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侍坐 [《论语・侍坐》断想]
时间：2019-02-12 03:34:4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论语・先进》篇有一章《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或简称《侍坐》。这是《论语》标题的惯例，以首句或首句中的语词为题。这段文字也有以“论志”为题的。这是根据内容命题。但细想一下，“论志”实在不能作这一章的独一无二的标题。因为《论语・公冶长》就有孔子与颜渊、子路的“论志”。这次子路还反问孔子，“愿闻子之志”，孔子的回答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另外，《韩诗外传》中还记载了两次孔子与弟子论志之事。一是孔子与子路、子贡、颜渊游景山，孔子说：“君子登高必赋，小子愿言者何期愿，丘将启汝”。于是各言其志。一是孔子与子路、子贡、颜渊游戎山，孔子喟然叹曰：“三子各言尔志，予将览焉。”这些文字均可题为《论志》。因此，《论语・先进》篇这段文字的标题还是以传统做法为好。
《侍坐》是传统名篇，千古流传。它是《论语》中自成段落的最长的文字之一，内容丰富，给人以极大的思索空间。从教育的角度看，作为教育家的孔子，非常重视为人处世的人生观教育。教育之本在于如何为人，如何立身。四子侍坐，“各言其志”。这里的“志”是大志，是个人与社会、国家、百姓的关系问题。儒家诗教为“诗言志”。“言志”不同于“缘情”。从中国文学理论发展而言，先讲“诗言志”，到了文学的自觉时代，缘情之作得到认可，陆机在《文赋》中总结：“诗缘情而绮靡。”“缘情”取得了与“言志”并驾齐驱的地位。今天讲情志，一而二，二而一，不妨统称情志。而在古代，志与情本来各异其趣。言志与国计民生有关，是个人的宏望大愿，与为国为民、忧国忧民有关。王勃的《滕王阁序》不是说“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吗。情则是亲情、爱情、友情、人情，属于个人的范畴，与志相比，在古人的眼里，虽是客观存在，但不登大雅之堂。孔子与四位学生“言志”，体现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教书育人，重在学生立身处世，致力社会民生。
孔子的教育方法也值得称道。他对学生的态度和蔼亲切，绝无师道尊严，凛凛然望而生畏的样子。“侍坐”是老师学生一道坐着。当然这是古人的坐法，臀部坐在脚后跟上。在《论语》中，孔子与学生在一起，除“侍坐”外，还有“侍”和“侍侧”。“侍”是孔子坐着，学生站着，大抵在一起的时间不太长。“侍侧“，学生或坐或站，“侍坐”则学生一定坐着。师生同坐，更宜于亲切交谈。孔子鼓励学生勇敢发言，“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不要因为我年纪稍长而拘谨不讲，然后提出问题：“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问题。“居则曰”云云反映了学生的自负，平时有怀才不遇之感，可见孔子平时对学生的了解。“如或知尔”是一种假设，隐含着不能光有牢骚，应该有准备，立大志，有真才实学。这样提问，既有针对性，根据学生平时表现而提出，又有充分发挥的余地，“各言其志”，相互间还可以取长补短，得到启发。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在学生发言之后的评价。既然是“各言其志”，人各有志，不得勉强。因此，孔子没有对各人的志愿作是否好坏的判断。对子路的发言“哂之”，是因“为国以礼，其言不让”。孔子是用暗示性的方式责备了子路不够谦让的态度，其中也包含了对子路所说过大过满的含蓄的批评。冉有讲的能使小国丰衣足食，公西华讲的做宗庙会同的“小相”，均与安邦治国有关，属于“志”的范畴，孔子无所轩轾。但在曾点发言之后，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该如何看待呢？我认为，这不是孔子在几位学生中分高下，给曾点打“高分”。孔子“与点”，是真情流露，表示“我赞赏曾点的志向啊”。对一篇文章、一件事情，各有感悟，当学生说出自己的认识、感悟的时候，应当作恰如其分的评价，但不能抹煞各自的个性，也不能强以分数的高下来评定；即使感悟有差距，也只能启发他们提高认识。孔子就是这样做的。
《侍坐》内容引起极大争议的是得到孔子赞赏的曾点的志愿。清代的崔述就在《洙泗考信录》中提出了若干疑问。诸如孔子所问“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当然是从政之事，而曾点答之以日常生活，与政事无关，岂不是答非所问。又如问答之时，曾点鼓瑟自若，等到老师发问，才“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不合学生对待师长的态度。还有称谓可疑，“夫子喟然而叹”，“夫子”是战国时用的称呼，用在这里可疑。崔氏大胆怀疑，这一章是道家者流所托，原来言志者仅三人，后来加上曾点为四人。其实，平心而言，这些疑问是可以解答的。所谓“答非所问”，实为无所拘束，各言其志，想什么说什么，不作迎合，照直而对；孔子“吾与点也”正是赞赏曾点直抒胸臆和愿望朴实。曾点鼓瑟是当时的一种礼仪，他承担乐奏，并非旁若无人的态度。而“夫子”一词用作学生对孔子的称呼在《论语》中达30次之多，可见是习惯用语。至于说是道家者流伪造而掺入了这番话，更属于猜想，缺乏事实依据。因此，崔氏的“疑”暂时只能存而不论。但是，这也让我们思考，曾点所言是什么样的情景呢？
东汉王充《论衡・明雩篇》对曾点所言作了解释。他认为鲁国在沂水之上设雩祭，“祭水旱也”，即是通过祭祀，祈求风调雨顺，既无水灾，也无旱灾。王充说：“春谓四月也。春服既成，谓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乐人也。浴呼沂，涉沂水也，象龙之从水中出也。风乎舞雩，风，歌也。咏而馈，咏歌馈祭也。说论之家，以为浴者，浴沂水中也。周之四月，正岁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风干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审矣。”“孔子曰：吾与点也，善点之言，欲以雩祭调和阴阳，故与之也。”
王充是著名的唯物主义者，对曾点所言作了切近实际的解释。对“浴乎沂，风乎舞雩”作了辨证，认为不是在沂水洗澡，更不是洗澡后吹干身子，不过是涉水而过，象征龙从水中飞起。舞雩，是以乐舞举行雩祭的地方，日积月累，舞雩成了这个地方的名称。《论语・颜渊》：“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舞雩即地名。王充的解释在于说明事实，但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宋代理学家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朱熹从天理与人欲对立的观念来解释曾点之志，赞美他天理充沛，人欲灭尽，心胸开廓，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这只是宋明理学家阐发儒家理念的典型例证，未必符合原意。其实，曾点说的与天理、人欲无关，不过是他对理想社会的一种向往与憧憬罢了。
春秋末期，礼崩乐坏，诸侯纷争，战乱频仍，是“天下无道”的乱世。曾点有感而发，描摹了古代太平盛世的景象，百姓安居乐业，社会井然有序，奉古道，行古礼，以雩祭的方式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正惟其为现实所无，才会成为曾点的理想与愿望。他渴望“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太平盛世的到来。其次，在乱离的当代，曾点无心从政，而是洁身自好，安贫乐道。这是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为人处世之道。后来陶渊明厌恶官场污浊而归隐，白居易所谓“穷则独善其身”，庶几近之。孔子主张积极入世，“知其不可而为之。”一生奋斗，到处游说，“惶惶如丧家之犬”，从政之志始终未能舒展。《论语》中记载了孔子许多不得志的感慨。他幻想“乘桴浮于海”，坐上木排到海外去。“子欲居九夷”，他要住到蛮荒之地去。他向往“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自甘淡泊，自得其乐。孔子有这样的感慨与向往，赞赏曾点的看法也是很自然的了。
清代张履祥在《备忘录》中对四子所言作了一番巧妙的顺序解读。他说：“初时师旅饥馑，子路之使有勇知方，所以戡定祸乱也。乱之既定，则宜阜俗，冉有之足民，所以阜俗也。俗之既阜，则宜继以教化，子华之宗庙会同，所以化民成俗也。化行俗美，民生和乐，熙熙然游于唐虞三代之世矣，曾皙之春风沂水，有其象矣。夫子志乎三代之矣，能不喟然兴叹！”子路平定祸乱，冉有富足百姓，公西华淳朴风尚，曾点自然游于“民生和乐”的三代了。各人的志愿成为到达太平盛世的各个阶段，此说固属想当然耳，但读来颇有意思。有一点说得很好，曾点所言是唐虞三代的盛世景象，令孔子心向往之。
至于曾点是不是道家者流，根据上文所说，回答是否定的。曾点表达的无非是直面现实而产生的善良愿望。朱熹在《答欧阳希通》中说曾点：“不害其为狂，过此流入老庄矣。”称曾点为“狂”，不循正道，偶发狂言，表示愤世疾俗之情，不能称之为道家。
在孔子时代，有一批避世之士，他们对孔子都持批判态度。《论语・宪问》中的“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批评孔子在如此黑暗的社会中，还有心求仕，不肯听之任之，洁身自好。《微子》篇中的楚狂接舆，告诫孔子“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不要到处游说，竭力求仕，现在的执政者都是危乎其危的啊。还有长沮、桀溺，认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天下的坏东西犹如滔滔洪水，到处都是，谁能奈何他们，劝告孔子不必徒然奔忙了。还有荷�丈人，批评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这批人，孔子称他们为“辟世之士”，所谓“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论语・宪问》）。贤者为逃避恶浊社会而隐居，次一等的择地而处，再次一等的避免不好的脸色，再次一等的回避恶言。孔子与他们“道不同，不相为谋”，但称之为“贤者”。这批人“荷蒉”“荷�”“耦而耕”，都是自食其力者，鄙视现实，避世而居。他们称得上是道家的先驱。曾点所言，与避世之士相近，不过，曾点充满理想色彩，充满向往之情，不同于避民之士的冷漠。避世之士单纯唾弃现实，没有理想的追求。因此，曾点既不是道家，也与避世的贤者有别。
《论语》不是文学作品，而是历史人物言语、行为的实录。但它具有较强的文学性，《侍坐》章尤为突出。其中的孔子及其弟子，形象鲜明。孔子是循循善诱、教育有方的好老师，而且是性情中的人物。好老师，自不待言，上文说过了，性情中人表现在真情实感自然流露，不隐瞒，不掩饰。看到子路“率尔而对”，毫不谦虚，自然地“哂之”。听到曾点的志愿，情不自禁地“吾与点也”。这种赞赏，包含着内心的矛盾，一心有为，却到处碰壁。在愤懑不平中听到曾点的话，空谷足音，“与我心有��焉”。陪侍孔子的几位学生，个性鲜明。子路直率、爽快，不知谦让，不懂斟酌轻重，有点快人快语。冉有、公西华谨慎、小心，也很机敏。看到老师哂子路，冉有立即降低规格，将子路所说的大国降为小国，将“有勇”“知方”的目标降为“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冉有这样讲了，老师没有表态，公西华更谦逊了，“非曰能之，愿学焉”；内容也从治国降为“宗庙会同”的文化礼仪之事。曾点从容自在，老师点名之后，先表明自己的志愿不同于子路等三人，得到老师的鼓励后，侃侃而谈。可以想象，曾点得到孔子的赞许后，内心是兴奋的，于是想进一步听到老师对同学的评价。而孔子坚持“各言其志”，没有批评子路等三人的志愿。这时的曾点也许有点失望吧。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个性，在短短的对话中，还显示出各人的心理活动。这样精细的刻画，确实非常高明。这不是靠技巧而得，是自然的精湛的记录。如果将《论语》中所有人物有关的言语、行为集合起来分析，足以看到这些历史人物的风貌。
总而言之，《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的确是一篇值得深长思之的好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