叙事现象,叙写了中国社会大变革时代历史的与现实的种种矛盾,揭示和批判了混乱无序的社会价值观念失范。乡土小说艺术形态方面的变化,也十分显著。所有这些变化,都显露了中国乡土小说在新世纪向未来发展的新动向。
      [关键词]世纪之交 中国乡土小说 转型
      [作者简介]丁帆(1952― ),男,山东省烟台市人,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思潮的研究。李兴阳(1962― ),男,湖北省麻城市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和影视文学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1-0110-09
      
      世纪之交的中国乡土小说是百年中国乡土小说历史发展链条上的最新环节。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至21世纪的十年来,既是世纪的自然更迭交替时期,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不断加速的历史时期,全球化与市场化以不同的速率进击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文化奇异地并置在大致相同的历史时段中,相互冲突、缠绕和交融。在如此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中国乡土小说创作不仅出人意外地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低迷中走了出来,形成一个新的高潮,而且从外形到内质都发生了不同于以前的颇为显著的变化,生长出许多不容忽视的新质,亦即发生了新的转型。如何认识世纪之交中国乡土小说的转型,分析转型发生的内外成因,梳理和审视其精神向度、叙事形态和叙事类型在转型过程中的变异与走向,探究“乡土经验”与价值理念的恒定性亦即“变”中之“常”,已成为世纪之交中国乡土小说转型研究极为紧迫而重要的课题。
      
      一、乡土小说的转型与陌生的新“乡土经验”
      
      毋庸置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乡土小说创作所面临的最大困惑,就是急遽转型中的乡土中国逸出了乡土作家们既有的“乡土经验”模式,曾经熟悉的乡村逐渐变得陌生。面对日益陌生的乡村,无论是传统的乡土经验,还是从外来文学(如拉美土著文学)中移植过来的乡土经验,都几乎失去了作为乡土叙述范式的有效性。不止一个当代乡土作家表达过这样的困惑。贾平凹就曾感叹乡村“变化太大了”,“记忆中的那个故乡的形状在现实中没有了”,“按原来的写法已经没办法描绘”。李洱亦言:“在描述当代生活方面,当代作家其实是无本可依的。古典文学、‘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以及新时期以后进入中国的西方现代文学,这些文学经验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基本的范式,让我们得以借助它去描述如此复杂的当代生活。”于是,解剖社会转型的内在肌理,廓清最后的历史迷障,才是进入乡土小说创作自由王国的可靠路径。
      在20世纪90年代,就乡土文学在中国是否会逐渐消亡的问题,曾进行过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的声音至今并未完全消弥,因为同样的问题依旧存在。在我们看来,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不是社会转型期乡土文学是否会消失,而是乡土小说创作如何重新整合社会转型期陌生的新“乡土经验”,以之应答中国社会大变动对乡土叙事的历史召唤。当下的乡土经验,不论是对城市作家(如王安忆)还是对农裔进城作家(如贾平凹)而言,都是很陌生的。这可以从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总体趋势与乡村社会自身的现代转型两个层面来考察。
      90年代至今,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总体趋势是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挤压与置换。如金耀基所说,中国社会转型有三个主旋律,而“第一个主旋律是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第一个转型还在进行着”。这种“未完成的现代性转型”,既不是使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三种文化形态简单地并置在同一时空的文化地理版图上,也不是让农业文明被轻而易举地取代或消灭,它的复杂性就在于使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明形态相互碰撞、缠绕和渗透,并因此而产生变异,与现存的民族文化合成一种异质的文化形态。这是一种至今未经命名也难以命名的陌生的文化形态,但它已然来临,构成中国当下文学创作的总体文化背景,当然也是乡土小说创作的总体文化背景。
      包孕在中国社会转型总体趋势中的是乡村社会自身的现代转型,这既是当下乡土小说赖以发生的现实社会基础,同时也是乡土小说创作的叙事对象。中国乡村社会自身的现代转型,并不仅仅是近20年左右的事情,而是缓慢地进行了一个多世纪,只是到了近年才有不断加速的趋势。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乡村”、“农业”及其主体“农民”迅速告别自身的传统文化形态,生长出历史催生的诸多新质。更为重要的是,中共“十七大”提出了乡村“新土改”政策,由此而来的农业规模经营、大资本圈地、“土地兼并”等,必将带来中国乡村更为深刻的社会变动。但历史的发展路线是不会那么清晰的,有许多令人感到疑惑的不确定的问题:中国式的农业规模经营会彻底改变几千年来家族式的农业经营方式吗?会改变乡村的传统阶级关系吗?它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城市化迈进的必由之路吗?它的后果与现代性的关联是什么?等等。这不仅是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所关心的问题,也是乡土文学家关心的问题。由此而来的乡土经验自然是非常陌生的,就如贾平凹等作家所感叹的那样;乡村已不再是我们记忆中的乡村,也不是用传统文学经验与范式所能叙述的乡村,它需要文学家用如椽之笔,深刻地揭示出它的“历史的必然”,以此提供比其他人文科学家所能提供的具体丰富得多的历史经验,就如恩格斯赞誉巴尔扎克小说所达到的那种历史的深度与广度一样。
      在世纪交替的历史节点上,中国乡土小说虽然还不能说已经达到人们所期待的那种历史的深度、广度与高度,但它一直在追踪中国社会现代变迁的历史脚步,并在书写中国乡土社会现代转型的同时实现自身的转型,已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十七年”乡土小说、“文革”乡土小说和“新时期”乡土小说有了诸多本质的区别。首要的变化就是叙事视域与叙事空间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上不断扩大,其一是向城市拓展,其二是向荒野展开。
      首先,世纪之交的中国乡土小说将叙事视域与叙事空间向城市拓展,将“进城农民”及其流寓的城市作为重要的书写对象,从而颠覆了乡土文学既有的不延伸到城市空间的历史性阙定。在20世纪末期,随着城市的快速崛起,亿万农民纷纷离开土地,涌向城市,形成中国近现代史上不曾有过的最大规模的“民工潮”。乡村因为他们的“离去”变成“空心村”,城市因为他们的“到来”而膨胀增殖,而他们自己则被贬抑和遮蔽于“农民工”或“打工者”这类特殊的命名之中,成为身份模 糊灵魂无所皈依的历史前行的“中间物”。随着作为乡土主体的农民的现代性流动与乡土文化边界的扩张,世纪之交中国乡土小说的边界很自然地也要扩展到“都市里的村庄”中去,扩展到“城市里的异乡者”的生存现实与内在精神的每一个角落中去,《民工》(孙惠芬)、《大嫂谣》(罗伟章)、《北京候鸟》(荆永鸣)等都是向城市扩展的作品。
      其次,世纪之交中国乡土小说的叙事视域与叙事空间向荒野展开,将“生态”作为书写对象。生态在中国已成为广受关注的问题,这是中国社会急遽转型的结果。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强势推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对自然的过度开发所造成的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同时,生态危机也是人的精神危机。随着全球性城市化格局的出现,人在疏离自然、败坏自然的同时,也远离了生命的本原意义,难以与自然和谐共处,也难以达致“诗意的栖居”。应对双重危机的生态小说,其书写对象十分广泛,可归人世纪之交中国乡土小说之中的不是所有生态小说,而是那些“生态意识”鲜明而又不乏“田园意识形态”且笔涉“三画四彩”的小说,如《大漠狼孩》(郭雪波)、《哦,我的可可西里》(杜光辉)等乡土生态小说。
      世纪之交中国乡土小说的叙事视域与叙事空间不论是向城市拓展,还是向荒野展开,都是中国乡土小说自身转型中出现的重要现象。向城市拓展与向荒野延展,毫无疑问都是陌生的新“乡土经验”,它们足以使中国乡土小说的内涵发生裂变,同时也给这一创作领域带来无限的生机。
      比较起来,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社会生活依旧是世纪之交中国乡土小说书写的主要题材,但所要处理的“乡土经验”同样是陌生的,这与中国乡村社会现代转型中的“去乡村化”的总体趋势有关。首先是乡村基本文化形态的蜕变,中国乡村已迈上“去乡村化”之旅,具有现代色彩的公路、电话和电视等等将现代性的触须伸进了“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的乡村,泥墙瓦顶的村落中已有了突兀而起的仿城市建筑,地域文化色彩鲜明的乡风民俗不是被流行文化挤压而渐趋消失就是变成旅游业媚俗的“卖点”,“乡村”已不再是鲁迅笔下的“故乡”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更没有了唐诗宋词里的神韵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样的情调。其次是乡村经济生活已经多元化,引进大资本圈地的规模经营与家庭式传统经营模式并存,乡镇企业与传统农业并存,“农业”不再是乡村唯一的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再者,“农民”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不论是“进城农民”,还是“在乡农民”,作为中国乡村历史被改写的参与者、感受者与承担主体,他们的文化人格在现代性的获得过程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裂变。所有这些变化都已构成《羊的门》(李佩甫)、《二百四十个月的一生》(须一瓜)、《谁动了我的茅坑》(荒湖)等世纪之交中国乡土小说书写的重要内容。
      总之,不论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总体趋势,还是乡村社会自身的现代转型,都是正在进行中的“未完成的现代性转型”,其间所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既是世纪之交中国乡土小说赖以发生的现实基础,又是其表现的对象。而中国乡土社会变化的广泛性与复杂性,超出了乡土作家们既有的经验模式与叙事范式,使乡土小说创作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乡土作家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重新发现“历史的必然”,重新整合陌生的“乡土经验”,拓展新的乡土叙事疆域,描绘新的乡土人生画卷,创作出一批应答历史召唤的时代新作,从而突破了中国乡土小说既有的叙事格局,推动了乡土小说自身的转型。就乡土小说史研究而言,虽然千头万绪的文本分析是必不可免的,但我们有必要从一个更高的宏观角度来俯瞰大动荡下的乡土社会变迁给中国乡土小说创作带来的本质性的转型,从而看清文学与社会的双重历史发展趋势。
      
      二、世纪之交乡土小说创作的几种主要现象及其走向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中国乡土社会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发生的乡村基本文化形态、乡村经济生活方式、乡村社会结构和农民文化人格等方面的巨大变化,都在世纪之交的中国乡土小说中得到了及时的反映。概括起来看,主要集中在四大题材领域,即“农民进城”、“乡村日常生活”、“乡土生态”和“乡土历史”等。由于乡土作家的社会身份、心理结构、思想观念、审美趣味乃至生活所在地域等的不同,在题材选择、价值取向和叙事方法运用等方面,都出现了显而易见的差别,呈现出“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态势。但是,若深入分析和细加梳理,还是可以看出几种较为突出的创作现象,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生态主义”、“宗教文化复兴”和“技术主义”等等。这些近乎“乡土小说思潮”的创作现象,不是按照单一标准界别的,而是对世纪之交中国乡土小说创作现状的综合性整合,以求准确把握当前正在进行并不断深化的乡土小说转型现象。
      世纪之交中国乡土小说的首要创作现象,是对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现实及其历史的现实主义叙写。不论是“农民进城”、“乡村日常生活”、“乡土生态”还是“乡土历史”题材,以现实主义方法进行叙写的作家作品都是最多的,已形成乡土小说创作的主潮。四大乡土题材领域的现实主义叙写,展示了中国乡村现代转型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揭示了错综复杂的现实矛盾,在一定程度上逼近了中国乡村社会现实与历史的真实。但因时代思想的驳杂与文学的多元,除了人道主义和来源不同的一些现代性观念,作家们既没有可以通约的思想观念,也没有一致的艺术观念和审美趣味,这使他们笔下的现实主义也呈现出不尽相同的特征。归纳起来看,主要有两个类型,即批判现实主义和新写实主义。就批判现实主义而言,一些作家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广泛地涉及城乡冲突、农民失地、农业衰退、乡镇治理危机、权力腐败与道德败坏等问题,勾勒出一幅幅触目惊心的悲惨图景,引起人们对中国乡村和农民命运的深切关注,因而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如《好大一对羊》(夏天敏)、《瓦城上空的麦田》(鬼子)、《大漠祭》(雪漠)等。但更多作品虽然对农民充满同情和怜悯,却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并不尖锐,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比较客观中庸的现实主义,而它已经成为乡土现实主义的主流。就新写实主义而言,一些作家仍然延续着盛行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新写实乡土小说的创作方法和理念,过度迷恋琐碎的日常生活描写,成为一种“旧”乡土经验主义。总体上看,世纪之交的乡土现实主义叙写,对现实的“去蔽”或“祛魅”是有限度的,尚未达到时代所要求的丰富性与深刻性,这根源于当代作家与当代中国共同罹患的“思想贫弱症”与“历史迷茫症”。
      世纪之交中国乡土小说的第二种较为突出的创作现象,是对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现实及其历史的浪漫主义抒写。在上述四大题材领域,都有以浪漫主义方法进行抒写的作家作品。浪漫主义虽然未成为世纪之交乡土小说的主潮,但也是仅次于乡土现实主义的重要创作现象。作为一种具 有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与文化哲学思想基础的乡土创作现象,乡土浪漫小说既有不同的倾向,也有较为一致的基本特征,一是礼赞具有中世纪色彩的乡村生活的古朴、和谐与宁静,塑造具有善良美德的乡村人物形象尤其是善良美丽的乡村女性形象和天真可爱的儿童形象,真情抒写农民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美好的乡土人生、人情和人性,如《亲亲土豆》(迟子建);二是以肯定或赞美的态度描写多姿多彩的乡风民俗,而这些乡风民俗大多与儒家文化传统和民间宗教信仰有关,如《吉祥如意》(郭文斌);三是描绘具有浓郁地域色彩的自然景观,回归乡野,寄情自然,如《刺猬歌》(张炜)中的野地等,都是作家寄托理想之所在。这些特征的形成,无疑是“京派”乡土小说的历史承续,同时又是应对时代的历史变奏。这种被学界称为“文化守成”的创作倾向,并不都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它既是中国社会现代性追求过程中孕育的产儿,又是现代性的叛逆者和批判者,也是农耕文明“最后的挽歌”,呈现出审美现代性的另一种多义形态。
      世纪之交中国乡土小说的第三种较为突出的创作现象,就是对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现实及其历史的“现代主义”表现。这里的“现代主义”只是一种权宜的称谓,用以指认莫言、阎连科、刘震云、余华等作家创作于世纪之交的部分风格怪异的乡土小说。莫言的《生死疲劳》、阎连科的《受活》、刘震云的“故乡”系列等作品,所叙述的内容颇为丰富复杂,历史与现实、阳世与阴间、活人与鬼魂不仅交错并置,而且相互间往往进行着怪异的循环轮回。这些作品的叙事形态自由放诞,叙事精神指向含混多极,叙事方法奇诡多变,没有一定之规。与之不同,余华的《兄弟》、张存学的《轻柔之手》、红柯的《美丽奴羊》等作品,从精神内质到外在形态都有很大的差异,但也有颇为相近的地方,它们所叙述的不论是苦难的人间世界还是神奇的西部边疆,都是非同寻常的变异生命图景。简言之,所有这些乡土小说,都内含现代主义精神气质而外显传统现实主义形相,呈现出多种美学元素杂糅的怪异特征。它们既与传统的现实主义相去甚远,又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现代主义,因而很难用传统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等某个单一美学概念来描述。这种没有清晰美学“边界”的叙事现象,还是暂且采用宽泛的“现代主义”比较恰切。这种具有强烈本土气息的非理性的“现代主义”叙事风格的形成,既有来自域外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更与转型期中国社会出现的现实矛盾、精神危机和现代性焦虑等问题密切相关。
      世纪之交中国乡土小说的第四种较为突出的创作现象,就是“乡土历史”叙事中的“新历史主义”倾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虚构的方式叙述“往昔故事”,不以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依据,或以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基础但不受其限制,试图以此还原历史,如《零炮楼》(张者);二是多以普通农民及其家族为历史叙述的主角,叙述他们在“抗战”、“革命”、“文革”等大历史中的人生际遇与家族命运的兴衰沉浮,是巨型历史景观中的微型历史,因而具有历史阐释的小历史性质,如《旧址》(李锐);三是在历史叙述中表达当下的精神与情绪,借历史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如《生存》(尤凤伟)、《雾落》(姚鄂梅)。具有“新历史主义”倾向的乡土小说重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蔑视社会珍视的正统观念,拥抱那些被正统文化认为是讨厌或可怕的东西”,用循环论、偶然性、荒诞性等来演绎个人化的历史记忆,也将人性、国民性、民族文化和政治文化等等引入历史的拷问中。虽然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有着不可否认的思想联系,但并非其直接的文学演绎。它是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延伸,更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期各种现实矛盾与社会思潮影响下的新历史意识与新创作模式相结合的产物。
      世纪之交中国乡土小说的第五种较为突出的创作现象,就是“乡土生态小说”思潮及其“生态主义”倾向。生态问题,既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更是中国在快速推进现代化进程时遇到的日益严峻的问题,因而也就成为世纪之交乡土小说密切关注和书写的对象。其最突出的特征有三点:一是叙事视域广阔,但主要向两大题材领域拓展,首先是现代工业对乡村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其次是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开发与掠夺,造成草场退化、土地沙化、物种灭绝等等,揭示与中国现代化相伴而生的各种危机,如《豹子最后的舞蹈》(陈应松);二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揭示造成生态危机的人性根源与社会文化根源,重新审视和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如《狼事》(董立勃);三是作为一种正在形成的知识领域,乡土生态小说主要从文学和美学的立场去表现和阐释现实中的生态现象,发现地球及其孕育和滋养的全部生命的秘密和生存的意义,传达生态危机给人类造成的不安与思考,构建新的生态的情感空间与审美形态,如《大漠魂》(郭雪波)等。
      世纪之交中国乡土小说的第六种较为突出的创作现象,就是“宗教文化精神”成为一些乡土小说作品的文化思想底色或思想主题。有三个突出的特点:其一,多样性、广泛性、边地性和边缘性,即世纪之交乡土小说所表现的宗教文化具有宗教精神的多样性、题材分布的广泛性、地域分布的边地性及文化位置的边缘性等特征。其二,宗教文化精神与地域文化色彩的交融。乡土小说对特定宗教文化精神的表现,总是融会在对特定地域和特定民族的风俗画、风景画和风情画的描绘中,使特定地域和特定人物形象都带有神性色彩,如《尘埃落定》(阿来)。其三,美学风格的巨大差异。特定的宗教文化精神不仅规约了乡土小说的文化思想底色或者主题思想,也要求与之相匹配的表现形式、叙事格调和审美风格,这就使得表现特定宗教文化精神的乡土小说相互间在美学风格上产生了巨大差异。如表现藏族佛教文化精神的《水乳大地》(范稳)与表现回族伊斯兰文化精神的《清水里的刀子》(石舒清),在美学风格上就有很大的差异。如艾略特所说:“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其宗教的体现。”以本土化、民族化为特征的宗教文化,不仅有助于在全球化语境下破除文化霸权,建构多元文化景观,而且也为乡土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思想维度,提升了乡土小说的精神品格,促进了新的美学风格甚至新的乡土美学的生成。
      最后需要约略提及的是世纪之交乡土小说创作中的“技术主义”倾向。“技术主义”是普遍盛行于当下中国文坛的并非积极的创作倾向,乡土小说亦不例外。讲求“技术”,进行积极的艺术形式探索,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但如果由对“技术”的迷恋而至“技术主义”,舍本逐末,使创作变成单纯的技术操作,失去与创作主体内心的血脉联系,则是不可取的。在世纪之交的乡土小说创作中,一些作者受消费文化和商业运作的影响,由“作家”变身为“写手”,矮化思想甚至泯灭社会良知,对严峻的社会现实视而不见,耽于形式复制,炫耀写作 技术,所创作的一些媚俗作品,虽然受到图书市场的欢迎,但形式花哨、内容苍白、思想庸俗,已堕入文学创作的末路。这样的“技术主义”显然是应该予以否定的。
      上述世纪之交乡土小说创作中的近乎“思潮”的几种创作现象,相互间并没有那么清晰的界限,而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沌现象。如宗教文化精神,在不少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和“生态主义”的乡土小说中都有所表现;再如乡土生态小说也有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等不同方法创作的美学风格迥异的作品。做上述标准不一的整合,虽然还不是严格的科学分类,但有利于我们准确把握当前正在进行并不断深化的乡土小说转型现象。
      
      三、价值观念的“变”与“常”
      
      中国乡村是中国社会总体构成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始终处于受歧视受压制的弱势地位,其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比起城市社会来要缓慢而艰难得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描述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社会转型时说:“中央计划经济的兴起及其后的衰落,是20世纪的一件大事。……原来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在主要的国际组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已经进入了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历史性过程。其结果是,尽管这些国家的转轨进程彼此迥异,它们的经济结构及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行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进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个进程却比起初预期的要困难得多。”就中国乡村社会而言,这个“比起初预期的要困难得多”的“进程”正在不可遏制地进行之中,由此带来的巨大变化,不仅仅是经济结构、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行为,还有价值观念的新旧交替、多元并存与相互冲突,并日渐表现出冲突的普遍化、尖锐化和复杂化的趋势,即如马克斯・舍勒所说,我们正面临着一个“价值颠覆”的时代。时代的“价值颠覆”,使世纪之交乡土小说的创作主体和叙事对象,都出现价值思维的“混沌”与“迷惑”,都在价值实践中出现行为异常、无所适从的状态与倾向,亦即都出现价值观念的失范,主要有如下几种表现。
      面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现代转型,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激烈冲突,乡土作家大都陷入价值评判的“迷惑”之中,难以做出或此或彼的价值选择。在现代化即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历史大趋势中,中国乡村及其所代表的农耕文明已无可挽回地走向“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衰落状态,被迫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这个转变过程也是传统性的消解和现代性的生成过程,而逐渐生成的“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轨道,……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在已有的价值评判中,“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的农耕文明传统,通常被看成是“落后”的,而现代工业文明则是“先进”的。如在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和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就是依次递升不断进步的。在丹尼尔・贝尔的文化理论中,工业文明也优于农业文明。以小农生产方式和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具有极权专制色彩的中国乡村社会,由人的依赖性社会向物的依赖性社会转型,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性,也产生了各种社会问题。社会转型中的乡土作家“脱离了旧的东西,可是还没有新的东西可供他们依附;他们朝着另一种生活体制摸索,而又说不出这是怎样的一种体制”;他们或者对农耕文明顶礼膜拜,沉湎于“田园牧歌”的浪漫抒写,以传统价值观念来批判现代文明所产生的“恶”,或者以现代价值观念批判传统农耕文明中那些落后因素。他们迷惘地游移在两种社会形态和两种价值观念体系之间,对“新”的与“旧”的都有一种迎拒之情,如张炜的《九月寓言》、贾平凹的《秦腔》等都沉陷在价值观念的错位与困窘之中,这使他们在价值重建中难有新的发现和创造。
      面对不断加大的城乡差别和贫富分化,乡土作家在批判社会现实的同时大力张扬被社会日渐弃之不顾的平等、公平和正义。城乡差别不断加大,贫富分化日益加剧,虽然是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但绝不能忽视不合理制度的影响,不能忽视乡村居民在城乡二元体制中所丧失的平等权利和发展机会。文学是社会的“良心”,批判社会不公,呼唤社会正义,正是乡土小说叙事的题中应有之义。世纪之交乡土小说用以进行社会批判的平等和公平的价值尺度,主要有三个思想来源:其一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观念;其二是红色革命实践中的“均贫富”和吃“大锅饭”观念;其三是基于现代人道主义的平等观念。前两种观念以小农意识为基础,它们只能导向平均,不能导向真正的平等。基于现代人道主义的平等观念,强调权利、机会等的平等,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平等观念。《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邓一光)、《拯救父亲》(白连春)等作品,都对城乡差别、社会不公进行了基于现代平等观念的颇为激烈的批判。一些乡土作家书写社会转型期农民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痛苦,揭示和批判乡村社会的现实矛盾,其思想基点,虽然主要来自现代人道主义的平等观念,但也多少掺杂着以小农意识为基础的平均观念,这使作品思想不能达到应有的高度与深度。
      面对日益盛行的权力腐败和顽固的“权力本位”意识,进行多角度的“权力批判”几乎是世纪之交乡土小说的共同主题。公然盛行的权力腐败,可以说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大最严重的公害,它是造成乡村苦难的最直接的根源。“权力本位”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念,也是计划经济时代及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重要价值观念,一切价值最终都以权力来衡量和换算。在社会转型期,“权力本位”的至尊地位虽然受到新生的“金钱本位”的影响,但仍然有很大的市场。《玉米》(毕飞宇)、《民选》(梁晓声)等小说对“权力本位”价值观念的批判,主要从三个角度展开:一是国民性批判,对有权者和无权者共有的国民劣根性展开批判;二是政治文化批评,对乡村公权力的私人化、家族化等展开批判;三是人性批判,将权力欲望等归结为人性本有的贪欲。所有这些批判都体现了对乡村权力建构的正当性的深切忧虑。需要注意的是,如阿宁的《无根令》等小说在“权力批判”中存在的价值错位问题也非常明显:一是沉溺于对官场斗争及其阴险“权术”的细致描写和玩味,将“清官”玩弄的“权术”视为政治智慧予以肯定,宽宥其私人生活中的道德问题,这是极具魅惑性的病态政治价值理念;二是将政治体制问题转换成为有权者个人的道德操守问题,从而掩盖或混淆了问题的实质;三是强化封建性的清官意识,弱化乃至放弃对现代民主政治理念的张扬。
      面对日益膨胀的“金钱本位”意识,进行多角度的“拜金主义”批判,是世纪之交乡土小说现实书写的共同主题。“金钱本位”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核心价值观念也就随之由封建主义的“权力本位”向资本主义的“金钱本位”转换,并出现“权”、“钱”并重 或相互勾结的过渡性特征。在市场经济中,“社会财富分配的标准被打乱,但是另一方面新的标准又没有立刻建立。……各种欲望由于不再受到迷失方向的舆论的制约,所以再也不知道那里是应该停下来的界限”。“拜金主义”随之泛滥成为社会狂潮。乡土小说对“拜金主义”的批判,主要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是道德批判,以传统的重义轻利观念为基本价值评价尺度,对各种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等有违传统道德或人类基本准则的行为进行批判,如《奔跑的火光》(方方);二是人性批判,将各种恶德丑行视为道德失控后的人性恶的展露,如《神木》(刘庆邦)。需要注意的是,乡土小说的“拜金主义”批判也存在价值错位问题:首先,将“拜金主义”与道德崩溃联系在一起,只看到负面影响,对其积极面认识不足。在“契约”、“法律”等制约下的“拜金主义”,有益于建立起竞争、效率、公平和民主等新型价值观念,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实践已为此提供了最好的历史佐证。其次,用以批判“拜金主义”的思想资源,多取自传统的价值观念,这不仅减弱了批判的力量,而且不利于建构与社会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新型价值观念。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乡土生态小说在揭示人对自然的破坏的同时张扬“生态整体主义”价值观念。漫无节制的盲目发展,已经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失衡,不断遭到自然界的报复,以至严重危及到人类的生存。对此,《达勒玛的神树》(萨娜)、《银狐》(郭雪波)、《藏獒》(杨志军)等乡土生态小说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批判:一是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张扬“天人合一”的传统价值观念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生态伦理观”,试图建立“生态整体主义”的新价值观念;二是批判科技主义,批判不断滋长的科技崇拜意识,指斥科技决定论的僭妄;三是批判人类无止境的发展观,主张“有限发展论”甚或“不发展论”。乡土生态小说也存在颇为明显的价值错位问题,如对“发展观”的超前批判,并不利于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伪生态小说”及其张扬的价值观念。这类小说打着乡土生态小说的幌子,以自然法则为旗帜,以兽喻人,推崇弱肉强食的社会进化论观点,具有明显的反文化、反文明和反人性的色彩。《狼图腾》就是这类作品最典型的代表。这类现象的出现,根源于近年来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潮的高涨,同时暗合了重新抬头的封建意识形态所需求的某种大国民族心理。对此反现代性的时代逆流需要予以警惕和批判。
      毋庸置疑,上述五个“面对”,只是世纪之交乡土小说在反映和揭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期价值观念变迁时所出现的价值观念失范的主要表现,而不是全部。当代中国正处于历史性的大变革、大转折中,由此引起的价值观念变迁,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彻底的一次。新旧价值观念正处在激烈的碰撞、冲突和交替之中,旧的虽然已被打破,但并未退场;新的虽然正在生长,但并未得以确立和定型。不仅如此,国家、政府和社会倡导的主导价值观念、知识界思想界主张的现代价值观念,与社会各利益群体实际信奉和践行的价值观念,也都处在彼此分裂、隔膜乃至对立冲突状态。这就是作为乡土小说叙事对象的价值观念失范的总体景观。乡土创作主体与叙事对象的价值观念失范,虽然是同步的,但并不都是同质的。乡土创作主体的价值观念,虽然免不了大变革时代多元价值观念的复杂投射,但所秉持的主要是知识界思想界主张的现代价值观念,并以此作为价值评价尺度,来反映、揭示和批判作为叙事对象的国家、政府和社会各利益群体的价值观念失范,相互间的错位与冲突集中呈现在上述五个方面,由此构成乡土美学形态的一个时代的“心灵史”和“价值观念发展史”。
      乡土美学形态的“价值观念发展史”,显露了中国乡土小说作家在大变革时代价值观念的“变”与“常”两个方面。从上述五个“面对”可以看出,乡土作家价值观念“变”的一面非常显著。“变”,使世纪之交的乡土小说创作既充满价值重建的勃勃生机,又陷入价值游移、错位乃至失语的尴尬境地。乡土作家价值观念“常”(恒定)的一面,体现在批判精神及其据以进行批判的价值尺度上。有现实批判精神的乡土作家,虽然还不是萨义德所说的那种“真正的知识分子”,但他们能将自己视作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秉承现代启蒙精神,以现代人道主义等为价值尺度,对现实进行批判。这样的批判,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其意义是重大的,亦如洪堡在为普鲁士大学拟订的章程中所说:“它能为国家和社会保持一支校正力量,以便能去校正那些在政治和社会上形成了优势力量的东西,就一定能将这个社会引向一个绝对健康的方向上去。”这也正是我们主张“真正的乡土小说作家”应该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中国乡土小说创作要有人文价值底线和恒定的价值理念的意义之所在。
      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结构的每一次变动,都不仅会影响到乡土文学在文化总体结构中的位置,而且会促使乡土文学在题材、价值取向和美学形态等方面发生新的变化。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消费文化大行其道,“五四”以来占据正统位置的、所谓纯文学的乡土文学被边缘化了。处在中国文化总体结构边缘的乡土小说,并未走向衰落,反而表现出向未来展开的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在世纪之交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种文明相互冲突、缠绕和交融的特殊而复杂的文化背景下,中国乡土小说直面思想的和审美选择的种种挑战,重新整合中国乡村社会现代转型带来的陌生的新“乡土经验”,拓展乡土叙事疆域,叙写大变革时代历史的与现实的种种矛盾,揭示和批判混乱无序的社会价值观念失范,为一个时代留下“最后的挽歌”、多彩的“写真集”和激荡的“心灵史”。乡土小说艺术形态方面的变化,也十分显著。有的向乡土叙事传统回归,将乡土小说的基本美学形态“三画四彩”推向美轮美奂的新境地;有的向消费文化的时尚靠近,将乡土小说变成“最后的乡土”、“回归自然”和“怀旧”的时尚包装;有的表现出较强的“技术主义”倾向,进行多种超常态的叙事实验,将乡土小说破碎变异为“词典体”、“闲聊体”、“史传体”等等。所有这些变化,都显露了乡土小说在新世纪向未来发展的新动向。
      
      (责任编辑:张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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