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司马迁编撰思想对现代编辑的启示_司马迁史记全文
时间：2019-04-15 03:20:1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了解司马迁的编撰思想，关注其在编辑学方面的贡献，有利于现代编辑出版工作的发展，而其在《史记》这部不朽著作中所体现出来的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也值得我们新时期的编辑工作者学习和借鉴，那就是拥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提高自己的职业素质，不断完善自身的编辑创新能力。
关键词：司马迁;编撰思想;创新
中图分类号：G2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8-0092-02
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西汉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起轩辕、下至汉武初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变迁，开创了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等独特体例。从历史的角度讲，它开创了我国古代两千多年历朝正史的先河；从文学的角度讲，它以如椽之笔绘黄帝、炎帝、夏禹、姜尚、老子、孔子等传奇人物于一体，展示了一道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廊。可以说，《史记》一书中几乎囊括了当时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并附以人情理趣、世态百相的如诗描述，成为双跨文史学界的不朽巨著。
一直以来，世人熟知司马迁在文学和历史方面的地位和影响，却忽料了他在编辑方面的贡献。《史记》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1]，不仅是一部取材广泛、采择审慎的实录，也是司马迁编辑工作的杰出成果。了解司马迁的编撰思想，关注其在编辑学方面的贡献，不仅有利于现代编辑出版工作的发展，而且其在编辑工作中所体现出来的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值得我们新时期的编辑工作者学习和借鉴。
一、首开纪传体的编撰手法
我国著名出版家戴文葆认为，编辑是“使用物质文明设施和手段，从事组织，采录、收集、整理、纂修、审定各式精神产品及其他文献资料等，使之传播展示于社会公众”。在我国古代，编辑是指顺其次第、编列简策而成书，在《说文解字》中我国东汉著名学者许慎将“编”释为“次简也”、“辑”释为“车和舆也”，清代段玉裁则在注释时称“以丝次第竹简而排列之曰编”。由此可见，“编辑”二字即从收集编连简策而来，在古代是一种收集和整理活动，将分散的资料变得集中，将无序的文字资料变得有序，从而达到传播信息、储存知识、进行交流的目的。古人精心整理、编纂文献典籍，使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得以代代传承，正因为有了司马迁等大编辑家的辛勤创作，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才得以保存和发展。
作为第一部综合性的纪传体通史，《史记》共130卷，52万余字，全书共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其中“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时间记述历代君主的言行政绩；“表”是用表格形式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是全书叙事的补充和联络；“书”主要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记载自周以来开国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孔子、陈胜等特别重要人物事迹；“列传”记载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事迹，其中包括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游侠、刺客等，还有一部分记载了少数民族的历史。《史记》通过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这五种体例的相互配合和相互补充，形成了一套独特而完整的体系。
在我国历史上，《史记》是第一部由个人独立创作并完成的具有完整体系的经典著作，其作者司马迁独辟蹊径，创建了史书的新形式，他首开纪传体的编撰手法，使该书成为“二十四史”之首。《史记》问世之前，我国史书编纂的体例方式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如《春秋》类的按照年月记事的编年体，一种是如《战国策》类的一篇一事的记事体。司马迁认为撰史应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根据这一编辑宗旨，他一改过去的编年和记事这两种体例，在博采以往各体史书之长的基础上，独创了纪传体编辑体例。
此外，司马迁在《史记》中还把当时许多诘屈聱牙的古书词句转译成汉代书面语，行文中经常引用一些口语和谚语，语言表述平易简洁，展现人物生动鲜活，情节富有表现力，这在当时也是一大创新之举。正因为如此，后来的古文家在批评骈俪文的形式主义倾向和纠正艰涩古奥文风时，都要标举《史记》，把它视为古文的典范[2]。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当前我国新闻出版业正面临巨大的机遇和挑战，更应该努力解放思想，大胆谋求创新之路。编辑工作同样离不开创新，而编辑工作者作为文化传播的中坚力量，更应该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不断在工作中突破自己。
二、注重积累，言之有据
《史记》全书纪事的时间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也就是司马迁本人所生活的年代；而空间上不仅涵盖了当时汉王朝的整个版图，而且还涉及当时周边所知道的其他地域。在全书编撰过程中，不论是记述影响甚广的重大历史事件，还是再现人物、情景错杂的重大场面，司马迁都能够行文流畅，写起来条理清晰，显得游刃有余。从《史记》的巨大的成就和影响中我们可以得知，司马迁博学多才，不仅具备了一个杰出编辑的职业素养，而且拥有着极强的驾驭文字和材料的编辑能力。
自幼年时积累下来的广博学识为司马迁编撰《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司马迁生于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他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达30年之久，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对司马迁的早期启蒙教育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产生过重大影响。司马迁在十岁左右跟随父亲迁居长安，尊当时著名的经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为师，认真学习《古文尚书》和《春秋》，从而奠定了他坚实的学问基础。后来，司马迁任职太史令后，更是孜孜不倦地阅读，掌握了大量的知识。
漫游天下的亲身经历，也使司马迁积累了很多材料，增长了学识。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司马迁20岁时就南游江淮地区，北渡汶水、泗水，到达过今天的浙江、湖南、江苏、江西、山东、河南等地，并寻访了屈原、韩信、孔子等历史人物的生活旧址。司马迁被任命为郎中后出使过四川、云南一带，后来侍从武帝巡狩封禅时又游历了很多的地方，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当时全国各地。漫游不仅使司马迁开拓了胸襟和眼界，还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为他后来编写《史记》储备了诸多的资料信息，并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 司马迁是一位非常注重事实的史学家，他继承了古代史家“实录”的优良传统，在撰写《史记》时精心考核与选编材料，做到言之有据。比如司马迁研究战国时期魏国历史时，听说秦国在灭魏国时遭到顽强抵抗，一心想要谋取胜利的秦国将黄河的水引进魏国首都大梁城，当时淹死了许多人。由于这种说法是传闻，并没有确凿的历史纪录，为此司马迁亲自进行实地考察，在肯定了秦国确实放水淹过大梁城的事实之后，才在书稿上记叙下来。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这种对待史料讲求言之有据的严谨作风正是编辑工作者应该学习的。严谨的态度是工作成功的良好开始，只有树立严谨正确的工作作风，才能保质保量地完成工作。编辑工作并非简单地堆砌修改文字材料，而是一个集整理和加工于一体的复杂过程，因此合格的编辑工作者一方面应具备相应的知识体系，注重积累，另一方面要实事求是，精益求精，这样才能站在一个纵览全局的高度上，完成好本职工作。
三、兼容并蓄，成一家之言
《史记》一书不仅体大思精，而且包罗广泛，它并未局限于某个历史时期，记录面要比封建社会中其他的“正史”要宽广得多。它不仅写了远古近古，也写了司马迁本人所处的时代；不仅写了政治、军事，也写了经济、文化；不仅写了中原、华夏，也写了边疆、外国；不仅写了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也写了下层社会的各色人物等。通过编撰《史记》一书，“从纷繁复杂的古今历史现象中探求历史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正是司马迁编辑思想的精华所在”[3]。这种囊括古今各类知识、各家各派文化于一炉而加以融会贯通的气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因此，班固称赞《史记》“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4]。
司马迁不仅善于接受不同内容和不同观点，而且在综合掌握前人典籍的基础上，兼容并蓄，融会贯通，还敢于表明自己的观点、立场，大胆思考辨伪，独树旗帜，“成一家言”。《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面对旧有的包罗万象、纷繁复杂的史料、古籍，首创“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的编辑方法。他的这种评述方式并没有让读者有强加于人的感觉，但却对其理解历史人物和事件产生一定的影响。因而，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曾赞叹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既然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5]。
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优秀传统在司马迁身上得以再现，在《史记》一书中，他在字里行间中表达出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司马迁因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而获罪，即使遭受宫刑，他仍然秉承着著史传世的强烈使命感，以坚韧的毅力完成《史记》这一鸿篇巨著。作为一个朝廷的史官，司马迁以一人之力写就《史记》，并没有体现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意志，这是十分难得可贵的。例如，司马迁在谈到当时的权臣霍去病治军时，记载道：“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梁肉，而士有饥者。”而对飞将军李广治军，记载道：“广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刀斗以自韂，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两相对比，司马迁的褒贬自然不言而喻。
从司马迁身上，我们编辑工作者能学到很多优秀的品格。当今社会，很多人认为编辑的工作就是“为人做嫁衣”，默默无闻地进行幕后工作。事实上，对于现代编辑工作者来说，应该拥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应摈弃浮躁、功利的心态，在工作面前应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不断提高自己的职业素质，不断完善自身的编辑创新能力，是我们每一位编辑工作者所追求的工作目标；力争为读者提供最好的精神文化产品，用正确的观点来引导读者，是我们每一位编辑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职业准则。
参考文献：
[1]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赵伟.中国编辑成就史论[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0.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5]顾炎武.日知录[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