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的悲剧美 [论《离骚》的悲剧美]

　　摘要： 《离骚》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最深刻、最伟大的悲剧。与西方悲剧归因于性格不同，屈原深刻地揭示悲剧的社会根源和深刻地表现悲剧双方的矛盾冲突。屈原将人生的悲剧与艺术的悲剧有机而深刻地统一起来。在悲剧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了光彩照人的自我形象，是《离骚》辐射出无与伦比的悲剧美之秘密所在。屈原的品质和精神已成为影响和构成我们民族精神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关键词： 《离骚》　悲剧美　命运感　崇高感
　　
　　《离骚》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最深刻、最伟大的悲剧。它不仅是屈原的个人悲剧，而且是楚国的悲剧，时代的悲剧。它以自己独特的构思、独特的语言、独特的创作方法，塑造了一个极为完美动人的伟大爱国诗人的自我形象，集中地表现了屈原的思想、性格和政治理想，及其为之奋斗、失败乃至毁灭的过程，曲折地表现屈原所处的时代特点和社会矛盾，使人的灵魂受到极大的震撼，从而得到净化与升华。它不仅以悲哀、忧郁的色彩引起人们深沉的思考和探索，而且又以深刻的哲理、壮美的诗情、瑰丽的形象、英雄的格调给人以崇高感，使人们受到教育和鼓舞。
　　
　　一、《离骚》悲剧的土壤
　　
　　西方美学一般认为：悲剧的产生多是因为人的性格因素，如嫉妒、残暴、猜疑、自负等。这一观点可以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如《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等中得到证明。但《离骚》则不是这样。他重在揭示悲剧的社会根源，即产生悲剧的土壤。屈原所处的时代，是战国七雄争霸的时代。而在七雄中，实际上只有北方的秦、齐与南方的楚三国势均力敌。特别是秦孝公，对内重用商鞅实行变法，对外采用连横策略，国势日强，先后打败了韩、赵、魏三国后又加紧对楚国进攻。而地理条件优越的楚国，在楚悼王时，任用吴起为相，实行变法富国，足以与秦国抗衡。可惜悼王死后，吴起即被贵族反动势力谋杀。其变法路线也随之被抛弃。自此楚国昏君当政，小人专权，“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一直走下坡路了。而屈原正是生活在这么一个时代、这么一个国家。
　　屈原博闻强记，长于辞令，才华过人，又与楚王同姓。开始，楚王非常信任他。他二十五岁就被任命为左徒，参与议论国家大事，起草文件，发布号令，接待宾客和处理各种外交问题。他审时度势，力图顺应历史潮流，辅助怀王。他主张在内政上效法禹汤文武，举贤任能、修明法度，以实现其美政理想；对外主张合纵，联齐抗秦，统一天下。所谓“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楚国完全有统一全国之可能。然而在楚国统治集团内部是充满激烈斗争的。以上官靳尚为代表的旧贵族顽固派，对屈原的主张和行动进行了疯狂的攻击，他们进谗言，蔽昏君，施诡计，离间屈原与楚王的关系。有一次屈原拒绝上官大夫“夺宪”的无理行径，上官就趁机在楚怀王面前挑拨，于是怀王“怒而疏屈平”。不久就黜免他左徒之职，降为三闾大夫。随后怀王又中了秦使张仪“献商于之地”的诡计，竟按照秦的旨意与齐绝交，齐楚联盟被拆散。楚王发现上当，但后悔已晚，一怒之下，两次出兵攻秦，不但损兵折将，而且失去汉中。
　　此后，怀王更加昏聩无能、毫无主见，颠颠倒倒，反反复复，在军事上屡屡失败，在外交上屡屡听从秦的摆布，在内政上听信靳尚、郑袖、子兰等小人的怂恿与挑拨，拒绝屈原的忠告，最后自己也落个“客死于秦而归葬”的下场。及至顷襄王熊横即位，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其形势比怀王时代更糟。在子兰的挑拨下，顷襄王竟对怀抱“存君兴国之志”的屈原“怒而迁之”，将屈原放逐到今天的湖北南部、湖南北部一带，孤独漂泊了九年。屈原的《离骚》就诞生在他第二次流放期间。
　　因此，战国诸侯争霸的战争风云，特别是楚国与秦齐等国军事外交的角逐，楚国统治集团内部进步派与顽固派力量斗争的消长，楚王对屈原的态度变化及处置：从任之――怒之――疏之――黜之到迁之，都曲折地、艺术地反映在《离骚》里。可以说，《离骚》是楚国当时的一面镜子。总之，一是哲王“不寤”，二是“众皆竞进以贪婪”，三是“世溷浊而嫉贤”，四是“吾不能变心以从俗”，是屈原悲剧诞生的土壤。
　　屈原这种把悲剧归因于社会，比西方归因于性格的观点，更深刻、更震撼人心，因而更有价值。太史公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个“怨”不仅是屈原个人之怨，而且也是国家之怨，民族之怨，时代之怨。这种怨，既反映在《离骚》的内容里，也表现在其命名上。太史公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即是说，离骚，就是遭遇忧愁啊。可见，题目的本身就含有浓重的悲剧色彩。
　　
　　二、《离骚》悲剧的核心
　　
　　黑格尔说：“悲剧的核心在于矛盾冲突。”这一思想无疑是我们分析悲剧的一把钥匙。恩格斯则进一步作了精辟的论断：“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根据这个论断，我们可理解为“悲剧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历史的必然要求是理想，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则是现实。它在表现矛盾冲突时，一方面要求真，要求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表达真实的感情；另一方面，它要求表现为追求理想的大无畏气慨和崇高的牺牲精神，即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矛盾冲突构成了悲剧的核心内容。
　　那么离骚的悲剧冲突是什么呢？简言之，就是屈原与灵修（楚王）、党人（上官靳尚）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是楚国统治集团内部进步派与顽固派的斗争。《离骚》艺术地表现了这一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主要体现在现实抗争、天国寻梦和以死报国三个方面。
　　现实抗争。首先，诗人叙述了自己的世系名字、性格、才能、修养、愿望和与楚王的密切关系。他凭这样的优势和条件，旗帜鲜明地宣布以尧舜禹汤为榜样，遵循先王之正道，指斥苟且偷乐、幽昧险隘的党人，表示了毫不动摇、斗争到底的决心：“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其次，屈原“滋兰之九畹”、“树蕙之百亩”，培养人才，聚集贤能，以图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而那些党人们却“竞进以贪婪，凭不厌乎求索”，“怒己以量人”、“兴心而嫉妒”、“嫉余之娥眉”、“谣诼谓余以善淫”，一时谣言四起，黑云压城。在党人的压力下，众芳芜秽，人才变节。而即楚王则“不察余之中情”、“终不察夫民心”，这就决定了这场斗争的艰巨性、残酷性和导致悲伤的必然性。
　　再次，诗人在无可奈何之际，只得假托仆人女�的责备和自己向重华申诉，以表明自己所作所为是依据“前圣”而又切合实际的，然后再举出夏启、夏桀的历代昏君与商汤、武王的历代明君正反治国的事实相对比，来证明自己品质的高贵、主张的正确和斗争的坚决。但终因楚王昏聩、党人猖獗而失败。
　　天国寻梦。屈原在现实的斗争中失败了，但他怎能甘心呢？为了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他决心入天国寻梦。“驷玉虬以乘�兮，溘埃风余上征”，“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人克服了人间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满怀希望来到天国门口，请帝阍――守门人开门，而帝阍只是“倚阊阖而望予”，对诗人的要求置之不理。诗人这才认识到：天国原来也一样“溷浊而嫉贤”。无可奈何，屈原来到天国高丘，因无女无才而悲哀，只好转而“相下女”了。于是一求宓妃，二求有�之佚女，三求有虞之二姚，结果呢，或因其淫游无礼，或因理弱媒拙，皆以失败而告终。
　　但诗人“焉能与此终古”？摆在屈原面前有两条路。“去楚求合”：“何所独无芳草兮，而何怀乎故宇”？即离开楚国寻找志同道合的人；而巫咸则劝他“留楚求合”：“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榘�之所同”，要像伊尹、皋陶、姜尚、宁戚那样耐心等待，就定会遇到商汤、夏禹、周文王、齐桓公那样的明君。但究竟是去是留？何去何从？诗人陷入痛苦之中。这样，就异常深刻地揭示屈原灵魂深处的苦闷与悲愁。经过痛苦的思索，诗人认识到：既然党人“嫉妒”、“专佞”、“慢�”、“谣诼”，陷害忠良；既然连自己苦心培养出来的人才也改变气节，“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那么“留楚求合”已毫无希望。因而诗人决心“及年岁之未晏”，“去楚求合”：按照灵氛的劝告，“周流观乎上下”，“远逝以自疏”。于是诗人“道夫昆仑”，由天津到西极，涉流沙、遵赤水、经不周、指西海，听《九歌》，看《舞韶》，姑且借此良辰而娱乐自慰。正当诗人飞升到光明灿烂的天宇时，“忽临睨夫旧乡”这一下可不得了：“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故国的一草一木、山山水水都在吸引着他。
　　以死报国。诗人又回到现实中来。诗人用拟人与衬托手法，极写仆夫之悲哀与余马之伤怀，以至都再也不愿前进了。既然去楚不忍，留楚又“国无人，莫足以为美政”，而屈原与那般党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又不可调和，君王又始终不悟，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就迫使诗人“将从彭咸之所居”，发誓投江以殉国。
　　屈原言必信，行必果。在这一年的夏历五月五日，“于是怀石，遂投汩罗以死”，这就是屈原的悲剧。在这里，屈原将人生悲剧与艺术悲剧有机而深刻地统一起来。春秋时，早有“楚才晋用”之故事，战国时“忠臣去国，不污其节”，朝秦暮楚乃司空见惯。况且，像屈原这样旷世奇才，又处在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壮志难酬的逆境中，离开故土，远适异国以求出路，不仅是可能的，亦是可以理解的。但屈原决不这样做，足见其人格之崇高与忠贞，灵魂之美丽与伟大。
　　这正如法国的悲剧理论家圣・艾弗蒙所说：“在悲剧中，我们追求的目标，首先应该是完善地表现人类灵魂的伟大，这种伟大，在我们的心中激起一种温情的赞赏。通过这种温情的赞赏，我们感到心智的喜悦；我们的勇气得到鼓舞，我们的灵魂得到深深的感动。”正因为如此，屈原悲剧的影响，贯穿于屈原身后的两千多年的文明史。农历五月五日――这个纪念屈原的端午节，历数千年而不衰，就是一个明证。为一个人物演绎成一个盛大的民族节日，在中外历史上是罕见的。每逢这个节日，全国特别是南方许多水上人家赛龙舟，吃粽子，插艾草等，就是对屈原的最深切的缅怀和纪念。可见屈原悲剧的影响是多么深远啊！因而屈原的品质与精神已成为影响和构成我们民族精神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三、《离骚》审美的命运感和崇高感
　　
　　《离骚》正是通过屈原与楚王、党人间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剧烈冲突，“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语）。这既是现时的发展，又是理想的归宿。现实的残忍与理想的崇高的统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这就是悲剧的美学本质。在《离骚》里，丑恶的现实与崇高的理想，深沉的理智与火热的感情，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既冲突，又补充；既斗争，又统一，形成绚烂多姿、震撼人心的壮美境界，激发出净化灵魂的伟大力量，引起人们强烈的审美感受和感情共鸣。
　　现实与理想是悲剧的两大要素。它们在审美上表现为命运感和崇高感。命运感是现实，忠诚地描写现实的一切，忠诚地表现自己感情，这就是真；崇高感是坚持真理九死不悔、举贤任能实现美政的伟大精神，这就是善，同时也就是美。《离骚》命运感与崇高感复杂交织，创造了第一流的悲剧境界。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悲剧是人的伟大痛苦，或伟大人物的死亡。”屈原的举贤任能统一天下的美政理想，是符合历史要求的，然而在现实中又是不能实现的。这难道不令人悲哀吗？屈原站在时代的前面，看清了历史的必然要求，提出自己的美政主张。但他不处在变革历史的主导地位，作为一个才华横溢、正道直行、挚爱祖国的诗人，就会强烈感受到不能实现的痛苦，这是很自然的。先知先觉并不能减少痛苦，而只会增加痛苦。历史的要求是必然的，但其实现需要过程，有时是漫长的过程，要求无数的牺牲与祭品。而屈原毕竟先知先觉了，于是他痛苦、奋争，上下求索，九死不悔。这种奋争总会鼓舞人们爱国爱民、坚持真理、敢于斗争，从而加速历史进程的。即使毫无成效，也总是悲壮的，也总是显示了人的尊严与价值。因而这种痛苦是“伟大的痛苦”，这种死亡是“伟大的死亡”。诗人真诚地描绘了这种痛苦和死亡的过程。
　　《离骚》的世界是一个由非凡的境界、非凡的事件、非凡的人物、非凡的想象、非凡的情节有机组成的瑰丽世界。这个世界充分揭示：屈原的“内美”品质、“美政”理想等有价值的东西，在党人的打击与屈原的流放中，怎样被毁灭；所以具有强烈的崇高感，本质上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这就使读者从平庸中脱离进入一个非凡的浪漫境界，体验强烈的感情。屈原的精神境界愈崇高、愈深刻，他的毁灭就愈悲壮，愈撕裂人心，就愈能使读者的灵魂超越自我，升华到更高层次。
　　悲剧的毁灭效应之所以如此强烈，就因为悲剧首先使人恐惧和怜悯。在《离骚》里，毁灭屈原美政理想的，不仅有现实生活中的上官、靳尚、子兰一帮党人及其靠山楚王，而且还有天国中的守门人帝阍；对屈原不理解的，不仅有现实中的诗人之仆女�，而且还有善于求神占卜的灵氛等。也就是说，从人间到天国，以至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不可捉摸的神秘力量，在毁灭屈原的理想，因而就使人感到恐惧，对屈原感到怜悯。然而环境愈是险恶，命运愈是恶劣，屈原就更为坚贞不屈，抗争到底。因而屈原的抗争就显得更为崇高、伟大、悲壮。这种毁灭不仅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罪过，而且还具有一种超社会、超人间、超自然的力量，似乎宇宙间有一种人的意志无法控制、人的理性也无法理解的力量，它颠倒善恶是非，毁灭了美的化身――屈原。这就给人一种命运感。这种无形的毁灭力量比有形的坏人作恶更使人恐惧。而屈原并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从而给人以更强烈的崇高感。
　　因此，屈原的肉体虽然被毁灭了，但屈原的坚持真理挚爱祖国的伟大形象永远鼓舞着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这就是直到现在中华民族每年都要纪念屈原的原因，这就是《离骚》悲剧的美学意义。总之崇高感与命运感的最完美的结合，是《离骚》悲剧的的最显著的特点。
　　
　　四、《离骚》的创作手法与悲剧氛围
　　
　　《离骚》悲剧之所以震撼人心，影响久远，还由于屈原在忠于现实的基础上，运用了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将理想现实化。通过虚构假托的故事，或神话寓言的形式，运用象征拟人的手法打破现实生活的正常格局，突破了人与神的界线、人与自然的界线，人与动植物的界线，把非现实的超人式理想世界，展示给读者，曲折地表现现实生活某类人物的典型性格，诸如女�斥詈、天国求贤、向重华陈词、叩帝阍见阻，求宓妃不得，求灵氛、巫咸占卜，诗人转道昆仑，神游天地四方等，就体现了这一点。特别是在天国求贤的途中写得玄妙奇绝，人神难分。
　　请看诗人乘龙驭凤，凭借大风之助，飞腾驰骋，命令羲和刹住太阳车，挽住稍纵即逝的光阴，发誓不管道路多么遥远，也要上天下地追求美好的理想。他在太阳沐浴的咸池饮那神马玉虬，又在日出的扶桑系住马缰，折取神异的若木拂拭太阳。月神在筹措行装，鸾皇做为警卫。云霓齐集，夹道欢迎。一路上前呼后拥，何等气派，何等威风！飘飘翱翔，直上天帝宫门，命天国守门人开门，可是守门人却只是倚着天门漠然相望……
　　这里诗人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神的世界：神马玉虬、神山崦嵫、神水咸池、神树若木、神鸟鸾皇以及月神望舒、风神飞廉、雷神丰隆等等，在这个世界里还写了九重的天女、高丘的神女、人间的佚女。既写了天神，又写了人神。这些突破人神界线的非现实的、超人的描写，创造了空灵的意境：神境。这个神境表明：人间无同道，天国无真理，天国与人间同样清浊不分、忠奸不辨。这就为屈原理想的破灭创设了浓重的悲剧氛围。
　　值得注意的是，屈原写了如此众多之神，写了迷离恍惚纷纷总总的非现实的神境，但他自己并不信神。在天命论、天大论盛行的周代，尤其在巫风甚盛的楚国，他不但不信这些唯心主义的东西，而且敢于对这些东西进行怀疑和批判。他的旷世奇文《天问》集中表现了大胆怀疑、勇于批判、敢于探索的精神，这在《离骚》中亦有突出的反映。他是竭力反对天命观的。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对皇天、上帝、天国、神界是不信和不怕的。被同时代的人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国和渺远不可企及的神界都成了诗人幻想中任意遨游、自由来往的地方。不仅如此，为了追求真理，寻找同道，他敢于闯天宫，吃了闭门羹，还敢于指斥天国的黑暗。这就表现了诗人敢于否定天地鬼神的大无畏精神。他虽然问卜于灵氛、巫咸，但这些神灵的化身，在屈原的心目中并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权威。对他们的降旨，诗人并没有奉为金科玉律，而是终于采取了怀疑和否定的态度。
　　这样，不仅表现诗人勇于上下求索、追求真理、九死不悔的精神，而且淋漓尽致地表达诗人对楚国欲留不能、欲去不忍、进退不由的极其矛盾的心情，使爱国诗人的自我形象显得更丰满，更深刻，更有血有肉，更光彩照人。这就是《离骚》之所以辐射出无与伦比的悲剧美的秘密所在，是千百年来能唤起人们强烈的审美感受、引发人们感情狂飚的真正原因。也就是鲁迅说《离骚》“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诗三百以上”的真正原因。
　　
　　参考文献：
　　［１］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史记.
　　［２］马克思恩克斯论文学艺术.
　　［３］羌亮夫.楚辞讲演录.
　　［４］黑格尔.美学.
　　［５］鲁迅.汉文史史纲要.
　　［６］吴均.续齐谐记.
　　［７］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
　　［８］圣・艾弗蒙.论古代与现代的悲剧.
　　［９］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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