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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光明”,流动的盛宴] 流动的盛宴

    时间:2020-02-12 18:55:4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现在的我们这一代上海人应该意识到,把城市的文脉保留住,传给子孙后代,比什么都重要。      Grand Theatre,大光明,一个掷地有声的名字,一个眼花缭乱的名字,一个繁华富锦的名字。
      能将Grand译成“大光明”的绝对称得上是语言的艺术家,他就是著名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周瘦鹃。“大光明”三个字,简洁上口,拖着唯美的沪语尾音听来更是婉转响亮。
      豪华的装修、现代的设备、摩登的影片……这座由邬达克设计的“大光明电影院”总是充满着上海这座海派都市雍容华贵的典雅气息,以至于在《多少恨》中,张爱玲一开头就不惜缀文写道:“现代的电影院,本是最大众化的王宫,全部是玻璃,丝绒,仿云母石的伟大结构。”因此,女主角家茵因为等不到朋友而来不及进场,电影却早已经开始放映……张爱玲是喜欢看电影的,当年,从常德公寓到“大光明”,这位袍袖间都透着繁华与落寞的民国女子,不知走了多少回;她甚至还写过电影《不了情》,由桑弧导演,陈燕燕与刘琼主演,却不知这部片子有无在让她心醉神迷的“大光明”上映过?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这已然是一个未知数。
      都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或许很少人知道,大光明与张爱玲还有着另一种渊源――她时时提起的姑姑张茂渊,就是昔日大光明的总经理、“浙江实业银行”第一任董事长胡济生之子胡治藩麾下的秘书,而大光明正是在胡治藩的手下走向了辉煌。回眸往事,吹掉历史的蒙尘,这个为海派文化创造的诸多闪闪亮点的文人,在大光明的金碧辉煌中,依然显得光彩照人……
      如果说,一个人的形象,代表着年青时代的梦想;那么一座电影院的风格,足可以代表着一个城市所蕴含的精神:“大光明”,在上海人心目中,远已不止是一座电影院那么简单,它是一道大上海豪华时
      尚的魅力光影,也是上海滩永远的鲜明地标,更是一个收藏着所有上海人珍贵回忆的美好音乐盒……
      岁月匆匆,八十载须臾而过,当装修一新的“大光明电影院”在这座城市的夜空重新亮起闪烁霓虹的时候,回首往事,发现在历史的蒙尘下面,在辉煌的背后,凝结着太多胡姓家族人的汗水,他们几乎用尽了家族的历史,来为这座影院涂上最后一层传奇色彩。胡思华是胡治藩最小的儿子,悠然翻弄着历史长卷,年过花甲的他向《新民周刊》记者娓娓道来属于父子两代的“大光明”盛典。“老爹曾经是这里的主人,他不但是一个具有跨时代的经营手法与眼光的银行家与企业家,而且是一个赤诚的爱国者,一个献上生命的爱国者。他们这代人说起来是商人,其实就是文人,心思就全都放在齐家治国上去,正是有了他的那份执著,才有了今天这个值得回忆的大光明。现在的我们这一代上海人应该意识到,把城市的文脉保留住,传给子孙后代,比什么都重要。对我而言,与大光明有关的记忆也弥足珍贵,看着它我就能想起我的老爹,我的二哥,那似水流年的流金岁月……”
      
      入主新大光明
      
      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上海远郊,坐落着这座海派都市唯一为资产阶级子弟开设的“外冈工业学校”,隔着林林丛丛的树林子,传来两个稚嫩的低声细语:“放假了你为什么不回去?”另一个孩子应道:“大光明小开明天要为邻校去说相声,我要多等一天。”
      这两个低年级同学绝对想象不到,他们谈及的“大光明小开”此时竟“躲”在树丛另一端无意“偷听”着这段漫不经心的对白,“同学口中的大光明小开就是我”,晚年的胡思华每每说起此番趣闻,总是禁不住得意非凡。沪语“小开”是市井俚语,本意是老板的儿子,具有着褒贬两层意境,从孩子嘴里说出来就似乎更多了一点调侃和羡慕的佐料,“‘大光明’在上海人的概念里太强了,那五个字的称号反倒比三个字的姓名易记得多,相比之下,我的本名真是相形见绌。不过,回想起来那个时代确实令人疑真疑幻,我真有那么大魅力?”的确,当来自大光明正门的十二扇镀金钢框玻璃大门间透射出的光芒,水银泻地般地映照着那些镌刻在黑色大理石门墙上的名字时,这些名字几乎能谱写一卷20世纪中国经济简史。而这其中,“浙江实业银行”和胡氏家族无疑缔造了一段属于新大光明的辉煌历史。
      岁月的年轮倒退至抗日战争将将结束的那一页,笼罩在上海上空的硝烟还来不及散尽,趁着这难能可贵的宁静片刻,胡治藩名正言顺地回到了本就应属于他的地方“大光明”。还没来把大光明影院总经理的位子坐热,上海所有的影院的大老板齐聚一堂,请他又坐上了“影院业同业公会主席”的宝座……
      老克勒记忆中的大光明少不了可乐和爆米花的陪伴,说来那还真是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情景――早在七十年前,年轻人去“大光明”看电影时就已经整齐划一地做着最入时、最前卫的指定动作:一手可乐一手爆米花。但事实上,当年并不是每家影院都有售可乐和爆玉米花!“我老爹就是有这种‘魔法’,当年和美国电影业结下了很诚挚的友谊,大光明是在美国注册登记的,自然可以准许出售爆玉米花。而且,当年在大光明卖爆玉米花的,全是清一色漂亮小姐,她们穿着浆烫得笔挺的白套裙,在全透明的玻璃罩后现场操作,边上就是卖可口可乐的红底白字大冰箱。以至于现在许多老上海一嗅到爆米花的香味,就会回想起自己当年携情侣的良辰美景。”胡思华虽以平稳的语调娓娓道来,但展现在我们想象中的,俨然已是一派秀色可餐的景象。
      小开胡思华念念不忘的老爹胡治藩的确是有魔力。20世纪的美国电影,成为影响世界文化的主潮,伴随浮动在城市上空的季风悠然吹入这座还派文化的“天然良港”,而为美国的电影文化换上一张中国表情的,却是每天要看三到四部电影的胡治藩――《出水芙蓉》、《魂断蓝桥》、《战地钟声》……“好莱坞”登陆上海滩不久,西片里的场景即成为上海城中时尚男女的顶礼膜拜的“文化麦加”,早年上海人的一些俏皮幽默、市井玩笑都与之密不可分,以至于弄堂里常常会洋溢着“山寨版好莱坞”的肆虐打趣:“一碗汤面,一碗辣面,还有二碗馄饨”,乃是《翠堤春晓》中那曲脍炙人口的浪漫歌词:“You toldme,One Day WhenWe Were Young”;“哎呀,你这个人呀!人未进来,先看到一对八字脚,难看煞了!你又不是卓别林!”……谁可想象,如此充满沪语诙谐幽默的对话,在上海人的生活里,一代代人传承沿袭了七十多年经久不衰。
      
      在老爹手中,大光明逐渐回复了当年“梅开光明”的繁华盛典,甚至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毫不夸张。作家程乃珊的笔下就记载过当年的一则奇文乐事:一位来自纽约的二战华裔美军上士麦荣顺随军调防至上海,他发现了这么一座在纽约都没有的豪华电影院,特地买了张票去“开眼界”。时值隆冬,内里却温暖如春,尚未入影场内,已有操着流利英文的小姐示意他可去寄衣处存放他的军大衣。他还很惊异地发现,大光明放的美国片竟与万里之外的纽约同步!待他在宽大座位上落座还未定下神,突然场内响起敲钟声,逼真的音响令毫无思想准备的他,一下从座位上弹起来。原来这是示意场内肃静的钟声,连纽约当年都没有如此先进的音响工艺呢,难怪这个美国大兵,名副其实地出了次洋相!
      
      小开看门
      
      “正当大光明‘如日中天’之时,我还不过是一个不经事的孩子。那时,正是我二哥胡思庆、三哥胡思永风华正茂之日。”胡思华说道,“但我们弟兄四人里只有二哥,在大光明电影院工作过,后来还升职到拥有‘襄理’(副经理)的头衔。”
      二哥胡思庆的“春光浮现”确实足以让所有上海滩的公子哥瞠目结舌,有谁还能像他那样西装革履地在大光明门口站过?那才是形象地做了把“小开”。然而,千万不要被“西装革履地站在大光明门口”这样带浮夸而富有炫耀的意味的字眼弄得目眩神迷。胡思庆是个不折不扣的“苦”小开,他赶上了大光明最容不得又最泛滥的“黄牛时代”――襄理盛装“看门”,其实是为了履行属于他的职责:驱赶门口的“黄牛”(票贩)。
      
      小开胡思庆看门看似一件荒唐可笑的情景,骨子里却透着胡氏家族一种被传统一以贯之的习俗。1921年尚在日本留学的胡治藩被积劳成疾的老爷子胡济生以“小开”的身份召回浙江银行时,不也是从最底层的练习生做起的吗?单就点数银元,在今人看来,就可以视为奇迹般的特技――“大头”包成长封,一封按规定是100个,只需用手指甲一刮,就能准确地点数,更神奇的是在这一刮之间还能准确判断这100个银元里是否混进了假银元,有无“哑板”……而说起黄牛,胡思庆所驱赶的黄牛,要比现在的“后辈们”整齐多了。那时黄牛讲究在头上抹满“发油”,一丝不乱地向后拢着,脚蹬一双皮鞋,务必光可鉴人,难怪上海人有这样一句俗话,“噱头、噱头、噱在头上;蹩脚、蹩脚、蹩在脚上”。既然上下都堂堂皇皇的,中间配备一身笔挺的大格子花呢的整套西装,则更是“时”中之“髦”。
      “我们当年都戏称黄牛的体形是没有肩胛(肩膀)的,你想肩膀是用来做什么的?承担责任的!不负责任的人被上海人称之为‘黄牛肩胛’,你什么时候见过倒卖贩子站出来承担责任?”胡思华说的是老爹当年的连珠妙语,对于任何影院老板而言,当年大光明门前的黄牛虽为不速之客,却也最具那个年代的象征性――能在大光明门口混,也算个人物,这一点排场,还是要摆一摆的,因而也被戏谑地称为“绅士黄牛”。
      然而,张爱玲笔下,犹如用千万个琉璃制放大镜聚焦后,晶莹圣洁,如皇宫一般的电影院,岂容得下黄牛们的大煞光景?用一米八五的英俊襄理来维护绅士淑女们的优雅环境,让骨子里“贼眉鼠眼”的黄牛不怒自危,退避三舍,消失在名流雅士高贵气息的感应圈之外,也只有胡治藩底下的大光明才能有如此这般的奇思妙想。
      总会有那么些有心,乍看之下甚至有些“八卦”的观众,稍加费心,也就不难打听得到――原来,这个帅气的保安,居然是大光明的小开!不过,些许不了解“胡氏家风”的大家闺秀与小家碧玉们,都会有意无意地误以为这位每晚亮相的看门小开,是故意在大光明门口“花擦擦”地“招蜂引蝶”。“我二哥曾经确实赫赫有名,有多少次被影迷截住要求签名。他曾经不无得意地向我炫耀:‘那些女影迷,都紧张得很’。有趣的是,没过几分钟,他会悄悄告诉我:‘其实,我比她们更紧张’,哈哈哈。”回想起过去的雪泥鸿爪,珍贵的回忆在宁静的午后幡然入梦,那是属于胡思华对二哥的追忆,数十年后的今天,仿佛一切还活生生地烙刻在大光明的意大利大理石砌成的抽象图案之中……
      
      摇曳于风雨中的年月
      
      岁月的春风席卷着挂历上的数字而去,共和国建国之初,来自遥远的美国的军用飞机降落在黄浦江畔。眼看着就要退出中国大陆,好莱坞不忍放弃香港台湾及整个东南亚等一大片黄金市场。这次突如其来的造访,不是为了别的,无非是要带走那位管理这番大事业的最佳人选――胡治藩,T.V.Woo。
      “啊呀,连胡治藩也走了,看来不能留了。”上海滩惨淡经营在一片哀婉叹绝的迷茫之中,谁都留恋这位缔造了大光明盛典的“文商通才”,但似乎离去又是必然的大势所趋――美国人的条件实在太优厚了!
      谁知胡治藩却给好莱坞开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国际玩笑”,“我祖父在年过半百之时,放弃高官厚禄,放弃吃皇粮悠闲度日,吃辛吃苦地办一家为中国的实业家服务的‘浙江实业银行’,所为何来?”去留之间,胡治藩想起了自己的老爹――当希望的曙光出现在积弱已久的祖国的上空的时候,他选择了祖辈的老路,选择了留在“大光明”。老爹的果敢与那颗坚毅的爱国心是至今留存在小开胡思华心头最大的骄傲。
      随着胡治藩放弃逼人而来的荣华富贵,好莱坞的足迹也渐渐疏远了中国大陆;又随着中美在朝鲜对峙,1950年的秋天,胡治藩彻底停止了进口好莱坞电影;没想到此一作别,好莱坞竟与中国人隔绝了整整四十年!
      生活仍在继续着。无论时代有着怎样的变化,怀旧的上海人依然会选择那个最简便也最为兴奋的娱乐方式:花多一点的钱,去“大光明”,因为那里永远只放映最好的影片。尽管服装式样在悄然间不断改变着,但出入“大光明”的观众始终衣冠楚楚,哪怕是划一的“人民装”,也是整洁笔挺的;哪怕是单调的“劳动裤”,也要穿出挺括的筋骨来。即使是在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大灾难时期,一代又一代的上海人,仍然秉承着这一父辈、祖辈留下来的“传统”――因为,把约会的地点放在“大光明”,永远意味着认真与隆重。只是,那个年代,“黄牛”几乎绝迹了,叱咤一时的胡治藩也由于种种原因,渐渐远离了“大光明”的金色殿堂。
      1965年的冬天,老迈的胡治藩读着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不禁惊出一身冷汗。春节到了,胡家齐聚一堂,一旁的电视机里兀自放着音配像的《秦香莲》,胡思华隐隐察觉回响在房间里的声音是他从小耳濡目染的母亲金素雯的声音,只是画面上秦香莲却是另一个陌生女人的面容……就在那天,胡治藩一个人站了起来,挥舞着孱弱的双手,指挥起全家引吭高歌《社会主义好》。胡思华察觉到父亲斑白的双鬓,沙哑的喉咙连发音也不太准确,却别有一种复杂的神情洋溢在脸上……或许,真的压抑了太久太久……直至“宴席”将末,老爹都极尽本事“表演”着自己的快乐,而一生的荣华与蹉跎却只字未提,只是没头没尾地说了句:“从前还想做一点盆景,现在连这个兴趣都没有了。”胡思华渐渐读懂了老爹当年的处之淡然――不是老爹忘记了一切,只是他想在儿子面前留存最潇洒的一面……
      1966年7月3日,胡思华收到了一封父亲的信,想不到这竟是父母给他最后的遗书――一个月后,胡治藩与夫人金素雯在建国中路三楼的家中灯火辉煌,两个穿着戏服的才子佳人翩翩起舞,水袖翻飞,顾盼生姿……“氍毹暗,镜台灰,雪霜摧”一切仿佛黯然失色,时光须臾间流转到那个令人魂牵梦绕的年代……不知歌声几时休,东升的旭日已隐约照亮了一根打成两个环的绳索,绳上,两人手拉手、面对面、闭上眼睛,一起踢翻脚下的凳子,在斑驳的光影间摇曳……
      
      永恒的大光明情结
      
      千家万户,都有一个个令人心动的,难忘的上海故事,在那个“文革”刚过的年代,故事的主角总是这样出现:走出石库门弄堂的姑娘,漫不经心地瞄着手表,心怀半分期许半分自豪地站在“大光明”门口等候恋人。那是一个将灰蒙蒙的蓝色无限放大的年代,但弄堂里的姑娘是挑剔的,选了家中最“挺刮”的衣裳,还特意在灰蓝的衣服上面加了一条围巾以作装饰,就是那种长长的一截红、一截白、一截黑的,三色的,绒绒的,看上去像羊绒制品的长围巾。身上每一个毛细孔都已作了一番精心的挑剔,做到了她可能做到的完美。她的魅力,完全不亚于曾经身穿着绸缎的旗袍,脚踏精致的高跟皮鞋的名媛淑芳。另一个是走出弄堂的小伙子,穿着一身深藏青的“的确凉卡其布”的中山装,配着雪白的假领,再有一双七块多钱的皮鞋,这就足以向全弄堂的人证明,他是一个赴约会的人。那时的邻居会婉转地问:“你是去看电影吗?”――在那个时代,“看电影”是“约会”的同义词。自然,邻居们还会问:“去哪里看电影?”正在赶路的小伙子就会装着用平淡的语调慢慢答道:“大光明。”平淡,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激动,只不过是为了显得自己见过世面做的噱头罢了。而“大光明”的名号一出,立刻勾起了邻居的兴致,立即毫不掩饰地判断:“你的女朋友一定很漂亮!”因为,即便在那个百废待兴的纯真年代,“大光明”的票价仍然是最贵的,男士肯支付最高的票价,那么,被邀请到“大光明”的姑娘,必定是位好姑娘。
      刚刚改革开放时期的外国电影,让被禁锢了十几年的人们沸腾。“当时,小青年初入行当学徒工,一个月才挣18块钱;可是,当时一部名叫《爆炸》的外国电影的票子在大光明的门口居然被黄牛炒到10元!这岂是21世纪的今天所能匹敌的?”难怪当年的“老黄牛”要向今日的后辈夸耀昔日的辉煌……
      如今,在风雨扑朔的漫漫长路上留下了八十个鲜艳的足迹,属于“大光明”旧日的好戏已渐渐落下帷幕,尽管大光明昔日主人的故事在凄美的咏叹调上落下了永远的休止符,让人哀婉叹绝,而大光明绚烂夺目的霓虹灯却始终不曾熄灭。在这座神奇的宫殿中,凝结着多少上海人脑海中美好的回忆?又有多少上海人将珍贵的初恋情结奉献给了永远的“大光明”?
      今天,昔日的“第一高楼”国际饭店早已不再傲视群雄,只静静地矗立在南京路上,散发着历久铭心的香气,而恢复旧貌的“大光明”,穿插在四周崭新的摩天大厦丛中,犹如一位风度犹存的老贵族,宠辱不惊,用淡然的目光注视着八十多年来永远充斥着繁华与美丽的南京路,还有那一家家怀揣着同样美好回忆的上海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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