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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 [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祥瑞意象]

    时间:2020-03-27 07:30:5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要:祥瑞意象是指由祥瑞物象构象而形成的意象范畴。祥瑞意象由祥瑞文化的本质规定性而与一般意象区别明显。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祥瑞意象本身具有强烈的政治含蕴;二是由祥瑞意象构象而创作的诗歌,其诗歌主题通常为政治主题,并具有歌功颂德、溢美时政的政治功能。祥瑞意象多见于祥瑞文化昌炽时期的诗歌创作。随着祥瑞文化的衰落,祥瑞意象也随之演变:或蜕变成为一般意象;或为佛道两教吸纳,成为宗教意象;或剥离其政治意蕴,成为民间吉祥意象。
      关键词:祥瑞意象;政治含蕴;意象演变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1)06―0210―05
      意象是中国诗学的重要范畴之一,是指客观物象经由创作主体之加工而创造出来的附有某种特殊含义和文学意味的具体形象。屈光先生认为,由于作家的主观情志即“意”与客观对象即“象”互感,而创造出的具有双重意义即字面意义和隐意的艺术形象,称为意象。①陈伯海先生也认为,意象是“心物交感”的产物,其生成途径有“寓目辄书”和“假象见意”两大类型,构造原则当为“意与象合”②。简而言之,意象就是寓“意”之“象”,就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是主观的“意”和客观的“象”的有机结合。所谓祥瑞意象,即是指诗人在诗歌创作过程中,采撷祥瑞物象构象,将主观情思寄寓在祥瑞物象之上,依托祥瑞物象以达意的具体形象。长期以来,由于祥瑞文化研究的忽略,有关祥瑞意象的探讨也付阙如。针对这种状况,本文拟从祥瑞意象与一般意象的区别、祥瑞意象与诗歌整体意蕴、祥瑞意象的后世演变三个方面入手,来探讨祥瑞意象的基本特征、构象功能以及衍生轨迹,以期对祥瑞意象有较深入的认识。
      一、祥瑞意象的基本特征
      祥瑞意象因由祥瑞物象充当意象构象的特殊性,致使祥瑞意象与一般意象相比有诸多区别,现分论如下:
      其一,政治性的含蕴寓指――祥瑞意象的本质属性。祥瑞意象的特殊性在于寓“意”之“象”由祥瑞物象充当。因此,要弄清祥瑞意象的本质属性,必须首先弄清祥瑞物象的本质规定性。祥瑞是古之帝王承天受命、施政有德的吉祥征兆,其构成的基本要素包括天命、圣德、王权以及征兆等四个层面。由此可见,祥瑞的本质是征兆,是天降灵物,是“天神”对君王统治权利合法化的天意证明与天意嘉奖,其基本功能是美化王权、粉饰政治。因此,祥瑞,无论是动物类祥瑞如四灵,植物类祥瑞如嘉禾、灵芝、连理木,亦或是矿物类、星象类等类别的祥瑞,当其被诗人采撷,寄托情思,创构意象之时,其外在具象特征都被消解,仅仅沦为王权、圣德等政治观念的符号式寓指。可以说,祥瑞意象区别于一般意象的显著特征,在于它用概念化认识取代了心与物在具体情景中的交流,用群体的价值信仰、伦理观念代替了个体的生命感悟。这种概念化的认识,正是祥瑞物象对意象中具象的消解和对其政治寓指的强调。以晋乐府诗《孟珠》曲其八为例:“可怜景阳山,苕苕百尺楼。上有明天子,麟凤戏中游。”该诗选取祥瑞麒麟、凤凰构成诗中意象。从诗中的情形来看,麒麟与凤凰的形象已被淡化消解,仅仅成为圣明天子的寓意符号,成为帝王的政治性寓指。显见,祥瑞意象的寓意来源于祥瑞物象,而祥瑞物象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性寓指决定并规约了祥瑞意象的意蕴构成。因此,祥瑞意象的意蕴并非因由创作主体随机因情因景的感发,而是先验植根于创作主体心灵之中,成为一种心理积淀或信仰共识。故而,从某种程度上讲,祥瑞意象似乎缺乏一般意象在意象建构过程中创作主体与物象之间“心物”交合的心理过程。因为在创作个体尚未攫取祥瑞物象之前,祥瑞物象所蕴含的情感因素、精神信仰以及政治意识已经被集体地熔铸其中。这样看来,祥瑞物象本身便具有“象”与“意”两个层面,祥瑞物象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祥瑞意象。
      其二,“象即是意”与“象纷而意同”――祥瑞意象的“象”“意”关联。对意象而言,其“意”与“象”之间必须有某种联系;寄托隐含是意象的艺术本质,联系是意象的生命。无论创造意象的构思过程如何,无论“由意寻象”,还是“由象生意”,都必须以“意”与“象”之间的联系为前提;如果在诗人的意识里不存在某种联系,那么或者“意”寻觅不到“象”,或者“象”不能兴发“意”,就都不能实现寄托,也就谈不上这一意象的创造。③就祥瑞意象而言,从单个祥瑞意象来看,祥瑞物象本身具有“象”与“意”两个层面。祥瑞物象,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祥瑞意象。显然,这种单个的祥瑞意象与古典诗歌在漫长的文化积淀中形成的某些特定意象极其相似,诸如松柏意象、月意象、柳意象、雁意象等,因其反复出现,不断叠加,已成为表达民族文化传统心理的特定意象。这些意象的基本特征,被一代又一代的人在创作中或形似或神似地传承下来,形成了富有民族文化生命内蕴的基因④,屈光先生称之为固定意象或民族意象⑤。因此,上述意象中的物象(包括祥瑞物象),已非纯粹的“自在”物象。每一个物象中“都凝聚着一些人类心理和人类命运的因素,渗透着我们祖先历史中大致按照同样的方式无数次重复产生的欢乐与悲伤的残留物”⑥,成为具有原型意象属性的特殊物象。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在上述意象中,“象”即是“意”。创作主体可以因“意”选“象”,同时接受者也可以轻易的由“象”见“意”。正如黑格尔指出的那样:“把意识中显得很清楚的意义表现于一种相关的外在事物的形象,用不着让人猜测,只是通过譬喻,使所表现的意义更明晰,使人立即认识到它的真相。”⑦这便是特定意象与单个祥瑞意象文化底蕴的基本特征。从多个祥瑞意象来看,是“象纷而意同”;对于一般意象而言,攫取不同的物象创构的意象,意象所寄托的意蕴当有所不同。而且,即使是同一物象,在不同的语境下,其意蕴也会有较大的差别。而对于祥瑞意象而言,由于祥瑞物象共同的本质的规约,祥瑞物象虽然物类纷纭,驳杂纷繁,然取象构意,其意蕴并无太大的差别。如言“曹文帝以圣德受命,应运期”之《应帝期》:
      应帝期,于昭我文皇。历数承天序,龙飞自许昌。聪明昭四表,恩德动遐方。星辰为垂耀,日月为重光。河洛吐祥瑞,草木挺嘉祥。麒麟步郊野,黄龙游津梁。白虎依山林,凤凰鸣高冈。考圆定篇籍,功配古羲皇。羲皇无遗文,仁圣相因循。运期三千岁,一生圣明君。尧授舜万国,万国皆附亲。四门为穆穆,教化常如神。大魏兴盛,与之为邻。
      该诗选取的祥瑞意象有星辰垂耀、日月重光、河图洛书、嘉草嘉木、麒麟、黄龙、白虎、凤凰等近十种之多,可谓是物类纷繁。然而,细细考察,此诸多祥瑞意象各自表达的意蕴并无太多的差别,其共同的意蕴即为昭示文皇功德赅备,理应承天受命、建圣统,为文帝曹丕受汉禅服务。由此可见,众多祥瑞意象的组合建构又具有“象纷而意同”的特征。
      其三,象征型意象――祥瑞意象的类别归属。众所周知,意象是个较为复杂的诗学命题,加之学界对意象概念内涵的诠释也不尽相同,故而对于意象的分类也并未达成一致的见解。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就有不同的分类结果。综合来看,将意象分为描述型、比喻型、象征型是较普遍的划分方法。⑧其中,描述型意象是指描述人物、事件、环境等物象形态的意象,其作用是对心态、人事、景物等进行描绘、解释和说明,借以抒发感情,如马致远《天静沙・秋思》中的“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等意象即为描述型意象;比喻型意象是指创作主体的思想认同与外在的客观物象有了相似点,故而选取该物象作为比拟而建构的意象。如闻一多《口供》中的苍蝇意象――“苍蝇似的思想,垃圾桶里爬”,便是典型的比喻意象;象征型意象是指借助某一具体事物的形象,以表现某种抽象的概念、思想或感情的意象,其特点是利用象征物与被象征物之间的某种类型,使被象征物的某一内容得到含蓄而形象的表现。⑨显见,上述三种意象类型,在“象”、“意”的契合建构过程中,其手法各有侧重,分别侧重于白描、比喻与象征手法的运用。而祥瑞意象,其手法明显侧重于象征。用韦勒克的话来说,“这一术语(象征)较为确当的含义应该是甲事物暗示了乙事物”⑩。卡西尔亦认为:“象征就是在知觉符号和某种意象之间建立起隐秘的联系,并把这种联系显现于我们的意识中。”祥瑞物象极力彰显的政治性意蕴寓指决定了祥瑞意象在建构过程中对描述以及比喻手法的舍弃,而攫取象征暗示的手法。因此,祥瑞意象不仅仅是一个客体具象,更重要的它是一个“知觉符号”,是暗示理性、情志的具象载体,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因此,祥瑞意象的类别必然归属于象征型。
      其四,叠加式与辐合式――祥瑞意象的组合方式。陈植锷先生将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的组合方式分为五类,分别为:并置、跳跃、叠加、相交、辐合;曹苇舫、吴晓在讨论意象的可融性时也提到意象组合方式的多样性,有诸如叠加式、贯串式、辐射式(辐合式)、嵌入式、复沓式等等多种样式。就祥瑞意象而言,攫取多个祥瑞意象创制诗歌时,通常采用叠加式与辐合式的意象组合方式,这是由祥瑞意象的自身特征决定的。因此,多个祥瑞意象其意象之间是一种并列而近似等同的关系,故多个祥瑞意象组合成为意象群,要么采取彼此的累加――即叠加式,要么采取指向同一中心意象的辐合――即辐合式,除此,少有其它组合方式。另一方面,无论是叠加式亦或是辐合式,多个祥瑞意象的组合都给人一种堆砌、笨拙、重复之感,然此种组合方式却是诗歌体现整体意蕴所必需的。这些看似具有堆砌之嫌的祥瑞意象组合正好显现了祥瑞的品类众多,从而更加充分也更令人信服的昭示了王权政治的合法性、合理性与有效性。克莱夫・贝尔说:“艺术品中的每一个形式都得成为一个有意味的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按照一般情况,把各个部分结合成为一个整体的价值要比各部分相加之和的价值大得多。”祥瑞意象的叠加与辐合同样具有上述功效。因此,在诗人采撷祥瑞物象构象的诗歌中,很少见到单个祥瑞意象的孤立显现;通常的情况是,采用众多的祥瑞物象构象,并以叠加或辐合的方式组成祥瑞意象群,从而达到诗人赞美王权、歌颂圣治的政治目的。例如,从上述所引《应帝期》中祥瑞意象的组合方式来看,材料一以祥瑞意象的辐合来建构诗篇,并将中心意象指向“大魏应灵符”,全诗采用了意象组合的叠加式,以祥瑞意象的叠加组合成祥瑞意象群。
      二、祥瑞意象与诗歌整体意蕴
      意象是构成诗的基本条件之一。在构思中,意象是诗人形象思维的符号元素。可以说就是诗人在情感的推动下,在想象的王国里寻觅、熔铸、定形、组合意象的过程。因此,从诗人的构思过程来看,意象的形成可以分为“由意寻象”和“由象生意”两种类型。对于祥瑞意象而言,由于祥瑞物象本身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含蕴寓指,故而诗人在多数情况下是“由意寻象”,即只有当主观情思与祥瑞物象的政治寓指相契合时,方能选取祥瑞物象以构意,形成祥瑞意象。在此,祥瑞意象的意蕴并非由诗人主观熔铸,而是在祥瑞物象尚未被诗人攫取之前其意蕴已经确立。由此可见,虽然一般意象的选择具有随机性,然祥瑞意象的选择并非随心所欲。首先,诗人不能主观的制造祥瑞物象,祥瑞物象必须在诗人创作诗歌之前客观存在,诗人是在有限的范围内,为表达有限的意蕴选择这些已有的祥瑞物象作为其诗歌的意象单位。其次,祥瑞物象决定了祥瑞意象的意义含蕴,诗人对祥瑞意象的攫取须受祥瑞物象意蕴的约束。这样看来,选取祥瑞物象构象创作的诗歌,由于其意象选择的限定性,使意象的意义含蕴与诗歌的整体意蕴完美契合。故而,在此类诗歌中,诗人的情感意图将会比较明确,诗歌的意义含蕴也将相对明晰。兹举数例以作说明:
      大魏应灵符,天禄方甫始。圣德致泰和,神明为驱使。……辅翼我圣皇。众吉咸集会,凶邪奸恶并灭亡。黄鹄游殿前,神鼎周四阿。玉马充乘舆,芝盖树九华。白虎戏西除,含利从辟邪。骐骥蹑足舞,凤皇拊翼歌。(曹植《大魏篇》)
      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凤鸣朝阳,龙翔景云。嘉禾重颖,�荚载芬。率土咸序,人胥悦欣。(《晋武帝华林园集诗》)
      明姑遵八风,蕃谒云日中。前导陆离兽,后从朱鸟麟凤凰。苕苕山头柏,冬夏叶不衰。独当被天恩,枝叶华葳蕤。(《姑恩曲》)
      上述三则诗歌材料,诗人分别选取了大量的祥瑞物象来构象。如:材料一之黄鹄、神鼎、玉马、灵芝、白虎、凤凰,材料二之凤凰、龙、景云、嘉禾、�荚,材料三之陆离兽、朱鸟、麒麟、凤凰等等,是典型的祥瑞意象诗歌。据《宋书・符瑞志》言,祥瑞物象与帝王圣德圣治一一对应:“神鼎者,……王者盛德则出”;“玉马,王者精明,尊贤者则出”;“芝草,王者慈仁则生”;“白虎,王者不暴虐,则白虎仁,不害物”;“凤凰者,仁鸟也。(王者)不刳胎剖卵则至”;“景云者,太平之应也”;“嘉禾,五谷之长,王者德盛,则二苗共秀”;“�荚,……尧时生阶”;等等。也即是说,每一祥瑞意象对帝王圣德圣治的一个层面。因此,从构思过程来看,上述三则诗歌是典型的“由意寻象”,即先有创作主体的颂美圣德圣治的情感诉求,然后才有诸多祥瑞意象的攫取。以祥瑞“神鼎”为例,神鼎本为一器物,由于祥瑞文化的浸染,神鼎显现与帝王之德逐渐构成了固定的寓指关系。故当其为诗人选择,成为祥瑞意象,便明显具有颂扬君德的主题意蕴。因此,神鼎显现这一祥瑞意象所包孕的颂美情怀与整体诗歌企图表达的颂美意蕴并无二致。另外,从三则诗歌材料的意蕴层面来看,材料一“篇中极意地歌颂时和年丰,宴乐群臣之盛事”,叙写了陈思王对大魏政权的赞美之情;材料二展示了晋武帝统治时期的祥瑞之盛,从而歌颂了武帝的圣德与圣治;材料三咏叹了天恩的浩荡。
      显然,从以上对三首诗歌材料的分析来看,无论是曹植《大魏篇》诸多祥瑞意象的辐合,还是《晋武帝华林园集诗》与《姑恩曲》中祥瑞意象的叠加,攫取祥瑞意象而创制的诗篇,祥瑞意象的意义含蕴与诗歌的整体意蕴完美契合,并且这种切合程度显然要高出由一般意象构建的诗篇。也就是说,由祥瑞意象构建的诗篇其诗歌意蕴具有相对的明确性;而这种明确性,很明显,是由祥瑞意象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意指所决定的。
      当然,选取祥瑞物象构象建构的诗篇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并不少见,我们尚可举出更多的例子。如北齐《食举乐十曲》之一:
      天壤和,家国穆。悠悠万类,咸孕育。契冥化,侔大造。灵效珍,神归宝。兴云气,飞龙苍。麟一角,凤五光。朱雀降,黄玉表。九尾驯,三足扰。化之定,至矣哉。瑞感德,四方来。
      再如北周《宫调曲五首》之一:
      握衡平地纪,观象正天枢。祺祥钟赤县,灵瑞炳皇都。更受昭华玉,还披兰叶图。金波来白兔,弱木下苍乌。玉斗调元协,金沙富国租。青丘还扰圃,丹穴更巢梧。安乐新咸庆,长生百福符。
      又如王融《齐明王歌辞七首》之一:
      明王日月照,至乐天地和。幸息《云门》吹,复歇《咸池》歌。桂房金匏�,瑶轩丝石罗。�骐步踯躅,玄鹤舞蹉跎。露凝嘉草秀,烟度醴泉波。皇基方万祀,齐民乐如何。
      这样的诗歌还有很多,无法遍举。但综合看来,此类诗歌不仅祥瑞意象的意义含蕴与整体诗歌意蕴完美契合,而且诸多不同的祥瑞意象诗篇在诗歌叙写的对象、牵涉的主题以及诗歌创作的目的等方面有着许多的共性,与祥瑞“兴象”的诗歌类似:其一,从诗歌叙写的对象来看,此类诗歌或隐或显的多以君王为对象:或叙写其承天受命的祥瑞,或赞美其圣德洋溢的荣光,或歌颂其一统天下的功勋等等,总之,君王是此类诗歌着力叙写的对象。其二,从诗歌关涉的主题来看,此类诗歌多以王权政治为主题。如论证王权天授,褒奖施政有德,歌颂天下太平等等,均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其三,从诗歌创作的目的来看,此类诗歌的创作基本目的是颂美,是创作主体为歌颂功德、美化王权、粉饰政治而创制的政治抒情诗。
      由此可见,祥瑞意象的采撷,通常即以意象所具有的意的含蓄、隐秀的特点,为皇权政治歌颂功德,展示诗人浓烈的颂美意识和强烈的政治情怀。故而祥瑞意象的选取,颇有非是阿谀颂赞,实乃圣德感天,遍赐嘉祥。此种颂美,可谓是不露媚色,尽得风流,显示了诗人采撷祥瑞意象真实意图。
      三、祥瑞意象的后世演变
      作为古之圣人神道设教、美化王权、妆点政治的文化形态,可以说,祥瑞文化从产生之日起一直伴随君主集权制度的始终。然而,祥瑞文化并非一成不变。从其先秦商周之际的萌生,秦汉时的兴盛、六朝时的承续、直到大唐时的复兴以及唐以后衰落,祥瑞文化无时不刻不在发生着嬗变。特别是佛道两教对祥瑞思想的借鉴以及对祥瑞物象援引、唐以后尤其是宋朝理性主义对天命观念以及祥瑞思想的否定,都对祥瑞文化产生了深邃的影响,引发祥瑞文化深层次的裂变。因此,祥瑞文化并非永久性的高在云端,只与王权政治牵涉;相反,其内涵亦渐趋生衍,其观照的对象也逐渐下移,向着民间吉祥文化等多元方向演进。
      祥瑞文化的上述嬗变,使祥瑞意象的在意蕴层面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其中至为明显的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部分祥瑞意象作为祥瑞文化的政治属性渐渐剥落,意象本身的物象特征的日益凸显,多数祥瑞意象逐渐沦为一般意象。如连理木、比翼鸟、同心鸟、比目鱼等,作为祥瑞意象本来有特定的政治性寓指,即指代帝王德泽纯洽、国家一统,牵涉的是圣德圣治等政治事宜,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据《宋书・祥瑞志》载:木连理,“王者德泽纯洽,八方合为一,则为生”;比翼鸟,“王者德及高远则至”;同心鸟,“王者德及遐方,四夷合同则至”;比目鱼,“王者德及幽隐则见”。但从后世诗歌文献来看,上述祥瑞意象的原初政治意蕴已经消弭殆尽,基本演变为一般意象,凸显的是物象本身所具有的物象特征。如杨方《合欢诗五首》其一:
      虎啸谷风起,龙跃景云浮。同声好相应,同气自相求。我情与子亲,譬如影追躯。食共并根穗,饮共连理杯。衣用双丝绢,寝共无缝绸。居愿接膝坐,行愿携手趋。子静我不动,子游我无留。齐彼同心鸟,譬此比目鱼。情至断金石,胶漆未为牢。但愿长无别,合形作一躯。生为并身物,死为同棺灰。秦氏自言至,我情不可俦!
      又如蒋冽之《古意》:
      冉冉红罗帐,开君玉楼上。画作同心鸟,衔花两相向。春风正可怜,吹映绿窗前。妾意空相感,君心何处边?
      再如白居易之《长恨歌》: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在以上所列举的三首诗歌材料中,同心鸟、比目鱼、比翼鸟、连理枝,包括龙、景云、并根穗(一茎多穗,即嘉禾)等均沦为一般意象。诗人以“同心”、“比目”、“比翼”、“连理”、“并根”等物象特征的并连交合,指喻男女爱情的双宿双飞,永不分离,展现了诗人主观情思与物象特征的契合交融。因此,同心鸟、比目鱼、比翼鸟、连理枝、并根穗等祥瑞意象,由于其政治意蕴渐趋消失,物象的特征不断强化凸显,终于演变成为一般意象。
      其二,部分祥瑞意象被道佛两教援引,成为佛道二教之灵物,尤以道教为甚。如河图、洛书、甘露、灵芝、鹿、龟、龙、凤等祥瑞意象,广被道教援引,成为道教祥物。祥瑞意象其关涉王权政治的属性得以消解,然其吉祥含蕴得以保留,从某种程度上讲,有皇家祥瑞文化向民间吉祥文化转变的痕迹。如曹植《平陵东行》:
      阊阖开,天衢通,被我羽衣乘飞龙。乘飞龙,与仙期,东上蓬莱采灵芝。灵芝采之可服食,年若王父无终极。
      再如庾信《道士步虚词十首》之五:
      洞灵尊上德。虞石会明真。要妙思玄牝。虚无养谷神。丹丘乘翠凤。玄圃御斑麟。移�付苑吏。种杏乞山人。自此逢何世。从今复几春。海无三尺水。山成数寸尘。
      之六:
      无名万物始,有道百灵初。寂绝乘丹气,玄明上玉虚。三元随建节,八景逐回舆。赤凤来衔玺,青鸟入献书。坏机仍成机,枯鱼还作鱼。栖心浴日馆,行乐止云墟。
      上引材料中,龙、灵芝、凤、麟,是较为常见的祥瑞意象,当其被道教援引后,作为祥瑞意象的政治意蕴不复存在,而成为神仙思想的诗意宣扬。
      其三,部分祥瑞意象渐趋脱离王权政治,同时,其关涉的对象亦逐渐下移,走向世俗,沦变为民间关注的吉祥意象。以凤凰意象为例,汉朝阴阳五行学说盛行,祥瑞为配合歌功颂德和政治功用的需要,祥瑞说几乎垄断典籍中所有的凤凰意象。入唐后祥瑞观念弱化。与先秦、汉凤凰用作祥瑞的出现频率对比,唐诗中把凤凰看作祥瑞的诗篇数目较少。直接联系当前祥瑞入诗的更少,多是用史实典故。然而,将凤凰意象作为民俗文化视野中吉祥意象的情况却多见于唐及其以后的诗歌文献。以唐代诗歌文献为例,凤凰意象由于其意蕴吉祥、寄言美好,故而无论在官宦阶层亦或平民百姓阶层都出现的极为频繁,涉及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1)以凤喻人。唐朝几乎没有人不能喻为凤凰,如卢照邻《酬张少府柬之》:“昔余与夫子,相遇汉川阴。珠浦龙犹卧,檀溪马正沉。价重瑶山曲,词惊丹凤林。”(《全唐诗》卷四十二)此以凤凰统称群臣;房千里《寄妾赵氏》:“鸾凤分飞海千树,忍听钟鼓越王楼。”(《全唐诗》卷五百十六),此以鸾凤喻夫妇;王建《失钗怨》:“贫女铜钗惜如玉,失却来寻一日哭。嫁时女伴与作妆,头戴此钗如凤凰。”(《全唐诗》卷二百九十八),此凤凰喻贫女;张说《温泉冯刘二监客舍观妓》:“镜前鸾对舞,琴里凤传歌。”(《全唐诗》卷八十九),此又以凤凰喻歌妓。(2)以凤美物。李商隐《赠刘司户》:“万里相逢欢复泣,凤巢相隔九重门。”(《全唐诗》卷五百三十九),此以凤巢美化屋舍;杨夔《送张相公出征》:“援笔飞凤藻,发匣吼龙泉。”(《全唐诗卷七百六十三》),此又以凤藻美化文辞。(3)凤形器物。李商隐《念远》:“皎皎非鸾扇,翘翘失凤簪。”(《全唐诗》卷五百四十一)此言凤形簪;姚合《咏贵游》:“凤凰尊畔飞金盏,丝竹声中醉玉人。”(《全唐诗》卷五百二)此又言凤形酒尊。由此可见,唐诗文献中凤凰意象使用极其广泛,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均可以之取喻构象。显然,在某种程度上讲,凤凰意象已经由商周时期的帝之使者、秦汉时期的王者祥瑞,逐渐转变为唐及其以后时期大众的吉祥。
      撇开凤凰意象,纵观其它诸多祥瑞意象,世俗化,唯美化,并与政治日益疏离,向着民间吉祥文化意象演进的趋势,代表了大部分祥瑞意象的后世走向。然而,这里必须要言明的是,祥瑞意象虽然有此演变趋向,但在君主专制集权的古代社会,祥瑞意象尚有依托存在的符命系统与语境,一旦物象进入此种系统或语境,祥瑞意象的政治意蕴就会重新附着。因此,祥瑞意象的后世生衍主要源于祥瑞意象语境的骤减带来的祥瑞意象向一般意象与吉祥意象的回归。
      
      
      注释
      ①③屈光:《中国古典诗歌意象论》,《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②陈伯海:《释“意象”――中国诗学的生命形态论》(上),《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
      ④阎志芬:《古典诗歌意象的叠加与民族文化传统的积淀》,《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⑤屈光先生认为:“借助于文化传统构成民族意象。在民族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有些事物上已逐渐积淀了人民或作家的某种共同认识,对这些象中所隐含的意,除了特殊情况之外,已有了固定的理解,这类意象称为固定意象或民族意象。”参见屈光:《中国古典诗歌意象论》,《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⑥荣格:《论心理学与诗的关系》,叶舒宪选编:《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00页。
      ⑦[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44页。
      ⑧如陈国屏《论诗歌的意象》(《求是学刊》1984年1期)认为意象分为描述性、比喻型和象征型为宜;董小玉、周安平《诗歌“意象”的类型和征特》(《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2期)将意象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比喻型、比拟型、象征型、描述型;陈植锷从表现功能上将意象分为描述型、比喻型、象征型等三个类别。参见陈植锷:《诗歌意象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40页。
      ⑨董小玉、周安平:《诗歌“意象”的类型和特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⑩[美]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译:《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第85页。
      王向峰主编:《文艺美学辞典》,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78页。
      陈植锷:《诗歌意象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78~88页。
      曹苇舫、吴晓:《诗歌意象功能论》,《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
      所谓辐合式,是多个意象犹如辐条共聚轴心,共同指向中心意象的意象组合方式。
      [英]克莱夫・贝尔著,周金环、马钟元译:《艺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第155~156页。
      吴效刚:《论诗歌的意象与意境》,《人文杂志》1993年第3期。
      祥瑞意象诗歌之所以多采用“由意寻象”的构思方式,多出于以下原因:一、诗人创作祥瑞意象诗歌的政治意图极其明显;二、祥瑞物象的意义含蕴比较固定,诗人无法猝然更改;三、祥瑞物象具有稀有性,“由象生意”的几率相对较小。
      吴晓先生认为:“从心理发生学角度看,诗人捕捉意象、创造意象是随当时心境、情绪、情感所决定的,什么样的情感,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意象;从符号学角度分析,意象的这种随机性,是因为符号中的两个构成成分:能指和所指的关系的建立,是由诗人凭借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所驱使的。”参见吴晓:《诗歌意象的符号质、系统质、功能质》,《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梁]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867、848、860、806、792、836、827、862、853、812、865、860页。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31页。
      李虎子:《唐诗中凤凰意象的世俗化和唯美化》,《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责任编辑: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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