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鲁登道夫的总体战战略思想及其在德国“二战”中的战略实践:鲁登道夫大桥

　　【摘要】鲁登道夫作为德国陆军上将，是参加“一战”的重要德军将领，军国主义者，法西斯总体战理论的创始人，他于1935年出版了《总体战》一书，全面阐述了总体战战略思想，探讨了现代战争的新特点和进行总体战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精神条件，论述了有关总体战的战略、战术和军事知识等问题。但由于作者的立场是反动的，该书的理论观点充当了德国法西斯进行对外侵略的理论工具，其总体战思想在“二战”中被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全面付诸实践，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另外，该书的很多观点也是片面的、反动的。比如，抹杀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本质，以所谓“民族生存之维持”来掩盖德国对外战争的侵略性，片面强调精神力量的决定性，颠倒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
　　【关键词】鲁登道夫总体战总体战战略思想德国战略实践
　　【中图分类号】E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4－0196－03
　　
　　一、德国上将埃里希·鲁登道夫的总体战战略思想简述
　　埃里希·鲁登道夫系德国上将，生于1865年，卒于1937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历任西线第2集团军司令部军需长（相当于副参谋长，负责后勤）、东线第8集团军参谋长、东线德军参谋长，直接指挥了德军对俄军的坦嫩贝格和马祖里湖会战，取得了以弱胜强的重大胜利。1916年8月升任德国最高统帅部第一军需总监（相当于副总参谋长，负责作战），成为德国国防军中仅次于兴登堡的第二号人物和战争的实际指挥者。鲁登道夫一生中撰写过多部著作，但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是他于1935年撰写出版的《总体战》一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该书一直受到诸多贬抑，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国一般对此书持否定态度，将《总体战》一书作为“号召复仇、号召加速准备新的世界大战的书籍”和“构成德国法西斯军事学说的重要基础之一”来加以批判。的确，从政治上讲，鲁登道夫作为资产阶级军事家的一个典型代表，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抱有刻骨的阶级仇恨。鲁登道夫极端反动的狭隘民族主义、军国沙文主义和对战争的狂热在其《总体战》一书中都能得到极鲜明的反映和体现。然而，但就学术研究的目的来说，从战略理论和战略思想史的梳理和考察的视角上看，《总体战》却不失为一本很有价值的战略思想名著。本文正是从这样的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简述鲁登道夫的总体战思想，并考察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这一战略思想的战略实践。
　　鲁登道夫的总体战战略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总体战》一书中，该思想在“二战”中被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全面付诸实践。正因如此，长期以来，在常人的印象中，“总体战”理论似乎是一种仅为法西斯侵略者和军国主义势力所特有的反动军事理论，而与无产阶级军事学说格格不入。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和偏见。因为“总体战”思想的基本内核并非由法西斯、帝国主义发明和固有，“总体战”思想的产生具有极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物质基础，它是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军事思想上的集中反映，是由历史本身的逻辑创造的，为世界和全人类所共有。“总体战”理论作为一种战略思想是对人类历史上已发生的“总体战”战争形态的一种思想上的总结和理论化的抽象。正如我国国际战略思想和战略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时殷弘教授所指出的，从19世纪中叶以来“因为民族主义、大众政治和现代意识形态导致投入战争的兵员数量和经济资源急剧增加，并且塑造了总体性的战争目的，从而使得战争规模突飞猛进，战争技术也产生相应的变革。”［1］ 另外，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突进，战争技术特别是武器技术出现革命性进展。正是以上两大方面全部结合起来，“伴随着战争规模和战争技术的变更，出现了民族主义和工业化时代的总体战。”“总体战经过19世纪的预演，法国大革命战争、拿破仑战争、美国内战等战争的预演，成为20世纪世界政治的头等决定因素。”［1］ 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作为总体战的巅峰形态，以其极端的残酷性、持久性、破坏性全面展示了总体战的战争形态、运转方式和波及范围及深度。
　　鲁登道夫的《总体战》（Total War）一书最早于1988年在解放军出版社的组织和支持下由戴耀先翻译成中文出版，2005年解放军出版社再版《总体战》等一批外国军事名著，译者戴耀先对第一版做了重新校对和修正，译文更加准确精炼。笔者对鲁登道夫总体战思想的介绍就是依据的《总体战》2005年中文第二版。鲁登道夫的《总体战》一书共分为七章，分别是第一章总体战的本质、第二章民族的精神团结是总体战的基础、第三章经济与总体战、第四章国防军的兵力及其内涵、第五章国防军的编成及其使用、第六章总体战的实施、第七章统帅。在第一章中鲁氏根据自己对“一战”的切身体会进行了反思和总结，指出“一战”是不同于以往的、是总体战性质的战争形态。“总体战不仅是针对军队的，也是直接针对人民的。”“只有当整个民族的生存真正受到威胁，全民决心投入战争时，总体战才能付诸实施。这一特性是由总体战的本质所决定的。”［2］ 鲁登道夫指出了总体战的本质，“总体战的本质需要民族的总体力量，因为总体战是针对民族的。”更重要的是，根据“一战”的经验，鲁氏提出“战争的本质发生了变化，政治的本质发生了变化，政治与战争指导的关系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战争和政治服务于民族生存，但战争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体现。因此，政治应为战争指导服务。”这样以来，“克劳塞维茨的全部理论应被推翻。”［2］ 可见，鲁氏根本否定了克劳塞维茨关于政治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战争为政治目的服务的理论。为了满足总体战的需要，鲁氏提出了“总体政治”的新概念，这种政治“谋求民族生存和理解总体战需要”，“将直接成为民族政治并自愿为战争服务”。但是，总体战和总体政治“具有同一目标：维护民族生存。”［2］ 另外，鲁氏还结合德国的实际，阐释了总体战实施中军队与人民、物质力量与精神状态、战斗意志、前线与后方等之间的关系。在第一章中鲁登道夫提出了若干重要的理论概念和范畴，初步阐述了总体战思想。在第二章中，鲁登道夫集中论述了民族的精神团结之于总体战的极端重要性。“军队扎根于人民，是人民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民的力量表现在其体力的、经济的和精神的力量上，并决定了军队在总体战中的力量强弱。”鲁氏特别指出，“精神力量在维护民族生存的斗争中是必不可少的，它可以使军民团结如一，休戚与共。”“精神团结能最终决定这场争取民族生存战争的结局。”［2］ 鲁氏提出，“在德国，犹太人和罗马教廷及其帮凶利用社会和经济的弊端，瓦解人民的团结。”他还依照德国在“一战”前和中的情况，臆造出了一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犹太人、罗马教廷在德国民众中活动而造成德国精神团结的分裂的理论，并将他们冠以“民族破坏分子”的帽子而加以抨击和污蔑。在鲁氏看来，正是这些民族破坏分子使德国“民族的精神团结彻底瓦解，抵抗能力丧失殆尽”，以至于德国在“一战”中遭受惨败。于是，鲁登道夫从中得出经验教训，“对任何一国人民来说，最为紧迫的任务是，认清破坏其团结的残忍的敌人，以及造成分裂的原因，并对破坏分子采取严厉措施，促成民族的团结。”“而总体战领导的最为紧迫的任务是，要求总体政治领导推动民族团结，而这本来就是总体政治所应负的民族任务。”［2］ 在鲁氏看来，“对民族团结的本质及其基础也必须持正确看法”，“如同要求对敌人有一个正确认识一样”。“一个民族的精神团结现在是、将来仍然是领导总体战的基础。只有将种族遗产和民族信仰协调统一，只有对生物的、精神的法规和种族遗产的特性倍加重视，才能实现民族团结。”鲁氏在分析和评判日本民族、基督教世界、苏俄民族的种族特性和宗教信仰与各自民族精神团结的关系的基础上，说明了德国民族精神团结的基础和如何取得这种团结。“德国的宗教意识保证了德国有自己的宗教生活，它是我们民族精神团结的基础。”而要取得这种团结既需要“尊重种族的和精神的法规”来获得“一个精神健康、身强力壮的民族”，又需要“国家即总体政治和总体战领导必须采取一些特别措施（比如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定严惩泄露军事机密者的法规、禁止集会、逮捕不满分子以及对铁路交通和广播进行监督等等）”。在普遍意义上，鲁登道夫认为，“在总体战中，人民是中心，总体战的领导必须考虑人民这一因素。总体政治应为总体战领导提供人民的力量，并为维护民族生存而服务。只有尊重种族的和精神的法规，才能将民族、战争指导和政治凝聚为一个强大的统一体，成为维护民族生存的基础。”［2］ 在第三章中，鲁登道夫主要论述了经济与总体战的关系，论证了经济基础对于总体战的重要意义。鲁氏在此所指的经济主要是“与民族生存以及人民和军队供给有关的原料问题”。“在经济领域，军队和人民也构成一个强大的统一体。总体政治和总体战领导应在平时就对这一点有足够的认识。他们必须对下列重大问题进行认真审察：依靠国内力量能为全民和军队的生活需求、尤其是作战提供什么保障？必须从国外进口哪些原料？战争爆发后进口能否维持？国家出海口是否仍能畅通？是否会因海战或敌国封锁而被封闭？”鉴于德国在“一战”中的教训，鲁登道夫特别强调要注意研究这些问题。此外，鲁登道夫还提出了“与人民和军队的经济供给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国家的金融状况，以及国家为战争动员和作战将要采取的财政措施。”鲁氏指出，“这是一个总体政治能为总体战服务的巨大领域。”鲁氏认为，在总体战中每个国家在整个经济领域包括财政领域所采取的措施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无非是人民和军队的供应要充裕，必须确保战争的进行。”为了保证总体战的顺利进行，总体政治应该发挥作用，它应为总体战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充足的财政供应。因为“财政的组织对人民和军队各种生活必需品和作战器材的供给至关重要”。在总体战经济中，“人民和军队的食品、饲料、燃料供给是头等大事”，而“以各种战斗装备武装军队，是经济的另一个重要任务，也是一国总体政治的重要任务”。关于这些都必须由经济提供，或是来自国产或是来自进口，但是必须立足于国内经济，在战争开始前做好各方面的扎实准备。另外，从“一战”的经验中，鲁登道夫特别指出了“以战养战”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占领区又可为军事装备的各个领域提供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原料。在总体战中，可向每个占领区提出类似要求。”对平时和战时经济的管理问题，鲁氏提出了“统制经济”这一概念，承认了集中管理的必要性。在这一章中，鲁氏还将“民族精神团结和经济”之于总体战的意义合起来做了论述，指出它们是“两个不同领域，实际上它们是互为影响的，对总体战领导来说缺一不可。”也许正是出于对自己这一新理论的自信，鲁登道夫特别指出了克劳塞维茨理论的不足，“克劳塞维茨在他的《战争论》中，对民族团结的必要性和经济对战争的意义很少论及。”［2］ 在第四章中，鲁登道夫系统论述了进行总体战的主体力量——国防军的兵力及内涵。鲁氏认为，根据总体战的性质和特征要求，“必须在战争开始之际，将由全民力量组成的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和编制合理的军队提供给军事当局，而不应留待开战后在各方面进行补救”。鉴于德国在“一战”中的深刻教训，鲁氏提出，“在战争中，数量常常起着决定性作用”，“对数量的意义必须有深刻而坚定地认识，不允许有丝毫含糊。”为此，必须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实施总体战的全民自卫力量需在平时准备就绪，战争一经爆发便可投入战斗，这是在维护民族生存斗争中必不可少的要求”，因为“它渊源于总体战的本质”。战时的军队既包括平时的常备军，也包括预备役部队和后备军。鲁氏认为，要重视良好的军事训练（包括体魄和意志的锻炼）和装备的精良，但最重要的是培养军队的为民族生存而战的战斗意志；还要重视对战争需要的“技术辅助器材”（诸如铁路、运输车、军舰、飞机、坦克等）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尽管技术辅助器材是必不可少的，但“最终还是要看掌握技术辅助器材的人”，“人和技术这两个因素构成了军队的实力”，“然而人总是处在第一位的”。结合德国的实际，鲁登道夫还论证了，在总体战中，军官、士官和士兵是军事力量主体，要依靠军事教育培养他们的军纪意识、战斗能力、种族优越感和民族精神及感情。鲁氏尤其重视精神力量的作用，指出“总体战所要求的民族团结和军纪都建筑在德国宗教意识之上”，“精神创造胜利”，“坚强的精神创造胜利，同时还需要健壮的体魄”，而“德国的宗教意识能造就坚强的精神，铸造健壮的体魄。”最后，鲁氏说明了国防军的内涵和对于总体战的重要性，“数量、训练和装备是一支军队的外表，只有精神的和道德的内涵才能赋予军队以力量，使其坚持旷日持久的总体战。”［2］ 在第五章中，鲁登道夫全面论述了国防军的编成及使用方面的问题。他认为，军队应按照任务区分编成陆、海、空三个军种，“三个军种的价值因国家不同而异”。鲁氏还详细论证了三大军种的不同编制体制特点和战役战术使用特性。在第六章中，鲁登道夫集中论述了总体战的实施过程。他首先指出，“以为战争必须由宣战开始，是一种错误观点”，特别强调战争发动的突然性，主张“不宣而战”和“先发制人”。他将总体战的实施分为“战争准备”、“战略展开”和“战争的过程”三个紧密相连的阶段，主张集中优势兵力、选准主攻方向、三军密切协同、速战速决。在第七章中，鲁登道夫主要从总体战领导的角度论证了“统帅”的重要作用。“所谓统帅，系指以其头脑、意志和心灵为维护民族生存而领导总体战的人。”他主张统帅在战时必须拥有绝对的权力，“统帅的决断和意志必须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具有权威性”，甚至“统帅应为政治规定战争指导中政治所应遵循的大政方针”，当然统帅本身必须具有极高的个人品质和魅力，因为“总体战对统帅的要求可谓无边无际”。［2］
　　二、鲁登道夫的总体战观点在纳粹德国“二战”中的战略实践
　　纳粹德国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总体战的最高实践形态，纳粹德国的军事思想和军事战略是在吸收应用20世纪30年代诸多最新军事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总体战理论发挥了重大作用，德国先进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曾长期领先于盟国，保证了“二战”初期纳粹德国取得的重大胜利。从大战略层面讲，纳粹德国实行的是总体战战略，鲁登道夫作为法西斯总体战理论的创始人，他的总体战战略思想在二战中得到了全面的实施和实践检验。
　　《总体战》一书中所阐述的国防经济学观点为法西斯采纳，纳粹德国为发动世界大战逐步建立了“总体战经济体制”。总体战要在国家垄断的基础上，在经济上消除平时和战时的区别，创立一种平时和战时通行的经济形态。为此，法西斯势力全面改造了德国经济体制，实现了国民经济军事化，走上全面扩军备战的道路。具体表现在：设立法西斯经济管制机构，由法西斯垄断集团统制国民经济；优先强力发展军工工业，产业结构军事化；强制推行资本垄断集中，实现“卡特尔化”；国家垄断对外贸易，控制农业和农产品；加强对劳动力控制，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打造战争财政税收体制，积累军费资金。法西斯德国的这些经济政策都是为了建立牢固的“总体战经济体制”，为发动世界大战提供坚实的经济物质基础。这种经济体制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纳粹德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满足法西斯的对外侵略需要，1939年9月战争爆发后，希特勒曾宣称，德国六年的军费开支总额为900亿马克。［3］
　　鲁登道夫的“不宣而战”、“先发制人”、“突然袭击”、“速战速决”的军事战略主张成为“二战”中纳粹德国主要军事战略“闪电战”的理论来源之一。“闪电战”理论的形成具有坚实的客观物质技术基础，更需要先进军事思想的积淀吸收。希特勒德国在“二战”中奉行的军事战略和主要作战形式“闪电战”是在吸收借鉴诸多先进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如杜黑的“空战制胜论”、富勒和古德里安的“坦克机械化作战理论”等，鲁登道夫在总体战理论中的相关主张无疑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闪击战略是纳粹德国狂妄扩张野心的必然产物，也是近代德国军事思想发展的逻辑结果。”［4］ “闪击战”理论在纳粹德国的总体战实践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成为主要作战形式和进攻方式，在“二战”中的确曾创造了辉煌的战绩，在这里鲁登道夫的理论贡献应予以肯定。
　　《总体战》一书中所阐述的国防军动员和军备建设思想亦在纳粹德国的“二战”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鲁登道夫基于对现代战争规律和特点的深刻认识，指出现代战争规模空前扩大，关系到民族的生死存亡，已非单纯军事力量所能制胜，而是精神、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综合较量。需要参加国的全体人民参加，进行总体战。他提出要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建立常备军、预备役和后备军相结合的军事编制体制，实行平时和战时相结合的备战体制，强化战争物资储备和军事技术装备力量的建设，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体系等，这些理论和政策主张在纳粹德国的侵略战争实践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总体战》一书中主张为了实施总体战，必须培育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团结，塑造种族特色和宗教意识，为此应采取特别措施等思想也在纳粹德国的总体战理论与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纳粹法西斯势力以“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幌子，鼓吹加强德意志民族精神团结，宣扬种族优劣论，竭力掩盖对外战争的侵略性质，强化专政机器，在国内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加强舆论控制，营造支持侵略战争的氛围等做法无不充满反动的、侵略的军国主义色彩。鲁登道夫关于这方面的相关思想难辞其咎，成为法西斯邪恶理论的来源之一，并在战争实践中得到大力贯彻。
　　《总体战》一书中关于总体战领导中统帅作用的思想，强调统帅的绝对权威的主张以及政治为战争服务的思想也为希特勒所接受和实践。希特勒为使德国全面走上对外侵略战争的道路，在国内大肆攫取国家权力，实行个人军事独裁统治，使领袖意志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国内营造了浓烈持久的个人崇拜。纳粹党控制国家政权的各个领域，使国家政治为总体战服务，以战争为中心而调动国家的各种资源。这些做法都能充分体现出鲁登道夫关于战争与政治、统帅与战争的观点。
　　注 释
　　1 时殷弘著.从拿破仑到越南战争——现代国际战略十一讲［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3：18～19
　　2 〔德〕埃里希·鲁登道夫著.总体战（戴耀先译）［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6、13～14、15、18、21、23、29～33、35、40～43、51、53、57、63、67～70、72、74、78、80、82、86～87、116、141、152、158
　　3 〔德〕卡尔·哈达赫著.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66
　　4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室.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研究论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81
　　参考文献
　　1 〔德〕埃里希·鲁登道夫著.《总体战》（戴耀先译）［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
　　2 时殷弘著.从拿破仑到越南战争——现代国际战略十一讲［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3
　　3 戴耀先.法西斯总体战理论的奠基之作——总体战实施［J］.军事历史，2006（5）
　　4 朱懋铎.试论二战前希特勒的“总体战争经济体制”［J］.史学月刊，1993（1）
　　5 纪胜利.试论纳粹德国的闪击战［J］.求是学刊，1996（2）
　　6 周中林.试论二战初期德国迅速攻占欧洲诸国的原因［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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