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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娘小说女性意识的呈现] 传奇小说墨舞碧歌

    时间:2019-01-15 03:31:0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 要:梅娘对女性意识的书写是在一个充满压迫和苦难的环境中进行的。梅娘的小说因为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而显现出更为普泛的人性意义,她笔下的女性苦难虽然也有阶级、民族重压下的强音,但主要还是来源于两性压迫的壁垒之上。梅娘的女性书写隐含着民族立场和个人话语兼容的写作姿态,力透纸背地展示了沦陷区民众的惰性与麻木,在死的挣扎和生的顽强中表现出全民族的觉醒和奋进。
      关键词:梅娘;性别苦难;女性意识
      
      收稿日期:2007―10―25
      作者简介:傅可,吉林大学文学院新闻系。
      
      与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写作不同,梅娘对女性意识的书写是在一个充满压迫和苦难的环境中进行的。历史的局限和环境的迫压使她必需选择一条能够为那个时代允许和接受的表达方式。触目即是的女性现实苦难,是她必须的选择,她来不及也没有余暇从事更为纯粹意义上的“女性书写”。因此,对性别苦难的沉重叙述成为梅娘小说表现女性意识的主要方式。
      
      一、性别苦难的执着书写
      
      在现代文学史上,书写性别苦难的主题,不是梅娘的首创。同样书写女性悲剧并先于她步入文坛的萧红,1933年便以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完成了浸满阶级压迫的女奴宣言。王阿嫂的形象集中反映了阶级压迫重压下劳动妇女的生存困境。她成年累月地为地主们劳做,吃的却是“地主用以喂猪的乱土豆,连一片干菜也不曾进过她的嘴”。丈夫被张地主活活烧死后,自己也悲惨地死于封建地主的迫害之中。萧红在以血代墨的书写中,揭示了一个贫苦的劳动妇女身心所承受的沉重压迫。与萧红这种明确的阶级意识相比,于“言与不言”的文学困境中艰难书写女性命运的梅娘,性别意识似乎比阶级意识更为浓厚。如果说萧红是以眼泪和仇恨谱写女性关于爱和憎、生与死的悲歌,从而打上了沉重的阶级烙印,标志着受难者对压迫行为的强烈反弹,那么梅娘的小说则因为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而显现出更为普泛的人性意义,她笔下的女性苦难虽然也有阶级、民族重压下的强音,但主要还是来源于两性压迫的壁垒之上。同为三四十年代东北沦陷区的女性作家,与萧红相比,梅娘的这种创作倾向显然缺少面向民族解放的时代主题时所必须的力度。这其中固然有作家个人社会阅历的局限,但主要还是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
      萧红生活在东北的时候,正值沦陷前期,由于日本占领者主要忙于军事镇压行动,在思想文化方面尚未来得及进行严酷细密的法西斯统治,使得萧军、萧红、罗烽、白朗等人还能够以自由的心态歌哭呐喊,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压迫者。那么到了梅娘从事文学创作的沦陷中后期,伴随着日本占领者和封建主义的代表“伪满洲国”在思想文化方面法西斯统治的升级,广大沦陷区作家虽然同样具有家国沦亡的创痛和借文艺推动民族解放事业的功利目的,却无法以直接暴露的表现手段,介入到现代文学发展的左翼阵营。社会环境的变化使进步作家的处境相当尴尬:“一个人,应该说的话一定要说,能够说的话一定要说;可是应该说的话,有时却不能够说,这其中的甘苦,决非‘无言’之士所能贪图其万一。”在这种情况下,梅娘所面临的“言”与“不言”之间两难的文学困境,使她不能像萧红那样直接暴露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血泪现实,只能选择一条更为曲婉的表现道路。“爱好于写作的人们只好暂投足于自我情感的讴歌里,收拾起那些有血有肉有活力的文字,换上了纤弱的低哑的幽咽。”因此说,通过对女性性别苦难的执着书写来曲婉地表达民族苦难的沉重主题,是梅娘在沦陷区高压的文化环境下,不得不做出的现实而无奈的选择。
      因而在梅娘的笔下,即便是阶级与民族的显性压迫,也是以两性对立的隐性压迫为途径表现出来的。1938年创作的中篇小说《蚌》,就是这种女性视角的形象展示。在作品中,梅丽不但在上班时间被强迫为上司来的日本客人倒茶,即使是傍晚散步,也要受到日本士兵的侵扰。“‘你是我媳妇!’醉了的人再追上来,去拉秀文垂着的手。受惊的三人在路上闪避着醉鬼,往后退,醉了的人追随着穿过去,横拦着去路。”尽管作品没有直接揭示压迫者的狰狞面目,却可以从中明显地感受到女性的苦难与民族压迫的大背景的关联,虽若隐若现却触目惊心。而作者充满倾向性的语言,更是犀利地直指街头作为看客的男性:“街上的人只望着,怯懦的他们不会加给这三个可怜的姑娘什么助力的,因为对方是高级的人种,躲还怕躲不清,谁肯找事呢?”。本国男性羸弱的精神本质,助长了压迫者的气焰,也反衬了异族压迫下女性艰难的生存境遇。当同胞遭受侵凌时,沉默本身就是助纣为虐。这一典型情境的展示,寄予了梅娘对直接压迫者与间接压迫者的双重控诉,而这种独特的女性视角,更是梅娘在男性视阔之外,对家国沦亡这一民族灾难主题的一次意味深长的揭示与提升。
      
      二、性别苦难根源的揭示
      
      如果说民族压迫下的性别苦难是沦陷区存在的一种社会现实,它只是作为时代风貌,吸引着作家关注的目光,那么中国几千年来的男权传统对女性肆意而无情的伤害,则是梅娘最为深邃的女性记忆,并铺垫成一种强烈的女性意识,投注在创作之中。因而在梅娘的笔下,来自另一个性别的压迫是女性苦难产生的最大的渊薮。在梅娘的小说中,反复出现着男性为了一己私欲而把女性推向苦难深渊的情节,其中有血浓于水的父女,也有恩爱并重的夫妻。《小广告里的故事》写了一个逼迫外甥女靠色相为自己赚钱的姨爹,《蚌》和《蟹》中都有父亲不顾女儿的终身幸福而把女儿推向火坑的情节。“美丽的女儿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棵摇钱树,至于女儿的幸福,他认为有钱就有幸福。”父女关系如此,夫妻关系也不例外,在小说《鱼》中,当民族压迫以具体的缺吃少穿,困苦不堪的日常生活形态压在女主人公芬身上的时候,她还要承受着另一种形式上的“传统压迫”:她曾不顾家庭反对而毅然与之同居的丈夫,在与她共同支撑了一段艰难的岁月后,出现了一种与传统男性中心社会妥协所必然造成的怯懦和自私,为了得到父亲的原谅,逼迫芬回到他的传统家庭中去做姨太太。
      畸形社会是造成形形色色婚姻、家庭悲剧的祸首,而种种不幸的重压又都无情的转嫁到孤立无援的柔弱女子身上。在这里,梅娘不仅批判了几千年的男性权威,解构了女性的苦难渊源,同时,作者还进一步地表现了女人缺乏自觉的独立意识和强健的精神品格,而默许了男性权利存在的合理性,以至于不自觉地加入到女性悲剧制造者的行列。《侏儒》是一个颇有意味的小说文本。这是一个充满母性光辉的作品,它讲述了一个精神痴呆的侏儒,如何在关爱与呵护中焕发出常人情感的故事。同时侏儒的身世又是一个女性苦难命运的缩影,一个贫穷而美丽的女人被迫与人姘居,既不能被孱弱的男性保护,也无法见容于另一个女人。房东太太把对丈夫用情不专的愤怒完全发泄到与她一样的弱者身上,跑去一顿毒打,她的命运必然性地以悲剧告终。事实上,女性对女性的戕害远比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更具有悲剧性。它表明男性话语对女性话语的同化能力已经渗入到整个文化机体之中,成为一种沉重的超稳定结构,使女性在这个机制当中遭受揉搓、撕扯、破损,最终走向灭亡。鲁迅很早就在《祝福》中揭示了这个超稳定结构的真象,柳妈成为无数将祥林嫂推向死亡的黑手中,最具有悲剧性意味的一只。
      
      三、性别苦难主题的升华
      
      “九•一八”事变后,历史的强行进入摧毁了梅娘的时空构架,沉重的民族苦难把她和东北沦陷区的民众一起抛进了一场带血的噩梦。在血与火的交织中,民族苦难和个人情怀被统一起来,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梅娘自觉地把女性个体意识融入到了群体意识当中,主动的担当了时代苦难和民族苦难的表达者的角色。因此,作为一位深受“五四”文学“为人生”观念影响的现实主义作家,梅娘的忧患意识不仅来自女性千百年来始终蜷伏于历史地心深处的关于苦难的记忆,也来自于沦陷区喧嚣以久的公众矛盾,即家国沦亡的社会现实。斯达尔夫人说,对弱者的怜悯、对不幸者的同情,毫无功利目的的心灵激扬,这些远比政治道德更符合妇女的本性。这种源于女性自我的忧患意识使梅娘的创作在书写女性苦难的基础上能够展示更为广阔社会图景,以一种委婉细腻的女性关怀展示弱者生存所遭受的现实苦难的盘压,进而揭示出在民族苦难中挣扎的民众的困厄、呻吟和愤懑。《行路难》中的“他”是一个无法使妻和子温饱而女儿又在生病的小学教员,在已经写好遗书的绝望处境中,抢了我十块钱。这一突发事件使我知道,从前用来喂牲口的已经带一点霉味的花生饼,“现在人吃它还供不饱呢”。小说字里行间流淌着女性细腻的同情与真挚的自省,通过塑造这样一个平民形象,生动展示了更为深广的社会现实,显示了极强的悲剧意蕴。此外,在《傍晚的喜剧》、《黄昏之献》、《小广告里的故事》等篇目中,梅娘对平民尤其是战乱中女性苦难的生活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小六子就是因为“铁道线建什么防护网占了他家的菜地”,才被妈妈送到城里浆洗房当学徒,虽然饱受掌柜一家的欺凌,比起妈妈没米下锅的日子,却又不得不满足一天三顿饱饭的生活。《黄昏之献》类似于速写,在主要刻化一个想入非非、举止荒唐的伪君子形象时,作者仍穿插了一个“跑匪跑出来的,全家烧光了,孩子的爸爸不知死活”独自带着五六个孩子四处乞讨的农村妇女的悲惨遭遇。作家在不动声色的写实中露出几分含泪的微笑,虽然只是一笔代过,却令人倍感凄凉。她们的境遇蕴含着所有社会底层民众的不幸,她们的悲剧似乎是整个沦陷区人民生活悲剧的社会化。与同一时代集中描写家庭生活的苏青相比,梅娘在小说中运用曲婉的书写方式,通过虚实相间的处理手法,虚化背景,实写苦难,着意地选取了大众生活这一题材,用充满同情的笔触,表现了在日帝的经济侵略下,广大沦陷区人民度日的艰难。她笔下的底层人民没有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无法维持最起码的温饱,真正到了“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地步。尽管梅娘选取了曲婉的笔致,但仍旧显示出她反映社会黑暗的勇气和现实主义创作的力度。对民族苦难的揭示,是梅娘小说性别苦难主题在情感逻辑上的深化和升华,也是梅娘的女性意识在沦陷区社会背景下独具特色的表达。
      梅娘的女性书写和民族矛盾之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沦陷区时代文学的走势和抉择,并促生了梅娘小说女性意识的升华,其中隐含着民族立场和个人话语兼容的写作姿态,力透纸背地展示了沦陷区民众的惰性与麻木,在死的挣扎和生的顽强中表现出全民族的觉醒和奋进。它不仅展现出普通劳动者的呻吟、呐喊和抗争,而且也渗透了梅娘小说创作的新的大众的气息。
      
      参考文献:
      [1]萧红:《王阿嫂的死》,《东北现代文学大系第三集〈短篇小说卷〉(中)》,张毓茂主编.沈阳出版社,1996.12(1),958.
      [2]梅娘:《动手术之前》,《梅娘小说散文集》,张泉选编.北京出版社,1997.9(1),279.
      [3]季疯:《言与不言》,原收季疯《杂感之感》,1940年长春益智书店出版,转引自钱理群《精神的炼狱-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到抗战的历程》.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177.
      [4]林里:《东北女性文学十四年史》,转引自《东北现代文学大系•评论卷》,张毓茂主编.沈阳出版社,1996.12(1),514.
      [5]梅娘:《蚌》,《梅娘小说散文集》,张泉选编.北京出版社,1997.9(1),51.
      [6]转引自王绯:《新纪元:“空白之页”上的女性书写》,《中国文化研究》,1995.(3)75.
      [7]梅娘:《蟹》,《梅娘小说散文集》,张泉选编.北京出版社,1997.9(1),185.
      [8]梅娘:《行路难》,《梅娘小说散文集》,张泉选编.北京出版社,1997.9(1),294.
      [9]梅娘:《傍晚的喜剧》,《梅娘小说散文集》,张泉选编.北京出版社,1997.9(1),4.
      [10]梅娘:《黄昏之献》,《梅娘小说散文集》,张泉选编.北京出版社,1997.9(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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