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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个基本礼貌用语 [英汉礼貌用语的文化迁移]

    时间:2019-04-20 03:29:3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一、概述  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是一种符号系统。不同的民族或国家所使用的语言在其各自独特的文化背景和原则的影响下有着很大差异。文化已经渗透到了语言交际的各个层面。在交流中,即使学习者掌握大量的目的语词汇和语法知识,如果人们没有意识到语言之间不同的文化背景,将因为沟通不当而引起不必要的误解。礼貌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随着语言的不断发展和语言学理论的不断完善,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价值观的理解,各语言学家对于礼貌原则的应用提出了不同的礼貌策略和方式原则。如格赖茨的“合作原则”、利奇的“礼貌原则”、布朗和列文森的“面子”理论和顾曰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礼貌原则,都分别体现当地的文化内涵。而礼貌用语作为交际行为的先行者,是其民族文化特点的最直观的投射。受中国等级观念、集体主义和隐性文化概念影响的汉语言文化礼貌原则,对于受平等观念、个人主义和显性文化影响的英语言文化礼貌原则大有不同。基于文化的角度对礼貌原则进行对比分析研究,有利于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用差异,对言语交际活动顺利进行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对其不断的研究和运用,人们的交际行为能力也会得到提高。
      二、简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礼貌用语
      (一)礼貌的定义
      古希腊哲学家泰奥弗拉斯托斯曾给礼貌下过这样一个定义:“礼貌是一种社会行为,是一种用来达到特定的目的技能。它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提高别人的自尊来提高个人自尊和其在他人眼中的公众知名度(Watts,1992)。”从17世纪至今,西方的语言学家如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格莱茨(Grice)、利奇(Leech G.N)、布朗和莱文森(Brown and Levinson)、卡斯帕(Gabriele)等对于礼貌和礼貌原则从不同的角度下了定义。定义虽然不尽相同,但我们仍可从中找到西方对于礼貌定义的一些共同点,那就是:礼貌是人类在交际中能够使他人感到舒服的一种行为,其目的是建立并维持和谐的沟通气氛。
      而中国对于“礼貌”的定义与古代的“礼”是有历史渊源的。“礼”字的本义据《说文解字注》有,“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丰”。就是说,“礼”的本义是“事神致福”,属一种祭祀行为。祭祀要讲各种规矩,礼便用来指谓礼制。荀子认为,礼起源于人类欲望与欲望难以满足之间的不平衡,“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荀子? 王制》)此外,《孟子》《墨子》《孝经》等著作均对“礼”与“礼貌”下了定义。其中,最能反映中国式“礼貌”的定义首推《礼记》——“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曲礼上》)于是,顾曰国认为,中国礼貌的定义离不开“贬己尊人”这一文化特点。而今的“礼貌”已不再是一种维护等级制度的行为法则,而成为一种无差别的社会规范,以“保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融洽与和谐,消除抵触,促成合作”(顾曰国,1992)。
      从中西方学者的不同定义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中西方在交际中礼貌原则的共性是“和谐”,如何让交际消除抵触和不适,建立良好的沟通环境与气氛,达到和谐相处是礼貌原则的目的。
      (二)礼貌用语的定义
      礼貌用语,是在礼貌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用来确保人与人之间沟通顺畅,以建立或维持人际关系的和谐而采取的语用行为,包括言语和非言语的形式。主要蕴含在称呼、寒暄、道歉、感谢和祝福等行为中。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常常因为彼此的社会结构、语言系统和文化内涵的不同而导致交流的角度不同。换句话说,语言中的词汇、语法等都反映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使用礼貌用语要灵活,例如,当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时,说话者不仅要掌握他的当地的伦理特征和基本原则,而且要熟悉对方的社会背景、语言体系和文化内涵,否则会导致语义的误解和语用失误的沟通。
      以祝福语为例。中国和西方在节日、庆典、送别等场面是多用祝福的礼貌用语的,比如中国的春节祝福有“恭贺新禧”“敬贺春祺”“新春快乐”“吉庆有余”“福寿安康”“添福增寿”“人寿年丰”“年年有余”“恭喜发财”“百顺大吉”“步步高升”“财源亨通”“金玉满堂”等。(常敬宇,1995:105)而西方则有“Merry Christmas”(圣诞快乐),“God bless you”(上帝保佑你),“Good luck”(祝你好运),“I wish you successful in the following(next)year”(我希望你明年成功)等。当送别友人时,中国有“鹏程万里”“一帆风顺”“旅途平安”“一路顺风”“万事如意”等等。而英语中则有“A sound/pleasant/good/safe/successful/fine/happy/wonderful journey”(祝你有一个如歌般的/快乐的/好的/平安的/成功的/美好的/愉快的/完美的旅程),“A good/ fine/expectation”(好/美好的期望伴随你)等。(孙芳琴,2002:86)
      由于汉语语言对于语境的要求较高,不同的场合说不同的话,对于刚接触汉语和对中国文化不太了解的二语学习者来说,相比“Happy New Year”(新年快乐),“Have a good day”(祝你今天好心情),“Nice to see you”(很高兴认识你)这样的礼貌用语,不论是“恭喜发财”“事事顺心” 还是“久仰大名”“相见恨晚”都太难了。
      然而,如果武断地认为英语的表达方式千篇一律,没有变化,那就错了。在英语的祈使句中,存在大量的礼貌用语比如“Would you mind…”“Would you please…”“Would that be possible…”(皆为表达请愿的祈使句开头)等,广泛应用于交际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在飞机上乘务员向乘客发放饮料和餐盘时,西方人会说“May I have a coke, please?”中国人(尽管英语非常出色)在这类交际中则往往直达交际目的,比如,“I want coke, thanks.”(我要可乐,谢谢)虽然使用了感谢语,但是仍然使交际产生了命令的语气而被认为是不礼貌的。   再比如在以“拒绝邀请”为目的的礼貌用语的语段表达上,中西方亦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在和西方人交际中会很快发现,西方人不愿意说“No”,而多会用“I would so love to but…”“I am not sure”“I don""t know if I can…”“It sounds so interesting but…”等等。同样也是一个降低消极面子的威胁性,强调自己的无奈,弱化自己的拒绝对邀请者的影响而使用礼貌用语。而中国式的拒绝往往先把“不”说出口,然后多会用“太麻烦了”“用不着这么客气”“算了吧,怪麻烦的”等等先从提出者角度出发,“客气一下”,保全双方的面子。然后如果当真不想赴约,会在几轮推辞后把原因娓娓道出。这样在几轮的“客气话”中邀请者基本可以推测出被邀请者的意愿,并表示惋惜或者再约时间。但是这种交流方法对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来说是非常困惑的,他们会发现在婉转的拒绝后继续受到邀请,而感到不知所措,导致交际失败。同样英语为第二语言的中国学习者在受到邀请时很容易迅速说“No,thank you”,使邀请者感到尴尬同样导致交际的失败。
      (三)西方的礼貌原则概述
      礼貌是一种社会现象,西方的语言学家们对于礼貌原则的研究也纷繁众多。其中属格莱茨的合作原则、利奇的礼貌原则、布朗和莱文森的面子理论最具有代表性。
      1.合作原则
      格赖茨认为,在人们交际过程中,对话双方似乎在有意无意地遵循着某一原则,以求有效地配合从而完成交际任务。因此,格赖茨(H.P.Grice)提出了会话中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 简称CP)。格赖茨在《Logicand Conversation》(1975)一文中认为人们在谈话中遵守的合作原则包括四个范畴,每个范畴又包括一条准则和一些次准则,即:
      A.量的准则:a.所说的话应该满足交际所需的信息量;所说的话不应超出交际所需的信息量。
      B.质的准则:a.要说自知是虚假的话;b.不要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
      C.关系准则:说话要有关联。
      D.方式准则:说话要清楚、明了。a.避免晦涩;b.避免歧义;c.简练;d.井井有条。
      然而,人们在实际言语交际中,并非总是遵守“合作原则”的,出于需要,人们会故意违反合作原则。格赖斯把这种通过表面上故意违反“合作原则”而产生的言外之意称为“特殊会话含义”。“特殊会话含义”解释了听话人是如何透过说话人话语的表面含义而理解其言外之意的,由此来表达另外一种意思,幽默也就时常在这时产生。
      2.面子理论
      布朗和莱文森(Brown & Levison)将“面子”定义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意欲为自己挣得的一种在公众中的个人形象。”(Brown&Levison,1987:61)通过与他人的交际,这种形象可以被损害,保持或增强。他们认为每个交际参与者都具有两种面子:积极面子(positive face)和消极面子(negative face)。积极面子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赞同、喜爱、欣赏和尊敬;消极面子是指不希望别人强加于自己,自己的行为不受别人的干涉、阻碍,有自己选择行动的自由。他们认为在会话过程中谈话双方的两种面子都会受到侵袭,即说话人和听话人同时面临着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的威胁。因此,绝大多数言语行为都是威胁面子的行为(Face Threatening Acts,FTA),而礼貌的会话功能就在于保护面子,降低面子威胁行为的威胁程度。威胁面子的言语行为大致可分为四大类:A.威胁听话人消极面子的言语行为:说话人向听话人命令、请求、劝告、威胁、警告;B.威胁听话人积极面子的言语行为:说话人不同意听话人的见解,向听话人给予批评、蔑视、抱怨、谴责、指控、侮辱,对听话人的积极面子持否定态度;C.威胁说话人消极面子的言语行为:说话人向听话人表达谢意、接受批评,对听话人过时的反应作出违心的许诺或提供非情愿的帮助;D.威胁说话人积极面子的言语行为:说话人的道歉、接受批评或恭维,忏悔、承认有罪或有错等等。
      3.礼貌原则
      格莱茨的合作原则的提出,在发现了语用问题的真相方面作出了贡献,却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为什么人们往往使用间接的表达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利奇(Geoffrey Leech,1983)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解释了人们为什么在交际行为中要违反某项或几项合作原则。利奇提出的礼貌原则(Politeness Principle,简称PP)分为六条准则,每条准则下有两条次准则:
      A.得体准则:a.最小限度地让自己吃亏;b.最大限度地让他人收益
      B.慷慨原则:a.最小限度地让自己受益;b.最大限度地让自己吃亏
      C.赞誉准则:a.最小限度地贬低他人;b.最大限度地赞扬他人
      D.谦虚原则:a.最小限度地赞誉自己;b.最大限度地贬低自己
      E.一致原则:a.尽量缩小与他人的分歧;b.尽量加大与他人的一致
      F.同情原则:a.尽量缩小自己对他人的厌恶;b.尽量加大自己对他人的同情(Leech:1983)
      同时,利奇还提出了礼貌层级的概念,即损惠层级、间接层级和选择层级。损惠层级涉及言语行为的命题内容;间接层级和选择层级涉及语言的形式内容。当命题内容损及受话者时,话语越间接,供受话者选择的余地越大,话语就越礼貌;当命题内容惠及受话者时,直接话语也是有礼貌的。他还认为,有些言语行为(如命令)具有内在的不礼貌性,而有些言语行为(如提供)具有内在的礼貌性。这两个观点和布朗以及莱文森的“面子”理论又充满了内在一致性。利奇的礼貌原则反映出了鲜明的级别性、冲突性和适合性的特点,在西方社会的文化体系中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但是,其绝对化、理想化、对于语境因素的忽视和文化狭隘性等局限性因素,也制约了礼貌原则在实际操作中发挥的作用,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和完善。
      (四)中国的礼貌原则
      作为利奇的学生,顾曰国在利奇礼貌原则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共识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五大礼貌原则:   A.“自卑而尊人”与贬己尊人准则;
      B.“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与称呼准则;
      C.“彬彬有礼”与文雅准则;
      D.“脸”“面子”与求同准则;
      E.“有德者必有言”与德、言、行准则。(顾,1992)
      顾曰国认为中国的礼貌原则的最大特点就是“贬己尊人”,这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深刻的渊源。在这一点上和利奇的谦虚原则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同时,顾曰国的求同准则也与利奇的赞誉和一致原则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但是由于文化背景、社会体系和历史渊源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在言语行为上有时会产生严重的冲突。比如说很多外国人就对于中国的酒桌文化产生很大的误解。特别是对于在“请客付账”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像打仗一样”的表现在多数外国人眼中是非常不礼貌的。但这却符合中国的求同准则,在以中国的隐性文化中是得体的,有面子的。顾曰国的礼貌原则在利奇的礼貌原则的基础上,深刻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共识和精神共识,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等级性和文化特性,在对于礼貌的语用学研究上是堪称翘楚的。
      三、中西礼貌用语中文化冲突因素初探
      礼貌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行为,与各民族不同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紧密相连。语言学家提出的礼貌原则本质上是具有一般普遍性的,而对于其特殊性我们都可以从文化的角度上找到答案。
      (一)等级观念与平等观念的冲突
      在对于礼貌原则的应用中,礼貌用语无疑是对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最直观的投射。在中国,从先秦开始对于“礼貌”最初定义就饱含了深刻的等级观念——“事神致福”,即先秦祭祀祈福的行为规范。历史上,祭祀祈福历来是统治阶级的传统活动,不具备普遍性和全民性。包括孔子在内的思想家们曾多次强调人类在本质上是不平等的,并认为建立在这种不平等的观念上的“礼”才是维护社会良好秩序的行为规范和标准。随着时代的发展,“礼貌”这一词汇的定义已经不再是维护等级制度的“治之始”,而是成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行为规范法则。等级观念仍然隐性的存在在我们的礼貌用语中。
      比如中国的姓名是先称姓后称名。比如姓“方”,名“鸿渐”,在翻译成英语时就自动翻成“Hongjian Fang”。当称呼者想要表达对被称呼者的亲切时有以下表达方法:A.直称名,如“鸿渐”;B.在姓前加“老”“大”“小”,如“老方”“大方”“小方”;C.在名前加“阿”,这里特别指出“阿”后的名往往是单字名,如“阿力”“阿飞”“阿强”等。
      此外,我们从在汉语中对于兄弟姐妹这样同年龄段亲属之间的称呼方式便可见一斑。我们可以直呼我们的弟弟和妹妹的名字,但需要对年长的兄长称呼亲属语如“哥哥、姐姐、大哥、大嫂”等以示尊敬。
      从而我们可以发现,在等级观念的影响下,中国的礼貌原则与西方礼貌原则是不同的。以顾曰国的称呼原则为例,汉语称呼语同受话者的职务、职称、年龄、性别和社会关系都有着很大关联:
      职务名称:总书记、部长、经理、厂长、乡长等
      职称:教授、工程师等
      职业名称:理发师、瓦工等
      称呼系统—礼貌标记:
      敬辞:您、师傅、先生、女士、阁下、夫人、~老、~
      公
      中性语:同志、小、老等
      亲语:小、老
      人:全名、姓、名
      亲属语:爷爷、爸爸、妈妈等(顾,1992)
      在礼貌原则的应用中,等级观念的重要性体现在社会交际的各个领域,存在于整个民族的言语行为中。当我们称呼长者或领导时,我们会在姓氏前冠以职务或指称名,甚至不用姓氏,直接用职务名称代替,如:“老师,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或者“局长,请您签个字。”而对于一般的职业如理发师、瓦工等,则不能称呼其为“王理发师”或“张瓦工”,因其职业在等级上并不突出,所以一般称呼此类受话者时用敬辞“师傅”或者用亲属类称呼词如“大哥”“大爷”等。这一点与顾曰国的德、言、行准则相符。
      这里还要列举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汉语的昵称系统。汉语的昵称,特别是在夫妻间的称呼往往故意违背“贬己尊人”和等级观念的原则,唱出非礼貌用语的诙谐反调,如“死鬼”“挨千刀的”“母老虎”“贼婆娘”等。由此反映了中国语言文化的叛逆性和幽默感。
      而在西方国家中,绝大多数的人民都认为人生来平等,并倾向于突出平等思想,而不是等级观念。以美国为例,在社会交际中,“美国人喜欢平等对待别人,并且希望在商业环境和社会环境中都被用同等的方式对待。”平等观念对礼貌原则的影响也主要反映在称呼形式上。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在称呼他人时习惯用简单、平等的方式。比如,他们在对亲属关系像叔叔、阿姨、兄弟、姐妹、侄子和侄女等等的称呼上更喜欢互相称呼彼此的名字。诚然,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也有等级之分,但是人们总是努力去弱化这种社会距离。虽然社会等级关系在西方同样存在,但是在西方平等观念的影响下,要求遵循“谦虚”原则和“一致”原则,至少在表面上摆出平等的姿态,假装人人生而平等,而不是用职务和年龄来炫耀他们的地位和权威。相反的,西方人更喜欢通过一些非言语行为(paralinguistic)来透露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比如穿戴的奢饰品等。有意思的是,当代中国人更喜欢通过佩戴奢侈品等非言语行为等来达到与高等级平等的心理姿态。
      从这个方面就很容易解释在飞机上或者餐馆中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中国学习者在和服务人员交际的过程中产生的不礼貌问题。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中,作为服务者,在心理的等级观念中是为其服务的人,所以自然会有居高临下的命令口吻。但是在西方的平等观念中,服务人员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点餐和饮料是一种“帮助性行为”,在请求他人帮助时,自然要运用较多的礼貌用语。
      (二)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冲突
      对于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问题,诸多学者如Triandis、
      Brislin和Harry Hui等都对其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集体主义的特点是个人目标服从于集体目标;而个人主义的特点是集体目标服从于个人目标。对于一个受集体主义文化影响的人来说,非常关键的一个观点就是他认为人的最小生存单位是集体;而对于一个受个人主义文化影响的人来说,他认为人的最小生存单位是个人。在很多情况下,受集体主义文化影响的人很容易将集体彻底内化,个人目标和集体目标之间完全没有所谓的界限。   集体主义文化观对礼貌用语的影响在寒暄用语中颇为显著。汉语寒暄中的礼貌用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对方的私人生活表达关心,比如“你去哪儿?”“吃了吗?”“吃啥去了?”“多大年龄了?”“找对象没呢?”“你家在哪儿?”“去超市啦?”“这衣服哪儿买的?多少钱?”“你一个月挣多少钱?”“你是不是不舒服,快去医院看看吧!”等等。在跨文化交际中很容易引起其他国家人的反感,使对方感到隐私被侵犯。但是在集体主义的影响下,这是对对话方表示友好和关怀的必须。
      集体主义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倾向。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共识的形成是由数千年与自然抗争的小农经济和内陆文化决定的。中国社会的历史将古老的中国人民世世代代留在了这片土地上,他们以家庭、家族为单位,共同耕种、工作和生活。在封建社会,整个社会的流动人口除了进京赶考的举子秀才,便是被灾害饥荒逼迫而远走他乡的流民了。中国人民以集体为生存单位,需要强大的凝聚力。因此,善良、好客、周到、热情和和谐成为中国人社会交际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个人主义的基于单一和独立的“自我”的这一观念,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思想内核,影响着整个西方的社会制度和实践,渗入了法律道德个人行为规范的各个方面,是其自由、民主、独立的思想根源。所以,尊重一个人的自由与独立的权利,被认为是礼貌的行为。
      西方的寒暄举例:
      A.-How are you?
      -Fine, thanks, and you?
      B.-How are you doing? / How is everything with you? / How are you getting on?
      -About the same as usual/ Not too well, I’m afraid.
      C.-How is your family?
      -Fine, thanks. They are all right.
      因此,个人主义文化影响下的人对于自身的隐私问题高度重视,且界限分明。在日常交际的问候语中,中国集体主义文化影响的操语者出于礼貌的询问和关心非常容易给以个人主义为主导的西方人非常不礼貌甚至自身受到威胁和侵犯的印象。比如,两个第一次见面的中国人开始对话时,可能询问对方的年龄、婚姻状况、儿女或子孙、职业甚至收入都可以成为寒暄的话题而并不会引起尴尬,反而能够在短时间内拉近距离。但是对于以个人主义为主导的操英语者来说,婚姻、家庭、收入等都是非常隐私的内容,是自由和独立的体现,是神圣不得侵犯的。所以,在跨文化交际中,经常会因为不当的关心和询问致使交谈进入到一个非常尴尬和不愉快的境地。
      (三)隐性文化与显性文化的冲突
      礼貌原则在跨文化交际的应用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冲突——隐性文化和显性文化。受传统道教,特别是阴阳观念的影响,汉语表现为含蓄、隐晦,具有多重意思。有很多在中国长期居住的外国人认为,中国人说出的每一句话几乎都有两个或更多的隐含意义。美国著名人类学家Hall基于对文化背景和环境的依赖程度,将文化语境分为两大类——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汉语的很多信息是通过隐性语境而非言语进行传递,是高语境文化。而英语最重要的信息沟通模式就是言语,只有少数的信息留存在语境中,是低语境文化。这种隐性文化的概念渗透在中国乃至东方的社会交际领域,不论是酒桌上请客的争抢,还是邀请时的你来我往,到对于赞扬的自我否定,都反映出了隐性文化对于汉语礼貌用语和原则的巨大影响。例如:
      田惠中……笑眯眯地举起杯祝酒:“来,来,今天各位光临寒舍,蓬荜生辉,我代表我自己,也代表我美丽的夫人……”“去!去!去!”章淑娴扬着手,那样像轰一只苍蝇。“……再就是,我们美丽的密斯林远道而来。”“什么密斯林,都老太太了。”密斯林又笑又摇头。
      谌容,《散淡的女人》
      这个例子非常能够反映出汉语言中蕴含的隐性文化,比如“去!去!去!”这样重复、强调的否定回答,以及“像轰一只苍蝇”这样的不礼貌的行为,并不会在酒席上被认为妻子真的对丈夫形容自己为“美丽的夫人”而感到不愉快,反而是喜悦的,得意的。而客人“都是老太太了”这样自贬的回答,并且配以摇头来对主人的褒扬进行否定,并不表示真的对主人“美丽的密斯林”的称呼进行纠正,反而通过“又笑”一词表露出内心的欢喜。
      再举两个例子:
      (1)A: Your chair is very comfortable.
      B: I bought it only for 20 Yuan.
      (2)T: Oh. What beautiful handwriting!
      S: No. not at all.
      (1)A:你的椅子很舒服。
      B:我只花了20元。
      (2)老师:啊!你书法写得真好!
      学生:不,一点儿也不好。
      这两个例子在跨文化交际中十分常见,也反映了跨文化交际隐性显性的中英文之间的文化冲突。如(1)中,B对A的回答明显违反了合作原则的“关系原则”,非常容易使受话者不知所云。这是因为英语受话者不找出B的回答背后的隐性内涵。B的意思是“谢谢你欣赏。它只需要20元钱。如果你想买一个,是很有价值的”。而(2)中,老师遵循合作原则和赞誉原则对于学生的书法进行表扬,因为她真地认为学生的书法很漂亮。但是这名学生违反合作原则,用否定对方的话来展示他的谦虚和礼貌,在外国受话者看来是不可理喻,不识抬举的。其实B的话中隐性意思是“我是个谦虚的学生。请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可以把它写得更好”。
      四、结论
      语言作为符号系统,是连接人类和文化的沟通桥梁。它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特点,不仅包括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制度,还包括了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虽然汉语与英语的文化差异不可能消失,但是了解文化异同可以帮助我们在社会交际中避免误解,提高交际的质量和效率。因此,对于礼貌用语的对比研究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本文主要从文化的角度对于汉语和英语礼貌用语的异同和迁移进行浅析。汉语受传统等级观念、集体主义和隐性文化的影响,与受平等观念、个人主义和显性文化影响的英语在礼貌用语和礼貌原则的规范上有着许多不同。更重要的是,对于礼貌原则的文化研究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一个分支。只有当我们对两种不同的文化在思维方式、文化价值、行为价值的异同进行综合的掌握和了解后,才能使我们和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地区的人们建立和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共建和谐的沟通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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