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文化经历了几种心态变迁【高启的心态变化与诗学思想变迁】

　　关键词： 明代文学；高启；北郭诗人；吴中四杰；杨基；山林作品；台阁作品 　　摘要： 高启一生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出仕张吴时期、明初为官时期、退隐时期。出仕张吴时期，高启的心态以闲适为主，其诗歌创作带有明显的山林气息。明初为官时期，高启的心态以畏祸为主，他一方面向文坛的主旋律靠拢，写作了不少台阁之作，另一方面又用大量私人化作品表达自己的压抑与哀怨。退隐以后，高启的心态以颓废为主，既无法写出较好的台阁作品，也无法像元末那样写出较好的山林之作，最终导致了山林与台阁的双重失落。
　　中图分类号： I207.22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12)02－0033－06
　　一、出仕张吴时期——“山林之英杰”
　　高启少年时代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我少喜功名，轻事勇且狂。顾影每自奇，磊落七尺长。要将二三策，为君致时康。公卿可俯拾，岂数尚书郎”（《赠薛相士》）〔1〕。但由于元政权贵族化、军事化的政权性质及其对汉族知识分子的特殊政策，高启很快对政治丧失了信心，“应缘少学与时违，不习弓刀诵文典”〔1〕（《次韵杨孟载早春见寄》）。
　　 元至正十六年（1356），张士诚占据平江（今苏州），开启了其以平江为大本营的据吴时代。这一事件对吴中文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顾瑛、杨维桢为代表的老一辈吴中文人纷纷逃离平江，拒绝加盟张吴政权。而作为新秀的高启等人（如“北郭诗人”），纷纷加盟其中。据傅（虎冬）强考证，高启曾在张吴政权内担任“记室”一职，并于至正二十年（1360）放弃了这一职位〔2〕。高启的好友王行、张羽、徐贲等人也都纷纷任职〔3〕。
　　 当然，对于他们的任职，需做两点说明：（1）他们只是担任虚职，并没有太多的实际参与政事，且来去自由。最典型的如杨基，“先是被聘入张士诚幕下为记室，不久谢去，为饶介客”〔4〕。（2）张士诚既没有给他们太多实权，也未对其行为进行过多约束。从整体上看，他们在张吴政权下基本处于“依违其间”的状态。
　　 因此，高启此时的心态以“闲适”为主。他在《代送饶参政还省序》中描述自己的任职状态是：“且接尊俎之余谈，乐图书之清暇。”〔1〕尤其是至正二十年（1360）迁居娄江后，其行为与心理状态是自由的。一方面，张士诚据吴保证了吴中的稳定，为其活动提供了安定的环境；另一方面，他刚刚结束两年的吴越漫游经历，羁旅之疲惫让他更加珍惜闲散的生活。这种心态直接影响到了高启此时的诗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娄江吟稿序》中：
　　 凡可以感心而动目者，一发于诗。盖所以谴忧愤于两忘，置得丧于一笑者，初不记其工不工也。积而成帙，因名曰《娄江吟稿》。若在衡门茅屋之下，酒熟豕肥，从田野老相饮而醉，拊缶而歌之，亦足以自适矣。〔1〕
　　此序涉及到诗歌创作的三个层面：（1）在诗歌功能上，“足以自适”；（2）在表现手法上，不事雕琢，所谓“初不记其工不工”；（3）在写作范围上，“凡可以感心而动目者，一发于诗”，所谓“得江上之助”。三个方面相辅相成，又以“自适”为核心，体现了诗歌“缘情”的本质观。
　　 以此为根本，高启此时的诗歌呈现出“狂”、“真”、“趣”的审美特点。“狂”表达了张扬自我的人格，“真”表达了闲散自由的情感，“趣”表达了高雅脱俗的人生趣味。最能体现其诗“狂”的内涵的莫过于《青丘子歌》：
　　 青丘子，臞而清，本是五云阁下之仙卿。何年降谪在世间，向人不道姓与名。蹑履厌远游，荷锄懒躬耕。有剑任锈涩，有书任纵横。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舍下七十城。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赓。田间曳杖复带索，旁人不识笑且轻。谓是鲁迂儒、楚狂生。〔1〕
　　 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杨维桢的《大人歌》与《道人词》。二人在诗中都表达了独与天地往来、傲视世间万物的性情。但高启的“狂”偏重于真实情感的流露，所以在诗尾尚有“向水际独坐，林中独行”的沉吟与思考；而杨维桢的“狂”则带有不平、颓废与愤懑，其上天入地的遐想只是欲望的延伸。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二人心态的不同：杨维桢从元代官场退隐以后，是以一种纵欲、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表达颓废与不满；而高启选择隐居娄江之后，则能享受闲适与自由：
　　 野性崇俭陋，经营惟苟完。闲窗俯平畴，幽扉临远湍。岂忘大厦居，弗称非所安。披榛始来兹，霜露凄以寒。谁云远亲爱，弟子相与欢。室中有名酒，岁暮聊盤桓。（《迁娄江寓馆》）〔1〕
　　 天性本自慵，强使赋载驰。发言恐有忤，蹈足虑近危。人生贵安逸，壮游亦奚为？何当谢斯役，归守东岗陂。（《我昔》）〔1〕
　　 第一首写迁居娄江时的心理体验，第二首是对过往经历的总结，都表达了高启闲散、慵懒的本性与出仕的矛盾。在经过了短暂的出仕体验后，高启找到了“真实”的自我——“野性崇俭陋”、“天性本自慵”。
　　 和“狂”与“真”相比，“趣”的内涵更难把握。如果说“狂”与“真”因其有较多的主观色彩而偏于情感的宣泄的话，“趣”则因较为抽象的审美体验而偏于心灵的超脱。在元末，“趣”基本是吴中文人普遍的诗学理想，但又因个体差异而展现出不同的风貌。杨基性格较为张扬，且和高启关系较密，诗中往往不乏“谑趣”。高启眼睛生病，医生劝其止酒，杨基不但奉劝高启不要戒酒，还把劝高启戒酒的医生说成“庸医”：“我今劝君饮，君意无媕婀。庸医或见责，请示眉庵歌。”（《季迪病目医令止酒因作此劝之》）〔5〕张羽当过书院山长，深受理学浸染，故诗中充满“理趣”：“静观因悟性，耽听欲忘言。何由驻尘鞅，迢递一寻源”（《潭上偶咏》）①。而高启作为一位浪漫的理想主义诗人，则始终把“意趣”作为理想的审美境界。他的大量写景绝句都体现了这一点，而且多为组诗，如《观军装十咏》、《师子林十二咏》、《余氏园中诸菜十五首》等。
　　 可见，张士诚据吴时期，高启的创作明显带有山林气息。从价值观上看，这是高启隐逸人格的集中体现；从审美观上看，这是高启对真实自我的表达及对自然物象的喜爱。而根本则在于，环境的自由保障了高启在闲适的心态下从事创作。
　　二、入明为官时期——兼综“台阁”与“山林”
　　以“山林”、“台阁”作为与诗歌相对应的体派，始于元代文人。但无论是元中期的黄溍，还是元末的戴良、高启，都未对二者进行价值判断。如高启在评论高士敏（“北郭诗人”之一）的文集时说：
　　 论文者，有山林、馆阁之目，文岂有二哉？盖居异则言异，其理或然也。今观宗人士敏辛丑集，有舂容温厚之辞，无枯槁险薄之态，岂山林、馆阁者乎？（《题高士敏辛丑集后》）〔1〕
　　 高启不但认为“山林”、“台阁”之分是不合理的，而且认为即使如高士敏这样的“在野”之人，也能写出“舂容温厚”的文章。此题跋作于至正二十一年（1361），此时的高士敏只是鄮山书院山长。
　　 高启之所以未对“山林”、“台阁”文学进行价值判断，原因有二：（1）高启此时诗学思想的核心是“自然”、“缘情”，而要达到这种境界，根本在于“得江山之助”，所以高启认为诗歌“工”与“不工”取决于阅历之丰富与否，而不在于位置之高低。（2）高启缺少真正的“在朝”经历，尚未真正体验到“所居之异同”与创作之间的逻辑关系。
　　 首次对“山林”、“台阁”进行高下判断的是宋濂。他说：
　　 山林之文，其气枯以槁；台阁之文，其气丽以雄。岂惟天之降才尔殊也，亦以所居之地不同，故其发于言辞之或异耳。濂常以此而求诸家之诗，其见于山林者，无非风云月露之形、花木虫鱼之玩、山川原隰之胜而己，然其情也曲以畅，故其音也眇以幽。若夫处台阁则不然，览乎城阙宫观之壮，典章文物之懿，甲兵卒乘之雄，华夷会同之盛，所以恢廓其心胸，踔厉其志气者，无不厚也，无不硕也，故不发则已，发则其音淳庞而雍容，铿鍧而鞺鞳。甚矣哉所居之移人乎?（《汪右丞诗集序》）〔6〕
　　 在对“山林”、“台阁”的认识上，宋濂有两点突破：一是把这种认识推及于诗歌；二是对其高下有明显的价值判断。联系明初文坛的特点及宋濂的创作来看，他不但是台阁之耆宿，也写作了大量台阁体的诗文。
　　 而高启等吴中文人的心态及诗学思想，却在元明易代的变革中做出了艰难的调整。在出处的选择上，他们不得不接受朱元璋的“征召”。而且，“被召”之后，他们还要严格履职，担当“责任”。当然，在大明新统的初期，他们也曾对新朝满怀希望。只是随着朱元璋不断对吴中文人打压及其“雄猜”之性的日益暴露，他们的心态才从起初的“兴奋”转变为“畏祸”〔7〕。
　　 高启于洪武元年（1368）被召修史。对此，他的内心是复杂的：一方面，他已经习惯了隐居娄江的闲散生活，不想赴京；另一方面，他又为能进京修史感到自豪。其《召修元史将赴京师别内》集中体现了这种矛盾：
　　 承诏趣严驾，晨当赴京师。佳征岂不荣？独念与子辞……我志愿稗国，有遂幸在斯。加餐待后晤，勿作悄悄思。〔1〕
　　 洪武二年八月，元史修成，高启被授官，初为翰林编修，第二年七月被授予户部侍郎。但高启力辞获准，赐白金放还。
　　 南京三年的为宦生涯，导致高启的诗学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将该期的诗歌辑集为《凤台集》。该书今虽不传，但从其同乡谢徽所作的《凤台集序》中可知这段经历对高启创作的影响：
　　 况金陵之形胜，自六朝以来，尝为建都之地，今其山水不异而光岳混融之气，声灵煊赫之极，则大过于昔焉。登石城而望长江，江左之烟云，淮南之草木，皆足以资啸咏而适览观。季迪虽欲韬抑无言，盖有所不能已者。此凤台之集所以作。②
　　 谢徽从客观上分析了在京生活对高启创作的影响，即“得江山之助”。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南京生活对高启诗学思想最大的影响在于：在适应文坛主旋律的过程中，高启对诗歌本质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他于洪武三年所作的《独庵集序》中：
　　 诗之要：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辨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也。体不辨则入于邪陋，而师古之意乖；情不达则入于浮虚，而感人之实浅；妙不臻则流于凡近，而超俗之风微。三者既得，而后典雅、冲淡、豪俊、秾缛、幽婉、奇险之辞变化不一，随所宜而赋焉。如万物之生，洪纤各具乎天，四序之行，荣惨各适其职。又能声不违节，言必止义，如是而诗之道备矣。〔1〕
　　 “格”即“格调”。就“格”对创作主体的要求而言，主要强调的是诗歌思想之纯正及表达方式之严谨，所谓“体不辨则入于邪陋，而师古之意乖”、“声不违节，言必止义”，其中显然寓含着“雅正”的意思。
　　 在以“雅正”为主导的文坛主旋律下，高启写作了一批“应制诗”，如《洪武二年十月甘露降后庭柏上出示侍从臣启获预观嘉瑞因赋诗颂之》、《封建亲王赐百官宴》、《送安南使节杜舜卿还国应制》等。这些诗，内容以“颂圣”为主，体式以七律或五律为主，风格华丽藻饰，其思想深度及广度都不够。但是，这种写作训练却提升了高启抒情之作的境界，如《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金陵喜逢董卿并送还武昌》等。他在《送沈左司从汪参政分省陕西汪由御史中丞出》中写道：
　　 重臣分陕去台端，宾从威仪尽汉官。四塞河山归版籍，百年父老见衣冠。函关月落听鸡度，华岳云开立马看。知尔西行定回首，如今江左是长安。〔1〕
　　 和元末时的送别诗相比，此诗不再局限于抒发离愁别绪，而是把个人情感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落笔于“知尔西行定回首，如今江左是长安”。诗歌大气磅礴，刚劲雄健，既体现了作为史官的气魄与胸怀，也较为自然地传达了“颂圣”之情。
　　 然而，这只是高启诗歌的一个方面。在京生活让高启深感“为官”之疲惫、客居异乡之孤单。他在大量私人化作品中表达了自己的无奈与哀怨，如《客舍夜坐》：
　　 楼角声残锁禁城，灯花半落夜寒生。啼鸦井上惊风散，残雪窗前助夜明。清时莫嗟人寂寞，中年渐怯岁峥嵘。酒杯诗卷吾家物，客里相亲倍有情。〔1〕
　　 身处雄伟煊赫的“禁城”，作者看到的却是“楼角声残”、“灯花半落”的萧瑟与凄冷。颈联又自问自答：为什么在清明世界中却感到寂寞？原来是岁月渐逝，豪气不再。结尾处，作者才点明自己“思乡”的真正原因：一是那里有“酒杯诗卷”的日子，二是那里有自己眷恋已久的亲人。此时的高启，已不像供职朝廷的官员，而如客居异乡的游子。类似的诗歌还有《送贾麟归江上》、《秋柳》、《吴中亲旧远寄新诗二首》、《逆旅逢乡人》等。
　　 “被召”的经历，让高启在创作的视角、选材、抒情方式、表达技巧上都有了质的提升。除了“应制诗”外，他留下了不少上乘的抒情之作。但是，伴君如伴虎的惶恐、客居异乡的孤单，又在其大量的私人化作品中流露出来。可以说，一方面在适应“台阁”的写作要求，另一方面又不乏“山林”气息的“私人化”写作，构成了高启此时的创作特点。
　　三、退隐之后——“山林”与“台阁”的双重失落
　　“修史”结束后，高启被授予户部侍郎。但高启坚持辞官回乡，也获得了批准。从其所作的《至吴松江》、《始归园田》、《始归江上夜闻吴生歌，因忆前岁别时》等诗可知，高启在归乡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轻松而愉悦的。在张士诚政权时期，高启后来也选择了隐居，还写下了《青丘子歌》这样的优秀作品。按理说，他此次隐居，还应该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因为他至少远离了官场之苦楚，结束了思乡之压抑，也有机会重温“酒杯诗卷”的日子。但事实是，他不但过得不舒服，而且诗情一去不返，甚至连以前的状态都保持不了。
　　 《姑苏杂咏》组诗是高启隐居期间最重要的创作成果，也集中体现了他此时的心态及写作状态。全诗共123首，有《姑苏杂咏序》作为说明：
　　 及归自京师，屏居松江之渚，书籍散落，宾客不至，闭门默坐之余，无以自遣，偶得郡志阅之，观其所载山川、台榭、园池、祠墓之处，余向得之于烟云草莽之间，为之踌躇而瞻眺者，皆历历在目；因其地，想其人，求其盛衰废兴之故，不能无感焉。遂采其著者，各赋诗咏之。辞语芜陋，不足传于此邦，然而登高望远之情，怀贤吊古之意，与夫抚事览物之作，喜慕哀悼，俯仰千载，有或足以存劝戒而考得失，犹愈于饱食终日而无所用心者也。况幸得为圣朝退吏，居江湖之上，时取一篇，与渔父鼓枻长歌，以乐上赐之深，岂不快哉!因不忍弃去，崒次成帙，名《姑苏杂咏》，合古今诸体凡一百二十三篇云。〔1〕
　　 元末时期，高启以“自适”为创作目的，诗体也多采用受格律束缚较少的歌行体及古体诗，诗风豪放飘逸；明初为官时期，他兼顾了“格调”与“法度”，在诗体上“求全”，诸体皆作，诗风也以雄浑高古为尚；退隐之后，高启力图综合二者，既想有“喜慕哀悼”的效果，又想达到“存劝戒而考得失”的目的，在体式上也追求“合古今诸体”。可以说，此序既有高启一以贯之的诗学理想，也融合了他为官期间对诗歌的理解。
　　 可是，这种理想只是高启的一厢情愿。此时的高启，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圣朝退吏”、“书籍散落，宾客不至”，既没有元末时期北郭诸友诗酒唱和的圈子，也没有为官期间“应制”写作的氛围。在心理状态上，高启刚刚经过了为官三年的煎熬，“畏祸”心理一直如影随形。尽管退居山林，但他已深知不能乱发议论，所以即使“与渔父鼓枻长歌”，还是不忘此乃“上赐之深”，写诗更要兼顾“存劝戒而考得失”之功能。在写作方式上，尽管他也想通过《姑苏杂咏》这种大型诗卷补上自己“纪咏之阙”的遗憾，但这些旧地都是他曾经去过的地方，而今只是靠着“得郡志阅之”的方式按图写诗，缺少亲至实地的所感所思，所以很难具备真实的感情，只能空发议论。如：
　　 入山旭光迎，出山月明送。十里松杉风，吹醒尘土梦。兹山凡几到，题字遍岩洞。阳崖树冬荣，阴谷泉夏冻。怪石立谁扶，灵草生岂种。白云蓊然来，诸峰欲浮动。高鹘有危栖，幽禽无俗哢。凌鲜知履滑，披岚觉裘重。尝登最上巅，远见湖影空。渔樵渡谿孤，鸟雀归村众。还寻老僧居，隔竹听清诵。慰我跻攀劳，为设茶笋供。几年历忧欢，造物若挪弄。身今解組绶，明时愧无用。闲时九节筇，寻访事狂纵。石屋秋可眠，山猿许分共。（《天平山》）〔1〕
　　 吴王在时百花开，画船载乐洲边来。吴王去后百花落，歌吹无闻洲寂寞。花开花落年年春，前后看花应几人。但见枝枝映流水，不知片片堕行尘。年来风雨荒台畔，日暮黄鹂肠欲断。岂惟世少看花人，纵来此地无花看。（《百花洲》）〔1〕
　　 这两首诗都是古风长篇。第一首诗写天平山，让人不禁想起高启元末时的《游天平山记》〔1〕，文中“抚佳节之来临，登名山以眺望，举觞一醉，岂易得哉”的旷达，让我们看到了“青丘子”的洒脱形象。而此时高启眼中的天平山，不是“造物若挪弄”的无奈，就是“明时愧无用”的悲哀，再也没有“举觞一醉”的豪情。诗歌既缺少奔放之气势，也缺少飘逸之文采。第二首诗稍显空灵隽永，表现手法及语言风格也更加细腻。从诗歌“缘情”的角度来看，此诗的艺术水准很高，但“情”却是悲哀凄凉之情，核心在于表现一种“物是人非”、“肝肠寸断”的个人哀怨。尾句的“岂惟世少看花人，纵来此地无花看”，不但表现出作者退隐后生活的无聊、内心的孤寂，也暗示了统一战争对繁华吴中的破坏。从“存劝戒而考得失”的功能观来看，此二诗都不合格，因为它们不但没有达到“知兴替”、“鉴来人”的讽喻效果，反倒宣泄的是个人在易代之际的茫然。此二诗的写法及审美风格足以代表组诗的整体风貌，既没有“喜慕哀悼，俯仰千载”的特点，也不具备“存劝戒而考得失”的功能，只有体式还在勉强服从着此前理想中的“求全”。
　　 不唯《姑苏杂咏》，高启后期的诗作都有此特点。为官期间，出于“应制”的需要，尽管高启也有哀怨，但尚能留下《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等一批高质量的作品。而他退隐后，虽然带着“存劝戒而考得失”的写作目的，但脱离了“台阁”的写作环境，也写不出像样的“台阁”之作。除了洪武四年所写的《喜闻王师下蜀》外，此后高启再也没有写过“台阁”作品。从根本上讲，高启不愿做宋濂这样的“台阁”文人，也做不了。
　　 更可悲的是，三年的政治生涯已经让他饱受“畏祸”之苦，这种压力一直持续到其隐居，他已不可能具有当年的“闲适”与“豪情”。正如他在词作《摸鱼儿·自适》中总结的：“三般检束：莫恃微才，莫夸高论，莫趁闲追逐。”〔1〕此外，友人或“被召”、或遭贬，也使高启感觉形影相吊。他“隐”也不是，“仕”也不是，陷入一种莫名的愁苦压抑：“居闲厌寂寞，从仕愁羁束。两事不可齐，人生苦难足”〔1〕（《晓起春望》）。他甚至开始怀念在京的生活，其《端阳写怀》曰：“去岁端阳直禁闱，新题帖子进彤扉。太官供撰分蒲醑，中使传宣赐葛衣。黄伞回廊朝旭淡，玉炉当殿午亥微。今朝寂寞江边卧，闲看游船竞渡归”〔1〕。在这种无所归依的孤独感中，
　　高启空有写诗的抱负，却再也不可能有实际上的创作进步，所以无论高启被杀与否，他都无法跻身一流诗人之列〔8〕。在这种“颓废”的心态下，高启的写作最终走向“山林”与“台阁”的双重失落。
　　 洪武七年（1374），高启因苏州知府魏观案的牵连被腰斩于市。高启之死只是拉开了吴中文人多舛命运的序幕，这也似乎宣告了吴中诗风偃息，而明代诗坛却依然朝着新的方向前进。
　　注释：
　　①见张羽《静居集》卷一，收入《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出版。
　　②见朱存理《珊瑚木难》卷五，明钞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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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武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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