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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念新闻出版战线老战士金沙同志_斗龙战士金沙铁枪图片

    时间:2020-03-30 07:46:4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的光辉历史中,有许多难忘的人和事。许多人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业绩永存。党的优秀新闻出版工作者,原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联合党委书记金沙同志,就是这样一位令人景仰和怀念的人。
      
      为党的新闻出版事业奋斗一生
      
      今年早些时候,我收到金沙同志夫人万慧芬同志给我的一封信,并附上她亲自撰写的金沙的传记《金沙的革命生涯》手稿复印件,嘱我一定为这部文集写点什么。
      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为各种事务困扰,但我还是抽时间翻阅了这部书稿,并尽我可能对书中记载的关于金沙同志当年在中华、商务工作期间一些事情的时间、地点做些核实和订正。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翻阅中,金沙同志30年前领导中华、商务的往事在我头脑中逐渐清晰了;特别是我对金沙同志将毕生心血都倾注给党的新闻出版事业的经历,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
      这个轮廓实际是金沙同志奋斗一生的“线索”。
      1916年,金沙出生于江苏太仓一个城市贫民家庭;
      1933年,在上海参加“左联”、“反帝大同盟”,参与创办进步刊物《铁流》、《跳跃》等,参与主办和编著进步书刊《儿童文艺》、《少年世界》、《新儿童故事》等;
      1937年,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
      1938年,奔赴延安,任抗大总校文工团文学组组长;
      1941年,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年代,到达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新华社太岳分社社长,新华日报(太岳版)特派员、副总编辑、总编辑,并以前线记者团团长身份,跟随陈赓将军转战晋南,先后发表过100多篇文章、战地通讯和评论文章等,被誉为“太岳三杰”之一;
      1949年进京,到刚刚形成建制的人民日报社任职,先后主持报社党的生活组、国内政治部和农村工作部工作;
      1960年赴藏,任西藏日报总编辑,并主持党的西藏工委宣传部工作;
      1966年,成为西藏第一个被揪出来的所谓“走资派”、邓拓“三家村”在西藏的代言人;
      1973年调中华、商务,不久,任联合党委书记和总编辑;
      1978年调五机部任教育局局长;
      1982年离休;
      1998年逝世,享年82岁。
      我详尽地列出金沙同志的生平线索,是因为我从中看出来,在我们追踪金沙同志的生平足迹时,实际上差不多就是在追踪党的新闻出版工作的经历。几十年来,他是党的新闻出版工作的见证者、亲历者,他在党的这条战线上,在白色恐怖中、在枪林弹雨中、在饥寒交迫中、在委屈和误解中,进行了奋斗不息的追求和探索;与这个事业一起,备尝了艰辛、苦难和波折……
      今天,我国新闻出版事业已经具有上万种杂志、几千种报纸、六七百家出版社的蓬勃大军,已然成为文化产业中的支柱产业,在推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全世界树立中华民族伟大形象的事业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饮水思源,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金沙同志这样的老一辈的革命者一步一步艰辛的跋涉,一年一年顽强的奋斗。
      在我们举国庆祝我们的伟大胜利的时候,理应在金沙同志的墓碑前,献上一束鲜艳的花,表达我们永远的追思和敬仰。
      
      主政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
      
      金沙同志1973年5月,在西藏彻底平反、官复原职一年以后,奉命调回北京,到在“文化大革命”废墟中刚刚恢复组建的中华、商务联合党委主持工作,任党委书记、总编辑。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都是我国历史上最为悠久的出版基地,哪一个单位都是声名显赫,将两个单位合在一起,将这副重担交给金沙,而且党务、业务一肩挑,这足见党组织对金沙同志的高度信任。1974年,金沙和当时的国家出版局领导一起,在中南海接受周总理垂询。这也是中央对他信任的一个明证。但是,对金沙来说,当时他的面前摆着四个不利条件,因此经受着全新的考验。
      此前,从“左联”开始,在前后40多年的革命经历中,他有着30多年的宣传、文艺、新闻工作经验,独独没有在出版部门工作过。显然,他缺少这方面的领导经验。
      中华、商务是专家、名人荟萃的地方,像白寿彝、翁独健、宋云彬、王钟翰、周振甫等这些举世闻名的大学者,都曾在这里工作过。做他们的领导,金沙虽不能说是“外行领导内行”,但如何调动这些人的积极性,干好专业工作,需要特殊的领导艺术。
      1973年还处于“文化大革命”之中,各单位的派性还没有完全消除,中华、商务两个单位合在一起,其复杂可想而知。
      一般领导人调动,往往都带上几个骨干力量前往“助阵”,以摆脱“孤家寡人”的困难局面,而金沙同志不带一兵一卒,只身一人前往一个陌生单位、陌生的领域赴任。
      上述种种困难,像沉重的担子压在金沙同志肩上,他能够承担起来吗?
      从1973年到1978年,早已经结束的这段历史证明,金沙同志胜任在中华、商务的领导工作,基本完成了上级领导交给的任务。他靠什么?他不是靠狭隘的“行业经验”、不是靠强加于人的“专政”力量,也不是靠拉拢收买的“组织手段”,更不是靠圈圈伙伙的无原则交易。金沙同志靠的是忘我无私的工作精神、真诚坦率的人格力量、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记得在当时的形势下,为了“给知识分子掺砂子”,很多地方专门派去工农兵代表做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者,就是所谓“外行领导内行”的做法,结果往往是天怒人怨,很少有好结果的。
      但是,从1973年到1978年这段时间,在以金沙同志为主的党委一班人领导下,中华、商务却做到了人心逐渐平和,队伍趋于稳定,领导班子基本团结。做到这一点已属不易,在业务上这两个出版单位又都有所作为。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关心过问的《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点校本的整理工作就是在这段时间集中进行的;还出版了像《陆游集》、《李太白全集》这样一些重量级的古典文学整理著作;翻译出版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新译本、米涅的《法国革命史》等世界历史名著10余部,英国、意大利等国别史40余部,中俄关系史料30余部。在那样一个背景下,金沙同志作为中华、商务的一把手,功不可没。
      当时金沙同志面对的形势之复杂、困难之严重,只要我们每个人能客观地回忆一下这段历史的经过都会了然于心。然而,这位久经考验的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者没有被困难吓倒。至今,中华、商务的老人们回忆起那段历史,对金沙同志的赞许之情,仍然溢于言表。确实,历史没有“如果”。但如果当时主政中华、商务的不是这位资历深、有政策经验、公平正直、温文尔雅的金沙同志,1973年到1978年中华、商务的历史可能将会成为怎样一种写法呢?
      正因为这样,中华、商务的人们是怀念金沙同志的。
      当然,在当时的形势下,作为中央重点关注的古籍出版单位,中华、商务也奉命编辑出版过一些“法家著作”,也“紧跟”、“配合”过“上面”的指示,为此,金沙同志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曾做过十几场检查,并接受群众的批判和质询。这是金沙同志无法选择的“历史”,也是所有中华、商务人无法选择的“历史”。
      
      把握大局,抓住主流,有所作为
      
      历史是复杂的。有时历史是过程,有时历史是结果。但不论是过程还是结果,我们则必须从今天的结果中反推当初过程的得失。
      1973年,金沙同志到中华、商务主持工作时,我只是一个刚刚从干校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编辑。那时,我不是党员,也不是干部,我不会有多少机会与中华、商务“一把手”接触。许多事情我是从别人的回忆中联想起来的。
      1973年到1974年,金沙同志按照当时中央的要求,鼓励年轻的编辑到工农兵中去,和工农兵“三结合”评法批儒写文章,这才命定地使我与金沙同志有了一定的接触和向他学习的机会。无论是金沙同志还是我自己,在这段历史结束后,我们都有过沉重的反思。我们无法改变当时必经的过程,但可以从这个过程中、从自己的作为里,引发终生受益的经验和教训。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有时又十分短暂。实践、思考、学习,再实践、再思考、再学习,庶几可以有所进步,可以更好地从事我们为之奋斗的事业。
      金沙同志在中华、商务工作已经过去近30年,往事大多淡漠。但是,今天阅读《金沙的革命生涯》手稿,使这段记忆与金沙同志的往事一起在我们脑海中复活。我重新检点金沙同志当初在中华、商务工作的那段“过程”,反推金沙同志的“必然性”,使我看到,金沙同志长期办报纸,从事新闻工作,这就培养了他敏锐的政治嗅觉,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观念,“紧跟”、“配合”的大局意识,对一个新闻工作者这是必备的素养,但拿这些来办出版社,尤其像中华、商务这样的老成持重、强调学术的百年老店,其结果当可想而知。尤其是在社会那样剧烈变革的形势下,在“上面”都出现了严重问题的时候,“独善”和“兼济”都很难做到了。金沙同志的内心苦恼,以及后来的许多矛盾,恐怕都与此有关。但金沙毕竟是一位老革命,久经风雨,有革命者的职业素养,他能够把握大局,抓住主流,而有所作为。他在那种复杂的形势之中,能够尽最大力量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努力去完成毛主席、周总理交办的整理古籍的任务就是明证。
      
      关心同志、平易近人,
      处处为他人着想
      
      金沙同志的另一突出之点就是他关心人,平易近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他和人谈话时语调平和,总是笑眯眯的。
      当时的中华书局二编室主任方南生说:有一次我患病请假,发病时天旋地转。金沙同志得知后,立即骑上自行车,到我家里探望。
      当时的商务印书馆第五编辑室副主任张天佑说:后来我调离北京到西安工作,他还关心地向他工作的下属单位介绍我的情况,希望帮我安排更合适的工作。
      当时的商务印书馆编辑胡企林说:金沙与人交谈总是面带笑容,认真听取大家意见,博采众议,即使胸有成竹,也总是与大家商量办事,不以己见强加于人,显示出平等、开明的民主作风。因此,我和同事们都很愿意接近他……
      在我,对金沙永远不能忘记的,不是表扬我、不是批评我,而是关于衣服的一件小事。1974年9月30日下午,我突然得到通知去参加当晚的国庆招待会。对于一个公民,一个劳动者,这是国家给予的最高荣誉,高兴、激动,不能自己,急忙回家找衣服。我那时每月挣46元钱,只有一件八成新的衣服,算好一点,赶快洗,到晚上5点钟还没干,来不及了,只好穿上另一件旧衣服前往。金沙同志看到,说,“这件不行。我给你找一件。”急忙回宿舍从箱子里找出一件他的稍好的衣服。金沙同志看我穿上,笑眯眯地说:“总比你那件强。”那笑眯眯的眼神,让我感到父兄般的温暖。
      而金沙对自己却十分严格。他到了中华、商务基本不坐小车,出版局通知开会,他骑上自行车就出发;国庆游园,家里人都希望坐小车,可以多走几处,他想了想,还是和家里人一起乘公交车去。他说:司机师傅休个假不容易,我们乘公交车去,他就可以回家休息了。他从到中华、商务上任后,一直住在办公室。他老伴说:“我们住在机关楼内时,原来有两间住房,但金沙把大办公室隔成两间:一间办公,一间住宿,从而腾出一间住房让给别人居住。当我发牢骚时,他宽慰我说:‘你就知足吧,单位住房这么紧张,我们能有两间住房已经很不错了。’”
      这些仅仅是从我所认识的人写的回忆文章中摘出的片断。我常想,在那样错综复杂的环境中,金沙能够在中华、商务立足、能够团结大家,做好工作,平易近人、平等待人、严格律己、以身作则,是一个重要原因吧?
      金沙同志对青年人更加爱护,他总是发现青年人的长处,鼓励他们的每一点进步,不拘一格地扶持和重用年轻人。这在《金沙纪念文集》中到处都有印证。包括著名诗人汪承栋、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后来成为新华总社社长的郭超人、河北省政协主席李文珊、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任务之,这些人年轻的时候,作为金沙的下属,或者因为金沙力排众议、破格提拔,或者因为金沙饱含热情,大力举荐,最后终于成就了他们的事业和功名。金沙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时被误解,甚至蒙受冤屈,遭受迫害,但他的态度是无怨无悔。阅读《金沙纪念文集》中他的同事或部下写的文章,你会被这些事迹感动得热泪盈眶。
      金沙信任年轻人,培养年轻人,愿意给年轻人创造条件,勇于替年轻人承担责任。这是我30年前对他的印象;30年后的今天,我在《金沙纪念文集》中发现,在他一生中,在他所到之处,对年轻人是永远地情有独钟。这在今天,当我们已经工作了几十年并不年轻的时候,感慨尤其强烈。
      金沙同志去世已有8年了,感谢万慧芬同志的辛劳使我们得以了解金沙同志从17岁开始六十几年的奋斗历程。愿金沙同志的这种追求精神,鼓励我们在新的征途中前进。
      2006年9月 第一稿
      2010年6月 再修改
      (责任编辑 刘荣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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