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应对服务业开放的战略思考|现代服务业包括哪些行业
时间：2019-05-12 03:23:1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外商投资正在向我国未来最重要的产业——服务业转移，2011年我国服务业成为吸收外资的第一大产业，意味着我国利用外资正步入“服务经济时代”，外资进入我国的结构变迁时代已经来临
一、服务全球化是大势所趋，我国已经融入了服务全球化浪潮
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的重要趋势。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服务全球化是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最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和最为明显的标志。服务贸易和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增长速度快于全球贸易和投资总额的增长，其中服务业跨国投资增长更快。各国服务业互相渗透、融合和依存，国际化的服务供给和消费不断增加。我国以往开放重点是制造业领域，服务业开放相对滞后。根据江小涓（2011）估算，开放对我国制造业增长的贡献约为28%，而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仅为7%。显然，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很不足，还有很大的空间。另外，根据商务部2011年12月15日发布外商直接投资（FDI）数据显示，2011年1至11月，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87.68亿美元，同比增长18.54%。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3.15亿美元，同比增长7.56%。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金额占整体比重首次超过制造业。这个简单的数据实际上释放了两个重要的信号：一是外商投资正在向我国未来最重要的产业——服务业转移，我国已经融入了服务全球化浪潮；二是中国利用外资正步入“服务经济时代”，外资进入我国的结构变迁时代已经来临（李勇坚、夏杰长，2011）。
我国对外开放已经历经30多年，但融入了服务全球化浪潮是从“入世”开始的。加入WTO后，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领域不断扩大，到目前为止，已涵盖了《服务贸易总协定》12个服务大类中的10个，涉及总共160个小类中的100个。其中，银行、保险、证券、电信、分销等新兴服务部门均已向外资开放。我们在积极引进外资的同时，也要注意我国服务业市场对外开放的渐进性，做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李冠霖，2007）。在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应该是一个有重点、有步骤、分阶段、循序渐进的过程，实施积极有序和梯度开放的策略。当然，国内的不同地区由于服务业发达程度、经济外向度不尽一样，他们采取的开放力度与范围也有所区别。
完整意义上的开放，还包括如何“走出去”问题。我国服务业走出去这些年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包括新兴服务业在内的服务业企业开始大踏步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服务企业走出去是我国服务业发展和开放的“短板”。要做好这项工作，既需要企业提高自身竞争力和对国际市场的适应能力，也需要政府利用财政税收、信用担保、金融支持、法律维权等手段助推服务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特别是要完善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的服务平台，做好海外投资环境评估。这种“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互动将推动我国服务业加快发展和提高竞争力（夏杰长、刘奕、李勇坚，2010）。
二、积极应对利用外资进入“服务经济”时代
2011年，我国服务业成为吸收外资的第一大产业，意味着我国利用外资将进入到“服务经济时代”。这一根本性的转变，使我国原来建立在以吸引制造业外资为主导的开放思路需要重新检视，并积极进行调整以应对这种变化（李勇坚，夏杰长，2011）。
第一，直面吸引外资的国际竞争。在服务业利用外资方面，我国的优势并不如制造业那么明显。例如，我国在人力资源方面，较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存在明显差距。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远远高于印度，更高于越南等国家。而且，各国为了吸引外资，在开放上的步伐也正在加大。例如，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投资于服务业，印度于2011年通过了一项争议多时的法案，采取了包括放宽零售业海外投资相关法规，准许沃尔玛及其他国际超市和百货商场连锁运营商持有印度合资公司51%的股权等重要举措。巴西财政部2011年12月1日宣布，将外国人投资基础设施领域债券的金融交易税由6%降至零。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需要重新审视在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优势，直面吸引外资的国际竞争。
第二，积极发挥我国的服务需求市场优势，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服务企业，为我国产业升级做贡献。随着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成熟的规模化生产不再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向，而是为生产提供服务的领域成为效益产出的主要领域。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在生产过程中重要性的不断提高，其规模也随之不断增加，目前生产性服务业已是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行业，发达国家以通信、金融、专业服务业、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占总服务业的50%以上，而且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我国应充分发挥制造业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对外生产性服务的需求，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服务企业，利用其为我国制造业升级转型提供支持。
第三，完善我国的法治水平、知识产权保护等软环境。研究表明，服务业比制造业更加依赖于良好的法治水平、高效透明的政府管理、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因此，我们应积极清理各种不利于服务业发展法律法规，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与政府管治水平，大幅提升司法公正与效率，积极采取各种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为吸引高水平的服务业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
第四，更加积极灵活的开放政策。首先，要完善全面开放的格局。一方面深化沿海地区的开放，另一方面扩大内陆开放、加快沿边开放。其次，要积极重视各种无形产品的开放，如文化产品市场的灵活开放、金融领域的稳步开放；再次，要积极进行各种试点。如推进数据自由交换的“数据自由港”试点等。
第五，积极引入高端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这是因为，一则我国服务业比较优势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我国最缺乏的就是高端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二则我国目前既有的高端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大都集中在国有事业单位，这些单位的服务业体制机制都比较僵化，效率普遍较低。如果着力引进金融、文化创意、工业设计、专业服务等服务业，既可以弥补我国这些领域的短板，也可以通过竞争和示范效应，促进国内国有服务业企业改善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效率。 第六，在扩大开放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国家经济安全。从整体上看，服务业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比制造业更为深刻。而且，服务业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与其本身的规模或占GDP的比重可能不相称。例如，信用服务业本身是一个很小的行业，但是，这个行业所涉及的信用评级等，直接与国家宏观经济稳定相关。又如，审计等专业服务，其本身规模也不大，但是，在国外相关企业全面控制了我国高端审计市场的背景下，将有可能导致我国国家经济数据不安全。因此，积极吸引服务业外商投资的同时，应对国家经济安全政策有更积极与灵活的政策。既不能单纯以外商投资的规模或外资市场占有率作为管制的标准，也不能以行业规模作为管制或国家安全的标准，而应该建立一套综合性的、全面的管制体系。
四、积极承接离岸外包和大力发展在岸外包
服务外包是企业内部分工不断深化的结果，是企业追求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服务外包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最重要现象之一，是有着广阔前景的新兴服务业，而且是典型的劳动—知识密集产业，即兼具知识密集和劳动密集的双重特性。我国是人力资源丰富、劳动就业压力大的发展中国家，积极承接服务业外包是很现实的战略选择。这不仅因为大量的服务外包是“劳动—知识密集型”，较适宜吸纳新毕业的大学生就业，有助于缓解我国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也是促进我国产业升级、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更加紧密地把国内外服务业市场联系起来最直接途径之一。因此，承接服务外包业务将成为我国服务业开放战略的重点，要以承接服务外包为突破口，积极切入国外服务业的产业链，承接国际服务业的转移。
我国政府非常重视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目前已经建立起21个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对承接离岸外包的企业或业务也采取了许多优惠措施，这些措施正在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目前，服务外包在我国的发展已经呈现方兴未艾的势头，业务范围十分广泛，涉及IT服务、人力资源管理、金融、保险、会计、客户服务、研发等众多领域（李冠霖，2007）。我国服务外包产业虽然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已初具规模，但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实力并不强，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为了真正摆脱“低端道路”的束缚，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必须努力寻求一条适应中国国情的新的服务业外包发展道路。即通过培养适合服务外包企业发展需要的实用技能型人才，培育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中高端环节的大企业，以及发挥上海、北京等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辐射作用，助推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加快进入全家价值链的高端（姚战琪、程蛟、夏杰长，2011）。
霍景东、夏杰长（2010）曾经提出过如何加强和改进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特别是这些基地城市服务外包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问题：一是服务外包园区的建设，即载体建设。园区内应集中提供服务外包研发平台、成果孵化平台、软件交易、发布平台、人才培训机构、便利的交通与生活设施、良好的休闲娱乐场所等，充分发挥外包园区的集群优势和规模效应。重点是公共服务和技术平台，如先进的软件开发平台、公共数据资源库、高速宽带通信基础设施，形成良好的服务配套体系等。二是软性的基础设施。如针对我国信用体系不健全，导致服务外包吸引力不强的问题，可以加大征信平台建设力度；再比如建立业务流程外包赖以生存的数据库等。三是注重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服务外包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持；如污染的治理、绿化等。四是建立高速数据传输通道。如印度为了克服数据传输慢的难题，园区通过专用的通信卫星来传输数据。我们可以考虑建立一个数据通讯出口港，借鉴发展制造业外包建立保税区的概念，只要数据来自国外，在加工处理后不在国内传播，则可以免于监管；为了提高数据传输速度，建议通过陆缆、卫星等方式连接通信港。
但相对而言，我国的在岸外包工作较为落后，特别是制造企业的服务内部化现象很严重。也正是制造企业服务内部化现象导致了本应该统计在服务业的附加值和就业很可能被统计到制造业。这也是我国服务业比重不高或者被低估的重要因素。分工是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条件。姚战琪（2010）曾经就服务外包对我国工业生产率影响做过实证研究，他的研究结论表明：由于体制机制原因，我国工业行业作为重要要素投入的服务投入的效率非常低下。我国许多提供生产性服务的第三产业部门参与社会分工的深度不够，交易成本较高，大量本应由市场提供的生产性服务业（物流、涉及售后、资金运作等中间服务）转为由企业内部提供，造成市场化的服务业发展不足。
从上面的分析结论可以引申如下政策建议：为了促进工业生产率提高和创造更多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机会，就必须深化企业内部分工，鼓励制造企业剥离服务业，大力发展在岸外包，避免当前发展服务外包“重离岸、轻在岸”的倾向。“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组织在我国由来已久，一步到位剥离制造企业的服务业务肯定不尽现实。建议优先支持大型工业企业内部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部门剥离或将相关业务以购买服务的方式交由专业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承担。
五、对内对外同步开放，不能“厚外薄内”
完整意义上的开放，还包括对内开放的问题。两者必须兼顾，不能“厚外薄内”。从我国服务业发展、改革和开放的历程看，服务业对内开放是比较薄弱的环节。服务业的对内开放要注意平等性与差别性相结合。尽管内资与外资在一定时期内还存在着操作层面的差别，但要向内外一致的方向努力，即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意见》（国发[2007]7号）所规定的“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入的服务业领域，都要向社会资本开放；凡是向外资开放的领域、都要向内资开放”原则处理。
对内开放程度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要的服务业基本被国有经济垄断经营。所有制垄断的症结在于对民营资本的歧视政策，许多高利润服务企业不允许民营资本进入。服务业要素地区之间流动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地区垄断现象也不能忽略。地区垄断主要因为既有财政体制引发的地方保护主义，不让非本地服务要素或资源进入。
对内开放的核心就是要打破“垄断”，切实贯彻“非禁即入”的政策，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取消对非国有资本或者非本地要素的不平等做法：一是放宽市场准入，凡国家法律法规未明令禁入的服务业领域，全部向外资、社会资本开放，并实行内外资、内外地企业同等待遇，各类投资者均可以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进入。各类服务业企业在登记注册时，除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外，各部门一律不得设置或变相设置前置性审批事项。二是尽可能取消所有制限制。在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除了引入外资外，也要为民营企业等多种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形成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利用外资等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并逐渐提高非公有制经济在服务业中的比重。三是逐步放开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加快社会领域和事业单位改革。营造公平市场环境。研究适合新型服务业态和新兴服务产业发展的市场管理办法。四是打破地域限制，鼓励地区间服务要素自由流动，在更广阔的区域优化服务业要素资源的配置，提高服务要素效率，增强地区间竞争程度，鼓励各地区在服务业要素流动中寻找自己的比较优势，形成各自的特色服务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