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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年风云,一个人与中国旅游业的成长故事】 一个人面对风云

    时间:2020-02-19 07:28:5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再过两年,新中国的旅游业就走过了整整60年。      而李存修,广东省旅游文化学会会长,这个很早就投身中国旅游业的老者,也67岁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刚从大学毕业的李存修就独自背着行囊南下北上。两年之后,机缘巧合地又被分配到四川省旅游局,做起了外事接待工作――那时候我国还没有旅游业,外事接待就是与旅游接触最紧密的职业,从此他与旅游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旅游局副局长,再到旅行社总经理,一干就是几十年。可以说,他见证了整个中国旅游业的成长史。3月底的一个傍晚,在他宁静的书房里,我们一起聊起了这一段风云沧桑的成长故事。
      
      1949年,新中国的中旅只接待“四种人”
      
      我们的谈话一开始,就接触到了一段有趣的史闻。
      1949年11月,新中国第一家旅行社中国旅行社(以下简称“中旅”)成立了。当时的中旅规模很小,李存修用了一段颇有意味的话来形容中旅的诞生:“它象征性地接待过一些外国人,理论上存在了。”这个“理论上成立了”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中旅的真正职责相当于是中央政府的一个职能机关,负责接待“四种人”。回家探亲的华侨、外籍华人、港澳同胞、台湾同胞。不难看出,这种接待当然主要是考虑扩大政治影响,而旅游设施既谈不上规模,结构也相当单一。
      到了1954年,周恩来亲自批准成立中国国际旅行社(以下简称“国旅”),国旅的职责是负责接待“外宾”,那时没有所谓的“旅游者”,外宾成了他们的统一称呼。
      那时,整个中国也就这两家“国”字号旅行社。而这两家最早的旅行社可谓泾渭分明,在接待客人上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中旅只能接待“四种人”,不能接待外宾;国旅则只能接待外宾,不能接待“四种人”。
      
      1976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旅游业要提前10年”
      
      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新中国最初的旅游事业以这样独特而“单线条”的方式,一坚持就是十几年。“可以说,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中国旅游业理论上存在了,机构上也有了,但实际上并没有怎么开展。”
      虽然李存修说中国真正的旅游事业得从1976年开始算起,但是他却不能不提及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对旅游业的冲击。
      1977年,四川省旅游局接到通知,被批准开展旅游业务了。于是李存修与他的老上级被选派到北京国旅总社学习开办旅游业务的经验。
      “我们一去,总社的一位领导就交给我们一枚铜章,上面刻着‘中国国际旅行社成都分社’。这枚铜章雕刻得非常精细,拿出来时铮亮铮亮的。那位领导不由自主地感慨,这枚章子10年前就刻好了。”
      那时,李存修才知道,1966年,国旅北京总社就已经去过上海、广州、西安、武汉、长沙等各省省会,筹备在全国建立国旅分社,开展旅游业务。但决定刚定下来,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样一个愿望马上被历史的洪流搁浅到了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混乱的中国卷入了政治的狂乱热潮中,再也顾不了这些无关宏旨的芝麻粒小事了。
      “这一等就是10年,待到取章时,我一看,领导还是10年前的那个领导。所以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旅游业要提前10年。”
      
      1978年,开始学着收费
      
      在李存修印象中,最深刻的一个记忆点就是1978年,因为从这一年开始,中国人接待“四种人”和外国人开始实行收费制度,“在那之前,一牵涉到‘四种人’和外国人都是国家出钱接待,收费这个思想弯子全国基本都是在1978年才转过来。当时,各国的旅行团来了之后,先与国旅总社签订计划,缴纳外联费,然后总社出一个计划,给分社下任务,我们就看着总社的计划来接待。所谓的计划就是这个团是从哪里来的,多少人,住什么标准,吃什么水平,要求得很清楚。
      1978年,李存修接待了有生以来第一个外国团。可是填完发票后,李存修感觉特别诚惶诚恐,那张发票像一张检讨信一样,在兜里揣了很久不敢拿出来。收钱,让李存修感觉十分难为情。结果他带的那6个外国人并没有任何异议,在交完应交的费用后,还给李存修导游服务费,最后还要请热情的导游吃饭。这让李存修惊讶了好几天。
      费用虽然收了,但是思想上的怀疑却根除不了。在那个衣食不饱的年代,不懂得什么是旅游,也不会旅游的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自费旅游的外国人时百思不得其解;玩还要花钱?为什么这些外国人愿意自己掏钱从大老远的地方来中国游玩?他们为什么要来中国啊?
      于是,李存修这样接待外宾的导游得了个不小的麻烦:每次带完团回来,就得写报告。“我们写报告已经习惯了。特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白天陪团2小时,回来要写5小时的报告。2个小时里,对方说什么话,什么表情,你怎么回答的,他们是不是别有用心啊,有没有窃取情报啊,有没有小动作啊,我们都要好好地记住,回来之后就得好好写下来。
      
      1983年,各地开始小动作,想多挣口饭吃
      
      1978年,中旅和国旅对“四种人”和外国人的收费制度,让中国旅游界开了窍门,启迪了他们最原始的“市场经济”意识。
      1978年的中旅和国旅,在每个月中旬,都会用电传机把下个月的接团计划传给各分社。李存修回忆:“给计划就等于发工资,分社下个月的生活怎么样、效益怎么样,就看这个计划了。如果下个月接待的是大团、豪华团,那全社的人就高兴得要命;如果下个月来的是一般团,经济团,那完了。那时候,虽然人们多抱着为国家做贡献的思想,但省财政局还是会给分社返还一部分钱,用于改善福利和办公环境,增加设备。所以大家都向往做大团、豪华团。”
      由于做多做少开始有了效益上的区别,地方上的旅行社分社开始动脑筋,考虑“我们可不可以自己做,多赚点?”之类的问题。“于是,省上开始与总社不是一条心了,市里也和省里不是一条心了。大家的思想意识都在开始发生变化。”那些总社不想接待的小团,地方上的分社开始不嫌弃地招揽过来。这一接,果然看出了效益,于是此风开始蔓延。到了1985年,中旅和国旅的北京总社已经控制不住这把焰火了。在看清自己“一统天下”的大势已去之后,中旅和国旅的北京总社也成立了自己的接团社,开始接起团。
      各地方分社见此,也放开手脚。“小城市里的旅游公司全面开花,省里有的市里也有,省里没有的市里也有了。”
      
      1989年,“中国旅游业一夜之间死亡”
      
      从靠总社吃饭到自己找饭吃,中国旅游业成长了一大步,但走得并不顺利。1989年6月4日,在李存修眼里,又是一个记忆深刻的转折点,所有在中国的外国人几乎一夜之间从中国撤离,中国旅游业一天内全部死亡,全部停业。
      当时李存修已经调任广州一家旅行社的总经理,全社100多名员工,靠着给各大饭店和水果市场运送水蜜桃,维持了好几个月,存活了下来。
      而其他旅行社的运气可没这么好,有的直接解散了;有的把员工遣回家休息,勉强给职工发一半的工资;有的停业了。
      就在中国旅游业一夜之间死亡之后,台湾人大量涌进内地旅游,挽救了中国的旅游市场。当时,各大社小社都争着去做台湾人的生意。“但在这之前,各大小旅行社是不愿意带台湾团的,因为价格低,又不好带。进内地的基本上都是一些靠卖土地给美国军事基地而一夜暴富的台湾农民,素质很低。住中国大酒店,都不知道怎么蹲马桶,全都站在马桶圈上;地毯上也被烟头烧了一个个大窟窿。”
      虽然台湾人素质不高,但靠着台湾团坚持了半年,总算没让1989年的中国旅游业停止运转。到了1990年,外国人又开始进入了中国的旅游市场,中国旅游业终于再一次挺过了政治动荡带来的灾难。
      
      1990年以后的中国旅游业再也没有大起大落的兴衰了,一切都顺着历史铺就的道路自然流淌向前,在对外开放的温润环境中一直滋润地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商务性考察、公务学习的名义出国旅游的开始,中国人公费旅游的时代来了,从最初的港澳游,再扩展到东南亚,中国的旅游市场开始百花齐放。再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人开始自己掏钱往外走了,有了个人自费出国游、国内游意识。用李存修的话说,就是“到处都是游客,旅行社到处开始组团。”
      “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但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分界线。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就已经开始往外走了,但是国内政治上控制还相当严格,一定要经过很严格的审查,手续要自下而上一级一级报批,严防出国后叛逃,或者移民国外。与朝鲜接壤的吉林人不得签证前往朝鲜和韩国旅游;沿海的福建人、浙江人因为偷渡事件时有发生,所以经常被拒签。1994年,我们差一点就被停业了,当时组了一个20人的团去韩国旅游,到首尔的第二天,一半人失踪了,整个韩国的报纸、电视全部报道了这宗事件。当时李鹏总理正在韩国访问,立即要求国家旅游局查办。最后我们在韩国一个工地找到了其中一个失踪者,非常惨,原来是借光了所有亲戚的钱,凑齐了十几万,买通了上下关系,秘密签好了合同,到了韩国做苦力,赚外快。当此人被找到时,他大哭,说让他回去简直是叫他死,因为借的债根本无法偿还,家里还有辍学的孩子、生病的老婆、待赡养的母亲。”
      但李存修记忆中这样悲惨的出国“旅游”经历,在当今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是主体了。虽然20多年过去了,“滞留国外”的事件依然让各驻中国大使馆为难。用一句并不吸引现代人眼球的豪言壮语来说,中国人总算找回了早就应该享有的旅游自尊心,这一切,不能不归功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半个世纪的旅游业风云故事,不仅是一部旅游业成长史,也成了新中国成长的一部“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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