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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你的身体:打开你的身体 梦想课

    时间:2019-04-03 03:18:3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生命的确是个沉重的负担。   写下这行字,我感觉到一种苍老,累得手似乎上不了键盘。   前一向去临夏讲学,一回来,就病倒了,绵延至今,仍未见好转。厌恶、眩晕,让我难以正常工作。难道人老起来就这么快吗?这两天又在学校讲课,站在讲台上,很有一种虚无感,甚至有时候连站起来板书的力量都没有了。偶尔,脑袋会发懵,似乎就像心脏早搏而氧气供应不上。而那写在黑板上的粉笔字,轻飘无力,又增加着我的烦恼。
      文化,真是一个很虚无的东西。老给学生讲要被文化所“化”,可自己何时“化”了?还不是惶惶如丧家之犬!就连多年投身的当代文学批评,也已经感觉到倦怠。有时候想,在垃圾里寻找黄金,真是人生最难堪的事情了。
      一
      我曾说,看梵高的画,让人发疯,看高更的画,让人流泪。
      朋友说,你的皮肤是饥饿的,没有得到爱的滋养。我们读梵高、高更,他们的不安全感,他们的恐惧,他们的自我放逐,难道不就是因为皮肤的饥饿吗?
      我们看卡夫卡给父亲的信,可以看出父亲带给他的恐惧,是终生无法摆脱的。一个人小时候是需要父母的爱的,这种爱不是藏在心里的,而是必须流溢于行动,表现在身体上。一个有过父母拥抱的孩子,是幸福的,安全的,满足的。相反,没有得到过父母拥抱的孩子,他的一生是不安全的,他永远在恐惧的阴影中。———这种恐惧,会让他成为艺术家,甚至杰出的艺术家。可代价太大了一些。
      我想,如果梵高能得到父母的爱,尤其母亲的拥抱,他是不会疯狂的。高更如果能得到妻子的理解,即便只言片语的理解,他是不会第二次远走南太平洋岛屿,不会去那个该死的塔希提岛,那个更远的马克萨斯岛,并最后把命丢在了那里。
      当然,高更的远走南太平洋,也是他的童年经验所诱惑。他的母亲带他远走秘鲁,后又从那里回到法国。童年的热带经验,使他一生都离不开热带海洋。
      母亲,这是一个多么神圣的字眼。妈妈,这是一个多么温暖的称呼。可是又有多少妈妈知道妈妈的重要?很多妈妈以为给孩子吃的,给孩子穿的,就是爱孩子了。她们根本不知道母亲是如何做的。她们说,多一个孩子,多一双筷子。
      而儒家的男女授受不亲,也给了中国人过多的负担,他们根本不敢愉快地生活。他们的肌肤永远是饥渴的,他们的情感是不正常的。专制,是我们的文化基因。我们不知道情感在人之中的价值。中国有几个皇帝是心理健康的?在一个心理变态的帝王治下,中国人活得能有多好?但我们的文化要我们把君王当成自己的父亲,为贤者讳,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于是成就了变态的不健康的中国文化。
      我经常说,专制、权威是我们的文化基因,民主、自由是欧洲的文化基因。我们的父母总觉得自己功劳很大,一再地要求子女回报。尤其在农村更加显著。我的一位中学同学,学业优秀,1988年考上了上海同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杭州工作。一个农村人,在那样的城市工作,本来就不堪歧视,还有莫名其妙的压力。可是,在家里的父母亲,还不断地辱骂,认为他是陈世美,不给家里钱,汇去的钱总嫌不够。最后的结果是这位同学的神经错乱,被遣送回家。知道这个情况,我的心很凉,很疼。农村的父母,没有见过世面,以为大学毕业,就是以前戏里唱的状元及第了。而农村出身的学子在那样的高度发展的现代化城市,压力的空前巨大,却也是无法承担。———现在的农村,家里穷得干脆不让考大学了。这样也好,免得精神分裂。
      二
      小时候,我很孤独,经常一个人呆着。我跟村子里的孩子几乎都不玩,我经常一个人呆在家里,村里人都表扬我,说我是一个好孩子。我那时候很害羞,见人就躲,问都不敢问。村里死人了,我就站在我家的门前园子里,听半天,那唢呐声,很迷人。我的家,在村子的东头,比村子其他的人家都高好多,站在我家的园子里,几乎可以看到整个村子。
      有时候,天黑了,月亮白白的,偶尔从邻居家飘来音乐声,我会站在院子里听好长时间,月亮是那么清冷,天是那么的高,村子边的山,黑黝黝的,沉默在黑夜里,我就那么站着。妈妈会喊,睡吧。我说,知道了,但就是不去睡,一直听着。那样的夜晚不多,但很迷人。
      我一直很恐惧。天一黑,我就害怕。我不敢一个人在家里,到现在还是如此。《聊斋志异》每次看几篇,就不敢看了,到如今也还是没有读过一遍。我恐惧,但是我不轻易掉泪,我总是很理智,眼泪到了眼眶,我也让它再回去。只是有一次,我的眼泪像河一样流,止也止不住,表面是为一个人,其实,究竟为什么,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人说人应该发泄一下,也就算是清空回收站吧。可是,我就是做不到。真想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跪下去,跪个天昏地暗,跪一个朗朗乾坤。但,就是没有。
      有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想自己看着自己流眼泪,却看了半天,还是没有。看到有的男人动不动就是眼泪,我很羡慕。我喜欢张爱玲,越读越喜欢,从她那里我看到自己,她的文字就是镜子,对我来说。一位女士说,女人不能读张爱玲。我一下子就怔了,因为我没有想到她能说出这样的话。可见,她也有一段伤心史。一般的女性如何能说出这般的话来?
      把恐惧直视到底,把一切都逼到极限,看看后面究竟有什么?决然,绝然,很多时候是需要的,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怕的。看破生死,勘破空幻,人之一生不就是那么一回事,齐生死、等万物,气之所聚为人,气之所散为物。读《庄子》,读到庄周梦蝶,读到“此之为物化”,我的眼泪下来了。在临终的人身上,是可以看到“物化”过程的。
      曾经有一个阶段,我很害怕菜刀。妻子只要把它拿到案板之外,我就很紧张。似乎菜刀自己会飞。我总是让她赶紧放到案板去。她笑着不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怕。自己与自己为敌,很累,很痛苦。但人的自我寻找,人的自我逼视,也是不可缺少的。心理学家说,人要学会与恐惧同在。只有把恐惧当亲人,恐惧也就不存在了。谈何容易?
      卡内蒂说:“我只有从我的恐惧中才认出自己。”
      三
      技术让文学艺术死亡。
      古人说,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因为,他只是“文人”的缘故。我们以前阅读苏轼,似乎他就写过《赤壁赋》,我们了解王羲之,似乎他就一篇《兰亭序》。只知道这一点,苏轼、王羲之在我们的心目中是那么的清纯、超然世外,所以,人们一谈起王羲之,就是大家族,是旧时王谢堂前燕,是世外高人,邈姑射仙人。
      但是,我们没有多看一眼。我们多看一眼,事情往往没有这么简单。王羲之身处东晋那么一个乱世,作为王氏家族的一员,他是极其忧国忧民,与朝中要人的多封信件,可以看出他的并不超然。他关心战争、漕运,体恤百姓的疾苦,为朝中要人的矛盾而焦急,而调节。王羲之作为地方领导,他是非常称职,深得民众爱戴的。他不是宋徽宗,他是王羲之。苏轼,更不用说了,稍微翻阅一下他的文集,他对国事的关心,出乎意外,那些奏疏,并非文人论政,他是真正懂得政治的。
      为什么近代以后,没有多少文学艺术大师了?我觉得专业化的发展是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在古希腊,拥有一技之长的,那是奴隶的特征。而真正的艺术家必须是通才,必须具有广博的胸怀,过人的眼力,雄厚的艺术修养,和经得住磨练的毅力。
      近代以后,世界开始了大幅度地学科化、专业化,然后进一步开始技术化,每个人都限制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说是专业分工,实际上却是井底之蛙。这样最好的结果就只能产生专家,要诞生杰出的文学艺术家,几乎就没有任何可能了。大艺术家是需要“道”的,我们的文化中产生那么多的大家,也是因为他们“守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其实,二者是相通的。韩愈说“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也就是这个道理。“师”者,知道对文化的敬畏也。
      西方哲人说,艺术的贵族化与近代的民主化是天然的敌人。所以,近现代的许多优秀文学艺术家开始了自我放逐。鲁迅一自我放逐于政界,二放逐于大学,因为他觉得这两个地方都没有“自由”。卡夫卡、张爱玲,不都是自我放逐吗?俄罗斯在苏联时期的流亡作家群,也是一次被放逐,或自我放逐。
      但是,要自我放逐,你首先要有自我放逐的力量。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是没有这个力量的。应该说自我放逐的人都是具有绝大文化自信的人,而且一般来说家庭出身不会太低,或文化教养出类拔萃。否则,哪里有一种力量能够让他超然而出?孔子“惶惶如丧家之犬”,周游列国,到处碰壁,但依然不俯首权贵,坚信“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篇第九》)。庄子蓬头垢面,乞讨为生,却能拒绝楚王的相位之聘。“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这是何等胸怀!这里,就有一种大力量在。
      我不是唯出身论,但出身低贱的人一般来说很难做到这种决绝。我在一篇散文《有那么一点隐痛是最致命的》里指出,早年的物质匮乏往往带来终身的精神残废,根本无法抗拒权势、金钱、名利、美色的诱惑,更不要说强大的压力了。看到一些朋友能够那么超然物外、放浪形骸,我羡慕,那是我期待的生活。可先天的不足内化的生存焦虑,又让我无法做到这种决绝,或者洒脱。古人说,桶底脱落,那是一种禅宗境界,我似乎无法做到。因为,有那么一点隐痛是最致命的。
      四
      学问,最重要的就是力图说出真实。而真实,是十分残酷的。福柯就是一个说出真实的学者。死亡及其意义,是纠缠福柯一辈子的迷念之一。他对肉体及其快感的彻底探究,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幻想家。我经常说,自然科学家以“自然”为研究对象,而人文社会科学,尤其人文学者,往往是以自己的肉身为研究对象。鲁迅说,盗别人的火,煮自己的肉。
      福柯有一种“受虐狂”;海德格尔认为某个自我折磨的癫狂时刻都可以被认为是同“无思想”的一次富有成果的邂逅。福柯一生多次自杀,或尝试自杀。他还说:“自杀是一种最单纯的快乐”。他对自杀、死亡的研究是非常深入有趣的。福柯有过一次车祸体验,让他认识到死亡原来如此美好。我也曾经有过一次,那是冬天,过马路,滑倒。眼看着一辆车就冲了过来。那一刻,大脑出奇的宁静,一点恐惧都没有。但最后汽车还是刹住了,正好就停在我身体旁边,再有一点点,我就完了。我站了起来,看着司机发青的脸,说了声再见,就继续往前走了。忽然双腿不断地开始了发抖,我很奇怪,自己没有害怕,抖什么呢?我突然明白了一个词:后怕。
      福柯是一个同性恋,他说这是一项危险、刺激的工作。要知道法国在性方面历来就是一个十分宽容的国度,大学学生的床铺都很宽,为非常行为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正是在这种氛围下,法国思想才成为世界思想的一个源头。福柯终身吸毒,最有名的一次是在美国访问时期,他在大量的混迹同性恋社区之余,经不起诱惑,与两个美国人到美国的死亡谷体验极限体验,这可能是他一生中难得的一次。当时吸的巨毒“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的迷幻药。这种体验是十分危险的,很有可能就永远过不来了,但一旦挺过来,那种体验会使你的语言、思想发生一个巨大的飞跃。当然,身体就永远地受到伤害,这也是他早死的一个原因。
      法国思想家大都有这种怪癖。萨特曾经在医生的监督下,服用过一些墨斯卡灵,但那种失控的体验让他很不舒服,他发誓再不碰这种东西了。阿尔托一直在服用迷幻药,但他终于在疯人院里度过了后来的10年光阴。因此,对服用这种麻醉品,福柯一直在犹豫,但最后还是答应了,因为机会难得。两位美国朋友都是福柯的崇拜者,他们希望通过这种途径,激发一种智力,这种智力能够探讨各种科学幻想的奇怪想象。
      在这次实验中,福柯说:“天空爆炸了,星星雨点似的落到我身上。我知道这不是真的,但这是‘真实’。”“我终于懂了。”最后,福柯说:“我感觉好极了。”两行热泪在他的双颊上流淌。“今晚我重新认识了我自己。”(【美】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上海人民出版社。)福柯的加利福里亚之行改变了他的生活,也改变了他过去性爱及思考性的问题的一贯方式。这种灵魂出窍是非常危险的,灵魂出窍,就是灵与肉的分裂,是一种精神分裂。它的危险,远远超过了人格分裂。
      西方当代哲学、社会学都非常关注身体。本来灵与肉的冲突,是人类历来的主题。但以前我们很多的是关注灵魂,而现在发现身体,也有好多的秘密。我说,女人为什么比男人更能接受打击?因为女人的身体和男人不一样。女人的身体一生中起码要打开两次,一次是洞房之夜,一次是生育孩子,两次打开自己的身体,女人都要流下眼泪。男人有时无法理解,感到很奇怪。因为这毕竟是女人的身体。但正是这种经历,女人对生命、人生的感悟,那是男子无法企及的。
      有一个阶段,我很想杀死自己。我非常厌恶自己。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说,很多人虽然身体在成长,但他的内心还是一个孩子,并没有成长。这可能与家庭文化环境有关。但无论如何,这就形成了很大的撕裂。杜甫内在的小孩,就得到了充分的成长,他的诗歌就有悲凉。杜甫内在的小孩一直成熟到了老年。她说,你还没有学会感受你的身体,虚妄要先穿越身体,身体是你体验的介质。绝望不是老年的情感,真正的老年不绝望,因为走到无,意味着新的可能会诞生。但我们跟这个世界联系,凭借的根本就是身体,我们怎么能关闭自己的身体呢?我才知道中国人的身体基本是关闭的,尤其是男人。
      朋友说,你想杀的可能真是你自己。精神的超越给你带来的对自我的不接受,准确地说,是新生的自我对过去自我的绞杀欲望。这时候正是新的自我成长的时候,应该是成长的必然吧。旧的慢慢会退去,如果你协助你的新的自我成长的话。她说,痛苦就是成长本身,不要害怕,不要焦虑,尽量减少他人的价值系统对你的影响。认真地看看痛苦本身,看看它到底来自哪里,然后找一个地方安放痛苦。我知道,这个“地方”就只有“艺术”。朋友说,用艺术来升华。
      人最要学习的是选择放弃。仕途、名利、艺术,是不能两全的。孟子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鲁迅很伟大,自己放弃了仕途,退出了大学。他是明智的,他知道自己的家园在那里。吴晗就不清楚,结果葬送了自己的一切。朋友说,一个知识分子是应该自觉站在体制以外的,在那里,更能受到尊敬。
      我的桶底似乎脱落了。
      云在晴天水在瓶。
      看到一行文字:用音乐、文字来确立一种价值和永恒性。欲望一起,杀掉欲望的菜刀就会升起。苏格拉底说,哲学就是求死。我们读魏晋玄学,其实一点不玄,不论王弼的贵无,还是郭象的崇有,其实都是一个死亡问题。尤其郭象的“独化”,那是一个无法想象的高地。“独”,就是绝望,就是死亡。不反抗绝望,怎么可能到达那片高地?
      朋友说,恐惧中写作总是狭窄的,澄明中写作才是我们追求的境界。其实最简单的价值最难达成,有和无之间的关系真的很微妙。但也最有意思,让人类几千年来多少睿智的头脑为此付出代价。要体会“有”“无”的微妙,到达“澄明”,那不仅仅是知识的问题,更是一种生命的体验。不经过“身体”,那“哲学”是可疑的,或者说是不“哲学”的。程朱、陆王,都有着深湛的修行功夫,他们的学问不是逻辑推导出来的,是用“生命”体验出来的。
      这是需要一次次脱胎换骨,血与火的考验的。
      读王族的散文《鹰志》,他写道:鹰可以活到70岁。而要维持如此长的寿命,它就必须在40岁时,用150天左右的时间让自己的生命获得一次“新生”。首先,它会在飞翔中突然撞向悬崖,把结着老茧的喙狠狠地磕在岩石上,把它连皮带肉磕掉,然后满嘴流着血飞回洞穴,等待新喙长出来,便立刻用新喙把双爪上的老趾甲一个个拔掉。不久,新的趾甲长出来,它紧接着用新的趾甲把旧的羽毛扯掉,再等一段时间,新的羽毛又长出来了。这是一次又一次血淋淋的更新。此后,鹰才可以再次在蓝天上飞翔,并收获30年的生命岁月。
      这是一次死亡中的再生,一次涅槃。
      一个作家的成长,不也是如此吗?那些不敢如此做的作家,死于中年,虽然身体还活着。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遗传基因的问题。首先你得是一只鹰,如果是老鼠,那就不存在飞翔的问题。单就人类来说,不同的民族,也是有着不同的文化基因。比如,欧洲的吉普赛人,到处流浪,艺术细胞发达,卓别林其实就是吉普赛人,一直到死后才被人发现。他的流浪汉形象,看来不是没有来由的。他发达后,过着很奢侈的生活,但他依然向往穷人的生活。可能这就是一种基因?著名歌星杰克逊,那种天才,看来也是一种民族的文化基因。
      责任编辑:易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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