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光明日报》三个报头看时代变迁] 光明日报报头

　　中国的报头和刊名，很少用印刷字体，多系名人墨迹。这些名人又多半是在世的政要，因而这些报头和刊名字迹的变化，可以成为时代变迁的写照。《光明日报》自创刊以来三个报头的替换，正可见一斑。
　　1949：创刊伊始的平实
　　1949年6月16日，《光明日报》在行将定都的北平创刊，其身份是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机关报。在八个与中共合作的民主党派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虽因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等“大佬”而名列首位，但就创建历史与沿革而言，真正在当年的现实政治中具有重大影响的，首推民盟。这大概就是民盟得以独自创办机关报的缘由罢。
　　创刊伊始的《光明日报》，由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出任社长，也是其来有自。在国共内战中，民盟因与中共合作，致1947年底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被迫解散。1948年初，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由沈钧儒和章伯钧以中央常委身份领导民盟。以章伯钧对欧美政治体制的推崇，虽然承认和接受中共的领导，但其根本出发点体现在为《光明日报》的创刊题词：“我们为实现人民的民主奋斗。”发刊词《团结一致建设民主新中国》将办报的宗旨和风格归结为这样四条：一是负责的态度，二是服务的精神，三是建设的批评，四是忠实的报道。章伯钧看重《光明日报》，甚至在共和国成立之后出任政务院部长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之后，仍兼任社长一职。
　　创刊号的头版，右上角的报头是自上而下的四个黑顿顿的颜体楷书，中栏偏右是毛泽东的题词墨迹：“团结起来，光明在望。庆祝光明日报出版”。左侧是朱德的题词：“民主光明”，其篇幅仅为毛的1/4，不甚醒目。其实毛泽东题词虽较为醒目，但也仅占通栏的1/4，处理规格远非后来的六七十年代可比。朱德题词的篇幅不成比例，多半是缘于钢笔或铅笔所写，线条太细，加之文字又少，故难以放大。
　　《光明日报》网上纪念馆称创刊报头系沈钧儒所书，不确。倘系沈氏所书，则1958年不必替换；再则，创刊之初，该报曾刊登时任民盟副主席沈钧儒的题词墨迹，录1948年1月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政治报告中“本盟自成立伊始，即宣布以实现中国之民主、和平、独立、统一为本盟奋斗之基本目标”这一段文字，字体与报头不符。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提供以下史料：其母李健生擅长书法，当年民盟致中共的信函即由她誊写。人民英雄纪念碑建造之初，她被聘为建筑委员会委员，系周恩来提名。周了解李健生懂书法，认为对碑文的设计可以出些力。《光明日报》筹备创刊时，章伯钧甚为兴奋，让其妻通宵题写报头，“一夜之间不知写了几百个光明日报”。“一夜之间写了几百个”显然是夸张，但亲闻双亲的述说当不致有误。李健生擅长书法的事实，在他人有关的回忆文字中也得到印证。
　　笔者以为章诒和所说《光明日报》创刊时报头乃李健生墨迹是可信的。以章伯钧在《光明日报》创刊之际所处的地位，以其惯有的作派，当然还有当年能得参与起草《共同纲领》的时代氛围，由其志同道合而擅长书法的妻子书写报头是合乎其性情的。
　　为《光明日报》创刊题词的，不仅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领袖和要员，也有郭沫若、马叙伦、彭泽民、陈叔通、陈嘉庚等民主人士和社会活动家，甚至还有徐悲鸿这样的艺术大师。
　　1952年12月，《光明日报》改为由各民主党派合办，社长仍为章伯钧，总编辑胡愈之（1933年加入中共，公开身份则为民盟要员）已于1950年12月奉调出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该报以报道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为重心，以高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为读者对象的方针未变，所办的文字改革、文学遗产、哲学、史学等专栏一直为广大知识分子所关注。
　　1955年，胡乔木在一次专门谈《光明日报》办报方针的讲话中，言及毛泽东称赞该报“有许多材料是独出心裁的”。但公允地说，在经历了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的批判，直至1955年对胡风的批判，《光明日报》因其重在文化领域，自然较之其他报刊在这些方面的报道评论要更多些，但也很难说有多少真正独出心裁的东西让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耳目一新了。总之，创刊以来的五六年间，以“平实”来概括，大体上符合《光明日报》的办刊实际。
　　【1958：“多事之秋”之后的改组】
　　1958年元旦，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光明日报》确是“旧貌变新颜”：报头已由原先黑顿顿的颜体正楷替换成红彤彤似有欧体风格的行楷，书写者乃时任民盟主席沈钧儒。倘创刊之际即由沈钧儒书写报头，以其所处的地位，名列民盟主席张澜（1955年逝世）之下而在另一副主席章伯钧之上，亦合乎情理。然而在经历了“反右”运动之后替换报头，应另当别论。
　　在这场政治运动中，章伯钧成为55万（官方统计）“右派分子”的头号代表。夫唱妇随，李健生亦名列其中。保留“右派分子”书写的报头当然大不宜。
　　章伯钧因提出“政治设计院”而成为头号“右派”，其具体过程非本文所要论列。这位身兼社长之职的民盟领导人，如何欲使《光明日报》在创刊以来的第七个年头真正“独出心裁”，倒不妨一议。
　　1950年12月，首任总编辑胡愈之离任之后，先后由宗汉、常芝青（均系中共党员）接任。作为政治活动家，章伯钧任社长的六七年间，《光明日报》的平实并非其初衷，只是时势使然。1956年春，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双百”方针。“春江水暖鸭先知”，章伯钧感觉到《光明日报》应有作为的时机已经到来，遂于这年夏季先后召开首都各界知名人士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宣传部长座谈会，商谈改进《光明日报》的问题。章伯钧在这些座谈会上说：“今年中共中央提出了‘两个万岁’（即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笔者注）以后，情况大大改变，各民主党派对党派的发展，思想上比较有了一致的认识，特别是听到李维汉（统战）部长在人代会的报告以后，大家更加振奋。各民主党派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改进《光明日报》的问题就是在这一新形势下提出的。”“作为各民主党派联合主办的政治性报纸，是为人民服务的报纸，而不是一般性的政治报纸。”“一切政策方针是受共产党领导，这是肯定的。民主党派本身也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各民主党派的任务，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所以《光明日报》的总方针就是宣传社会主义，决不是宣传别的。”在“双百”方针的推动下，思想文化界开始活跃。这年10月，国际上发生“波匈事件”。 　　毛泽东在1957年1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两次讲话，指出“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对待部分人士，“有一些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2月和3月，又连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中共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一再营造“放”的氛围。不同寻常的是，中宣部决定调离《光明日报》总编辑常芝青，撤销报社的中共党组，放手让民主党派独立办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章伯钧力邀当年以创办《观察》闻名的储安平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听闻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传达毛泽东关于“《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的指示，章伯钧与4月初到任的储安平雄心勃勃，要通过“改进”《光明日报》来实现自己的报国理想。
　　5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通栏刊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仅过半个月，5月15日，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仅供党内高级干部阅读的文章中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章伯钧定为头号“右派”的影响最大的言论是“政治设计院”。他在5月1日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说：“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在6月1日召开的同样性质的座谈会上，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表语惊四座的言论。由章、储操控的《光明日报》自然也成为众矢之的。6月14日，毛泽东以转载姚文元《录以备考》为契机，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撰文批判《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基本政治方向，确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7月1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出于对比，在开篇说了一番《光明日报》的好话：
　　《光明日报》工作人员开了几次会议，严肃认真地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方向错误，这种批判态度明朗，立场根本转过来了，由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线。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像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
　　毛泽东在三天前读到《光明日报》刊登的郭沫若对该报记者发表题为《拨开云雾见青天》的关于反击“右派”的谈话，印象颇好，遂指示胡乔木：“郭沫若此篇，请在《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全文播发。”
　　11月11日，《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会议。会议一致决定：撤销章伯钧的社长职务和储安平的总编辑职务。会议并决定民革要员杨明轩为《光明日报》社社长、民盟要员陈此生为副社长兼总编辑。民盟主席沈钧儒等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出席了会议。11月18日，杨明轩主持召开改组后的第一次社务会议，通过《光明日报编辑方针》：
　　《光明日报》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主办的报纸。它的基本任务是：贯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宣传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文化教育的建设和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的思想改造。它的主要读者对象是：中上层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
　　根据上述的特点，决定今后的编辑方针如下：
　　（一）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统一战线工作部直接领导下，宣传报道国内外大事，并定出每个时期的宣传报道中心任务。
　　（二）以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活动为宣传报道的重点。注意典型报道、经验介绍和建设性的批评，多发挥报纸对于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
　　（三）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力求宣传报道的多样化；倡导对重大问题展开辩论。
　　1958年元旦，改组后的《光明日报》替换成由沈钧儒题写的报头（周恩来誉沈为“中国民主人士左派的一面旗帜”），正是顺理成章的选择。平心而论，如果不是处于政治风云变幻而改换，那么不但沈钧儒较之李健生更为适宜，而且作为报头，行书较之正楷更具书法的美感。
　　新的编辑方针强调宣传“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的思想改造”也是时势使然。1958年3月中下旬，《光明日报》突出登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社会主义改造促进大会”的报道。沈钧儒的开幕词、黄炎培等人的讲话，一字不漏、全文发表。其中最突出、最具分量的是郭沫若的讲话。这位不久前与宋庆龄一起坐在毛泽东两侧，参加有几十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与会的莫斯科会议的无党派人士，在欢呼工农“大跃进”的同时，痛贬知识分子：“在旧时代一般都是统治阶级的代言人，阶级统治的忠臣孝子。这种人是最缺乏劳动观点的，他们最看不起劳动人民。他们谄上傲下，对于统治阶级是必恭必敬，对于劳动人民是唯我独尊。认真说，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旧时代就都是助纣为虐的狗腿子，他们倒正是罪浮于桀纣的。在反右派斗争中，从知识分子里面涌现出了不少的大中小右派，决不是偶然的事。”郭沫若在讲话的最后高呼：“让我们拿出吃奶的力量来，紧追紧赶，赶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前线去！”
　　1961年12月，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光明日报》在“东风”文艺副刊上发表民主人士的诗作，其中有两首七绝：
　　麦苗肥壮谷登场，谁信当年一片荒？
　　排灌齐全轮作好，芦台今日是粮仓。
　　——《芦台农场》
　　薯曝墙头菜挂檐，棉田片片麦无边。
　　农村活跃歌声里，绿女红男夕照前。
　　——《藁城农村》
　　毛泽东在这年岁末的《光明日报》上读到这些出自民主人士的作品，称赞“这几首诗好”，当即让机要秘书印发给正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要员，以印证“形势大好”并非虚言。
　　
　　【1967：穆欣制造“毛泽东亲笔题字”的错觉】
　　《光明日报》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力求宣传报道的多样化，倡导对重大问题展开辩论”这条编辑方针上，还是尽可能顾及受众对象，作了相应的努力。除该报所办的“文学遗产”、“史学”、“哲学”等专栏为知识分子所关注，各类学术争鸣也是有别于其他报刊的一个特点。其中影响最大的两次争鸣恰好贯穿于这一历史阶段始末，其领衔人物又恰好是身兼中国科学院院长和中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 　　1959年1月《文学遗产》第245期刊出郭沫若的《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提出替曹操翻案的问题。2月中旬《史学》第152期发表翦伯赞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编辑部在文前加“编者按”，正式开始了这场文学和史学的争鸣。3月下旬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替曹操翻案》，《光明日报》于次日全文转载，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在郭沫若来说，替曹操翻案还有另外的用意（结合几乎同时问世的历史剧《蔡文姬》，当不难体察），但参与争鸣的文史专家不在少数，故对于促进学术的繁荣还是不无裨益。
　　1965年6月，《光明日报》连续两天刊登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否定王羲之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的作者，引起书法界乃至文史界的轩然大波。南京文史馆馆员高二适以《〈兰亭〉的真伪驳议》与之辩论。该文经由章士钊转寄毛泽东。毛以“笔墨官司，有比无好”促成该文以手迹影印发表，从而展开了一场吸引诸多学界名流的学术争鸣。书法不同于文学、史学，是一种较为抽象而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艺术类型。这是众多学者即使在风声渐紧的1965年之夏，仍然敢于争鸣的重要因素。也正因此，这场真伪之辩被一些论者视为成功体现了“双百”方针的学术争鸣。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读过郭沫若呈寄的《〈驳议〉的商讨》清样后，复信称赞“文章极好”，其中有一段重要的文字：“看来，过分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在还不乏其人，有所批评，即成为‘非圣无法’，是要准备对付的。”毛泽东是一位战略家。这年年初，在制定社教“廿三条”时，他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作出“刘少奇必须下台”的决断（1970年12月与斯诺的谈话）。随后，江青得到柯庆施支持，在上海通过张春桥组织姚文元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这篇历时8个月、数易其稿、经由毛泽东审定的“檄文”，揭开了“文革”的序幕。
　　在1966年春夏批判吴晗、邓拓、周扬的“文革”初期笔战中，《光明日报》有两次异于其他报刊的动作。一是5月上旬发表署名何明（即关锋，不久便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擦亮眼睛、辨别真伪》，与同日发表于《解放军报》的署名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大增刀光剑影的肃杀氛围。二是7月上旬该报总编穆欣发表《“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全国各报转载。也许是穆欣自储安平辞去《光明日报》总编辑后接替有功，使这家名义上由民主党派主办的报纸卓有成效地贯彻新的编辑方针，获得高层的赏识，穆欣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正是在他的运作下，《光明日报》的报头在1967年元旦替换成毛泽东墨迹。
　　当此“全国全面内战”（毛泽东语）展开之际，得有毛泽东的题字，对于仍然担任总编辑的穆欣来说，似乎是护身符。殊不料，就在这个月中旬，江青令穆欣从“中央文革”驻地钓鱼台回报社，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从此穆欣一蹶不振，竟至于一年后入秦城监狱，被关押8年之久。笔者当年看到小报所载穆欣的种种“罪状”，其中一条“政治骗子”竟缘于报头的替换。原来毛泽东并未为《光明日报》题写报头，所采用的墨迹出自毛泽东1963年1月9日书赠周恩来《满江红?和郭沫若》之小跋“郭词见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光明日报》”。报头替换之初，配合发表“热烈欢呼毛主席题字”之类的文字，确实也使不明就里的读者产生《光明日报》得能厕身同获毛亲笔题写报头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之列的错觉。当然，穆欣的遭难绝非此举。巧合的是，《光明日报》新报头启用的当天，包括该报在内的全国所有报纸，都在头版刊登毛泽东的“满江红”词墨迹，只是“郭词见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光明日报”的这件已为2月9日书写的另件所取代。令穆欣既高兴又不安的是，在节日的头版刊登毛泽东诗词墨迹，此种带有个人崇拜色彩的版面安排其实出自该报的首创，而今则已非《光明日报》的专利。
　　1964年春节，《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通栏刊登毛泽东的《采桑子?重阳》墨迹，第二版配发郭沫若的诠释文字《“寥廓江天万里霜”》。1965年春节，该报又在头版头条通栏刊登毛泽东的《清平乐?蒋桂战争》墨迹，第二版配发郭沫若的《“红旗跃过汀江”》，内称毛泽东诗词“成为了诗词的顶峰”，毛泽东墨迹“成为了书法的顶峰”，并且匪夷所思地称赞这幅墨迹极其生动地体现了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的原则。1966年春节，该报又在头版头条通栏刊登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墨迹，在第二版配发郭沫若的《“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与往年不同的是，全国各大报纸转载了毛词墨迹，甚至有不少报纸还同时转载郭沫若这篇六千余字的诠释文字。这种各地闻风而动的响应，发生在“文革”的前夜，正是个人崇拜的一个写照。
　　《光明日报》报头换成毛泽东墨迹，未使穆欣因此受益，但并不逆拗毛泽东的旨趣。据穆欣披露，早在1964年即已报请毛泽东为该报题写报头，未为允准；1966年“文革”兴起，以变通之法再度报请，遂有1967年元旦的替换。 1949年创刊之初，章伯钧未请中共领袖题写报头，自然是出于其政治理念。1958年改用沈钧儒题写的报头，显然是顾及该报由各民主党派联合主办，顾及毛泽东不久前强调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与统战政策。
　　毛泽东一向极为看重舆论宣传的作用。1964年夏秋间，面对声望如日中天的刘少奇，毛泽东竟在一日里接连主动给三位省市委第一书记写信，为的是更换当年由自己书写的报头，并明确指定在当年国庆节改换。在具有特殊政治意义的国庆节同时改换，这就产生了效应，启发各地报刊群起仿效，至1965年元旦，改换为毛泽东题写报头的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报刊竟达十余家之多。毛泽东不惮其烦，竟至《中学生》、上海《青年报》这样的报刊亦有求必应。1966年8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热潮遍地之际，全国各报刊均在头版刊登毛泽东为《中国妇女》和《新北大》的题字墨迹，并发表“热烈欢呼”一类的文字，阐发“重大意义”。纵然如此，数月后《中国妇女》还是停刊了。为《新北大》题字显系对北京大学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褒扬所及。这张北大校报自然也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式微而难为世人知晓。
　　据穆欣披露，1967年元旦前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报纸问题，抬起右手伸出两个指头说：报纸不必要这许多，过去影响大的是申、新两报（即1949年之前上海出版的有全国影响的《申报》、《新闻报》）。陈伯达接着说：北京就留一个《人民日报》、一个《光明日报》，除军报外其他报纸可以停刊。毛泽东未置可否。“文革”期间，世人知晓的确实也就是中央的“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毛泽东认可报头的替换，《光明日报》未停刊。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展开之后，该报所刊发的冯友兰、华罗庚、张永枚等文化人的诗文，还是多少为知识分子所关注，也算是特殊年代希图保持自身特色所留下的若干印记罢。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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